第三节　城市性格的形成与人文定位分析

巴山蜀水、楚水汉天、二樵珠江、江南水乡，每个城市都有其独具特色的山水形胜。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多种多样的城市样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城市性格。用心探索城市的性格，有心创造城市的特色，又何至于形成“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呢？

一、厘清城市的历史脉络

宁波这座具有灿烂历史的文化名城，市境内有河姆渡文化遗址、全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保国寺、上林湖越窑遗址、它山堰古代水利工程、镇海口海防遗址、奉化蒋氏故居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以及天下禅宗五山之二的天童寺、珍藏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等等，都为宁波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从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到唐宋时期的海上贸易中心、明清时期的地方文化中心、鸦片战争之后的重要外埠，再到近年来的计划单列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宁波一直在我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自身独特的重要地位。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对城市性格和城市形象进行分析时，我们无法忽略上下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对城市性格的深厚积淀作用。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选择城市若干个重要的对城市性格的形成有所促进和改变的历史节点加以考察，分析这座城市性格形成和转变的重要因素，以达到厘清城市脉络、解析城市形象的目的。那么，在宁波的历史长卷中，可以选取出以下几个片段加以重点考察。

1.起点——远古时期（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3300年）

关键词:新石器文化、河姆渡

城市形态:狩猎转向农业经济的过渡文明，华夏民族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代表远古时期的甬江（余姚江）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作为我国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我国国内最早的稻米种植地，此时的甬江大地不仅是宁波人的甬江，更是中华民族的甬江。

2.孕育——秦汉

关键词:鄞、?、句章

城市形态:东越地边远小城

春秋时宁波为越国甬东境地。秦平楚（公元前222年）之后，属会稽郡下的鄞、?、句章三县境地。这时，鄞之故城在奉化白杜，句章在今江北区乍山乡城山渡（后迁至小溪），?在今宝幢阿育王寺附近的?山。现老市区三江口一带，相传当时已成为规模较大的“甬水村”，“甬水村”之“甬”字，即为现在宁波的简称。

3.灿烂——唐宋元

关键词:海洋文化、工商业

城市形态:东亚地区海上文化交流中心，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起点

唐宋元时期（也可以包括明代前期）是我国古代史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我国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宁波自唐代以来，与新罗（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相继开通贸易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五代（吴越国）宋时宁波更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几个重要基地之一，南宋时在宁波设沿海置制使，辖温台明越四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都会，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宁波的城市文化开始由江河内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进行悄然的转换。这一转换大大开拓了宁波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海外视野和生存空间，宁波也从此一直屹立在我国海上交流的第一线。

同时，由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中外贸易的加速往来，宁波的越窑青瓷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宁波成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宁波的青瓷除了在国内使用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出口国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载体。

4.内敛——明清

关键词:（内陆）传统文化、学派、藏书楼

城市形态:浙东文化名城

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史上最辉煌的标志性事件，但在此之后，内敛性的国策导致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衰落。这一时期的宁波城在政府“防岸弃海”的指导思想下采取了海禁政策，除了平倭与一些民间走私活动之外，普通市民的生活已经很难与外洋产生联系，因此宁波又重新回到了封闭、抑商、重农、治学、内敛的内陆文化上来（明清时期，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些教士开始进入宁波传播教义和西方知识，对宁波的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宁波在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格仍然是封闭的、内敛的）。

在这一时期内，宁波的学术氛围浓厚，文化名人辈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学派、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以及文化名人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张煌言、梅调鼎、范钦等人，都对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5.开埠——清末、民国

关键词:《南京条约》、宁波帮

城市形态:东方商埠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宁波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一起，成为中国最早被坚船利炮敲开的门户。不论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如何，由于开埠的时间较早，宁波人能够更早地接触到西方的近代文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宁波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此外，在宁波的现实人文环境中，另一项比较特殊的要素就是“宁波帮”，即从宁波开埠以来宁波商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商人群体。这些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的“宁波帮”已经有30万之众，广泛分布在东南亚、欧美等地的64个国家和地区。“宁波帮”不仅为宁波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尽心尽力、慷慨解囊，也为宁波的社会人文环境提供了独特的外洋气息。

