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经济品牌和经济定位分析

一、城市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要深入了解城市的现代经济运行状况，探求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态的不同侧面中能够显著影响城市形态的内容，并对有可能对城市形象战略产生重要关联意义的若干要素加以审视，以达到对城市形象进行多维度分析的目的。

就宁波而言，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积累，城市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城市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2007年，宁波市生产总值达到3 433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近724亿元，经济实力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名列前茅，城市综合竞争力连续三年进入全国前10位。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宁波城市经济的进一步了解与分析，我们认为，有可能对宁波城市形象起到一定影响力的经济要素有三个方面，即外向经济、品牌经济、民营经济。

1.外向经济

活跃的民营经济是宁波市外向经济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放宽自营进出口权伊始，民营企业争取获权的积极性大增。2001年，9家民营流通公司成为外经贸部首批获权的民营外贸公司，在民营企业内反响强烈，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帮助民营企业获权的同时，宁波相关部门还积极推进企业用权，2001年首次推行“外贸孵化器”，为尚无能力独立开展自营进出口业务的获权企业提供单证、报关、结汇、培训等中介服务。如今，全市已建立孵化器18家，带动外贸出口逾亿美元。

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不断增强对宁波的对外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2007年，全市就新增中国驰名商标80个、中国名牌产品17个，截至2007年底，全市拥有“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品牌”20个，专利授权量达到8 845件。由此可见，对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重视已成为宁波民营企业的共识。例如宁波宏一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出口电子电器产品的企业，通过了UL、GS、GE等500项国际认证，先后获得25项国家专利，并在欧洲13个国家进行了国际注册。宏一电子是宁波民营企业在追求创牌认证热潮中的典型代表，在这股浪潮下，宁波民营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得到不断提升，逐步实现从“宁波制造”到“宁波创造”的转变。

表5.1　宁波市进出口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宁波对外贸易报告（2006年）》以及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网站。

2.品牌经济

自1993年全面启动实施品牌战略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宁波市有244个产品产销量在全国排前10名，其中114个产品居全国第一；已拥有61个中国名牌，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占全国总数的4%左右，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列第三；浙江名牌产品187个，在全省11个地市中位居前茅；国家免检产品72个，涌现出雅戈尔、波导、奥克斯、杉杉、罗蒙、维科、帅康、方太、贝发、双鹿、海天等一大批强势品牌企业，崛起了纺织、服装、家电、文具、模具、塑机、电子信息等众多品牌产业。2005年、2006年，宁波市连续荣膺“中国品牌之都”称号，2008年继续婵联这一称号。对宁波特有的品牌经济，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归结。

民营经济是宁波品牌经济的构成主体。民营经济是宁波经济的最大支柱，更是其活力的源泉，这也决定了宁波品牌具有浓厚的内生性，极少舶来品。

宁波品牌经济的特性由民营经济的特性而决定。民营经济的自发性、区域性和带动性，使宁波目前已形成服装、家电、塑机、模具、文具、灯具等主要产业集群，年产值上亿元的块状特色产业集群达140多个。

品牌经济是宁波外向型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商务部公布的“2005—2006年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中，宁波品牌占据11%，是入围品牌最多的城市。拥有港口及对外开放的先天优势，宁波企业大多注重外贸出口，催生了四种海外攻略:第一，以雅戈尔为代表，在海外开设分公司，宣传自主品牌，收集当地市场信息，推动产品销售等。第二，并购成熟的海外品牌，利用其在当地或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拓展海外销路。第三，先低端再高端，从东南亚、南美洲等消费层次相对低的地区入手，打开国际市场通道。第四，通过广交会等国际、国内知名展会，直接展示自己的产品品质，吸引国际销售商。

外向经济的竞争性对宁波的品牌经济具有深刻的促进和提升作用。宁波品牌经济近几年一直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综合实力和品牌价值等都有显著提高。在2005年连续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的12个宁波品牌中，90%以上的排名有较大程度的上升，上升最快的达67位，且品牌价值增幅不小，最高达50%以上。

3.民营经济

对宁波民营经济的特征，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块状特征。宁波民营经济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并已经逐步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块状经济特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宁波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目前已有块状经济145块，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就有90多块，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约占58%，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小家电、塑料制品、文具等传统行业。

外向特征。宁波民营企业是从提供货源而逐步步入国际市场的，因此其出口市场结构基本与国有及集体外贸企业相同，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及北美洲等传统市场，集中度高达85%以上。目前，宁波的对外贸易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这决定了民营企业在贸易方式选择上也以一般贸易为主，所占比重达90%以上，远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在宁波市“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出口贸易质量”方针的指导下，宁波对外经济合作局一方面加大对加工贸易大户的深度拓展，积极提升加工的技术含量，增大加工贸易的增值量，扩大出口总量；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大力引进技术、设备、人才等，逐渐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届时，宁波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将大有改观，真正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宁波创造”的大旗。

中小企业。除了大型民营企业之外，宁波市庞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集群也已经成为宁波经济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布的《2006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宁波中小企业实力在浙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企业数量、成长型企业、“块状经济”规模等指标均居全省首位。

4.宁波模式:三大经济品牌在前进中的良性循环

这三种经济模式并非相互孤立并行，而是互相交错，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宁波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见图5.3）。

图5.3　宁波城市经济品牌的相互关系

二、独树一帜的商业文化

经久不衰的商业文化显然是宁波最有特色的“城市个性”之一。甬商的知名度虽然不及徽商与晋商，但他们敢于对外交流，重视文化传承并且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显然在中国近现代商界中是独树一帜的。

宁波具有独特城市特质的商业文化，基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叙述和说明。

1.宁波帮的成就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区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宁波与上海一起成为首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宁波帮”便已初步成熟。(www.daowen.com)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在民国。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还有南京、杭州、温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郑州、大连、沈阳等地。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等，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也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0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人，遍布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也涌现出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如包玉刚（镇海人），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955年以77万美元购买一艘8 200吨的旧油船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1980年3月，已有船舶202艘、2 053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0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在香港十大首富中，“宁波帮”就占了3个。

2.宁波帮的精神

黑格尔断言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认为这是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一结论是有失偏颇的，至少在外出谋生的“宁波帮”身上，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他们在征服海洋，海洋也在陶冶他们，天长日久，凝聚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研究者认为，宁波帮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4]。

第一，四海为家。黑格尔对东西方民族性的考察结论，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与海洋无关的误解，他在《历史哲学》中声