6.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关键词: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

城市形态:东方大港、活力之城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化工业基地，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也是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二、寻找城市的历史亮点

一些知名的城市往往在历史上有非凡的影响力，如洛阳之于佛教、登封之于武术、吐鲁番之于丝绸之路等，这些城市因此也具有了其他城市所难以具有的重要地位。对宁波而言，千年前镶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明州城，恰恰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亮点。

1.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海洋文明是宁波城市发展与城市性格形成的主线之一。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地域鲜明，个性突出，为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www.daowen.com)

宁波在境内有两湾一港，这些港湾又内连宁波陆地的众多河流，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织品、陶瓷、茶叶等货源的充分供应。在物产方面，古人有“四明三千里，物产甲东南”之说，宁波与周边地区生产的丝绸（日本称之为“唐绫”）、青瓷和茶叶，都在历史上大量地输往日本、朝鲜和印尼、柬埔寨、越南、伊朗等国家^[7]。

从目前我国国内考古发现的水上交通工具来看，年代最早的就是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浆和陶周。在河姆渡出土的舟、桨、海洋动物遗骸等，都证明河姆渡先民已经能“东狩于海获大鱼”，具备了海上交通的能力。河姆渡稻谷东传日本、石锛向太平洋沿岸传播等论点都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可以说，河姆渡是宁波海洋文明的源头。

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载的“成王时于越献舟”。前些年宁波出土的战国铜器上有“羽人竞渡”的纹饰，更是当地人民以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甚至可以看作是当时海洋文化的结晶。汉代时上林湖窑址生产的大量外销瓷器，标志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进入一个以东西方文明对话为核心的崭新时代。

唐代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的时期。宁波扩建州城，兴建港口，拓展腹地，成为中国港口和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唐代的宁波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海商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大船，从明州（望海镇）放洋，用三昼夜时间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再进入博多津；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启程至值嘉岛，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抵达明州（丹石岙）港。这在1 200年前决非易事，当时指南针尚未发明，完全“听天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宁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支信则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37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43—63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8]。

宋代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宁波被朝廷指定为通往日本、高丽（朝鲜）的特定港口，贸易规模和文化交流发展迅速。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建造了两艘“神舟”，与六艘客舟一起从镇海起碇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客舟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可载二千斛粟”。而神舟的长、阔、高、大、人数及器用什物，“皆三倍于客舟也”。在海上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所以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书中还明确提到，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浮针。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由此可见，当时宁波人的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足以傲视寰宇，独占鳌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巅峰。

清初“海禁”后，清政府在宁波设立了“浙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鸦片战争后，宁波又被辟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港口、都市出土的慈溪上林湖生产的唐宋越窑瓷，都是通过海洋传送的，它们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活化石。历史已经证实，宁波不但是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通贸易的名港大埠，而且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宁波是海洋文明的发源地，是东方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2.海上丝绸之路造就宁波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共存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发展，海外移民落户宁波也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宁波地域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贸易和文化的双向交流中，中华民族与海外各民族的文化频繁传播，新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文化现象也随着移民文化的流进流出发生了种种变化，不同文化之间也出现大量的互动和转移。面临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宁波在完全排斥和全盘接受之间，理智地选择了一条“合理吸纳，交流融合”的道路，从而促进并形成了宁波人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古文献中“胡人多髯矬足，羌人拗鼻仰首，胡夫越妇，生子似父”的记载表明，迁居甬绍地区（越地）的胡人移民与当地居民是互通婚姻的，这也就表明了宁绍地区民族交流融合所达到的程度。在宁绍地区生产的汉晋越窑青瓷堆塑罐和五联罐明器上，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来自海外的胡人游艺人物形象，有舞蹈、杂耍、驯兽、击鼓、正襟危坐、奏箫抚琴、拨弦吹弹等，都成为现实生活的写照。所塑造的胡人形象深目高鼻，带着欢乐、自信、安详的神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宁波人与海外移民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而生发于域外的基督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盛行于中、西亚的伊斯兰教等众多海外宗教文化流入宁波，并与当地的信仰和谐共处，如果追根溯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引发的海外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海外文化要素依托移民的生活经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相互碰撞、相互交织、融汇互动，共同造就了宁波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名城。

三、探求城市的文化底蕴

中国是文化的国度。或生于此，或居于此，或过于此，每一座城市大抵都有引以为豪的一方人物。在共性中寻个性，在大同中找不同，是树立城市形象的不二准则。能不能在文化底蕴中找到城市的亮点，这些亮点在多大程度上有使用和宣传的可能，都是在塑造城市形象时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宁波显然也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自宋以降，浙东地区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戏剧家和科学家。“浙东学派”与浙东藏书文化的一些著名人物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相当的声望。

1.浙东藏书文化

我国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自宋以来，宁波即已成为我国藏书事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宋室南迁之后，浙东和宁波地区世家大族聚居，人文荟萃，学者讲学、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明清两代，宁波地区的藏书更为活跃。宁波在历史上藏书家辈出，现存藏书楼之多居于全国之冠。尤其是天一阁藏书楼，自晚明至今，藏书文化延续不断，名闻中外，已成为宁波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9]。在宁波域内，有迹可考的藏书楼就有154家。现存的藏书楼中，已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楼、徐氏水北阁、冯氏伏跗室等。这些藏书楼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宁波地区藏书文化的繁荣昌盛。

2.浙东学派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0]浙东学派对我国文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浙东学派为宋时与程朱理学派对立的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是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他们一般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而狭义的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因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今宁波绍兴）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注:古以钱塘江为界），故名。阳明学派及浙东史学或包含其中。

在清代浙东学派博大闳富的学术思想中，史学的成就为最著，但文学思想也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该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黄宗羲，还是被称为该学派“殿军”的章学诚，均对文学颇为关注，并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对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中，学术界多偏重于史学的研究，这是合乎常理的事。浙东学派有三位著名的文史大师: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是清代史学的开山鼻祖，其门下的史学者是万斯同、全祖望。万斯同（字季野）为浙东第二位史学大师。全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则是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此外还有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这些著名的浙东学者不仅知识渊博、著作丰富，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浙东学派最大的特点为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学问要为社会服务。有学者指出，浙东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开拓创新。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他们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熟谙传统文化，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由此，清代浙东学人在褒贬臧否学界、文坛各色人物时，也多以是否富于独创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例如，黄宗羲就对弥漫于明代诗坛的拟古主义深表不满，他尖锐地指出，一味仿效古人，附和“一时习气”，就“不可谓之诗人”（《景洲诗集序》）。而对敢于创新的作家、诗人则备加赞赏，如赞扬李杲堂的诗“皆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皮毛之迹”（黄宗羲:《李杲堂文钞序》）。他还盛称金介山之诗语必己出，独具风韵，“昔人不欲作唐以后一语，吾谓介山莫不欲作明以前一语也”（黄宗羲:《金介山诗序》）。

第二，兼容并蓄。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巨大的包容性。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导并切实奉行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反对墨守一家、好同恶异的狭隘学风。黄宗羲十分钦佩其师刘宗周的治学风格，指出，“有明学术，宗旨纷如，或泥成言，或创新渠，导水入海，而反填淤。惟我蕺山，集夫大成，诸儒之弊，削其畦町”（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这种治学精神为黄宗羲所继承和发扬，并影响其后继者，成为整个学派的优良传统。黄宗羲指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因而，对于学术上的“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应兼容并举。他还对那种“同者标为珠玉，异者訾为土炭”（黄宗羲:《董巽子墓志铭》）的恶劣学风予以猛烈抨击。诚如全祖望所言，“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溢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全祖望:《大理悔庐陈公神道碑铭》）。无怪乎梁启超对浙东学派推崇备至，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浙东学派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在文学思想上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关于文学流派、风格问题，明代文坛的一些头面人物，长期以来“高自标致，分门别户”，各派之间互相“虚张喜怒”，“骂詈相高”，致使文坛“风气每变而愈下”（黄宗羲:《李杲堂文钞序》）。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冰炭难容的派别之争，实为导致明末清初文坛不振的一个重要病根。浙东学派对此痛心疾首，抨击不遗余力。本着艺术宽容的精神，他们竭力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主张不同流派、风格共存同荣，“并行而不悖”，“不欲定于一家以隘诗路”，“春兰秋菊，各自成家，以听后世之品藻”（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

第三，文史汇通。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漫长途程中，文史之间一直存在着互相交织、渗透、融通的密切关系，但也有两种倾向是很不足取的，一种是无视文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两者截然分割；另一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予区别。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兼擅史学和文学，既是史学巨擘，又是文学高手。他们不仅深知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特征，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史会通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去考察文学问题，深入发掘文史的会通之处，提出了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在文史会通的考察和探究上，章学诚堪称佼佼者。章学诚的史学造诣是人所共知的，其所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所著的《史通》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双璧。章学诚力主学术贯通，“通者，所以通天下之所不通也”（《文史通义·释通》）。他认为古今各类专业，在尊重其个性的同时，更须顾及共性，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章学诚深谙文史会通的奥秘，指出“史迁发愤，义或近于风人；杜甫怀忠，人又称其诗史。由斯而论，文之与史，为淄为渑”（《文史通义·湖北文徵序列》）。章学诚以史学家的独特视角考察文学问题，提出了流别论、文德论等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四，自成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清代浙东学派没有类似李渔《闲情偶寄》、叶燮《原诗》这样的专著，因而断言其文学思想不成体系。这种以有无专著作为衡定体系的唯一标准显然不够全面。浙东学派虽无文学思想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文学一系列基本问题有成体系的思考，诸如文学的本原和起源、文学的演进规律、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流派和风格、文学创作和文学赏评等重要问题，他们均作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论析，形成了自己学派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11]。

四、分析城市的性格特质

宁波城市的历史悠久而深厚，城市性格朴实而繁杂。纵览宁波上下数千年的灿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每一次经济与文化上的触动，几乎都可以嗅到宁波的鲜活气息。

表5.2　宁波在重要经济、文化历史变革时期的表现

从表5.2可以发现，自唐代以降，宁波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史的缩影。中国国家机能和经济、文化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可以在宁波找到相关的内容，这一点是其他中国城市所罕有的。

其一，唐代中后期，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宁波所在的江南水乡地区成为中国最富裕繁荣的地区，“扬一益二”的中国经济格局使宁波（明州）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二，唐代中后期、五代十国（吴越国）、宋时期，由于传统丝路的阻隔，国家注重获利巨大的海上贸易。宁波是我国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又地处农业、手工业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城市地位大幅度提高。

其三，南宋至明清，宁波自“甬上淳熙四先生”开始，开拓了四明学派——浙东学派——阳明心学一脉传承的传统学派。传统学派的出现，为宁波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亮点。

其四，明清宁波较发达的手工业与良好的商业氛围，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较早进入，使宁波能够较早接触到近代世界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宁波在鸦片战争之后能够非常快地融入新的市场体系中。

其五，改革开放之后，宁波成为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重商传统，宁波成为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宁波在很多的历史关头并不是领导者甚至开拓者，但是，宁波仍然几乎在每一次历史关头都做出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选择（见表5.3）。

表5.3　宁波在历史重大事件中的地位

续表

可以发现，宁波的城市形象与地位，往往都要加上“重要”与“之一”的字眼——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儒学文化的重要学派之一、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资本主义萌芽的起点之一、西方传教士和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之一、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开埠的重要港口之一、著名商帮之一、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换言之，宁波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往往既是重要的、早期的，但也是追随的。在唐代以来1 000多年的城市进行曲中，宁波总是能够敏锐地嗅到历史发展的方向并紧紧追随，这种独特的城市形象在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上极为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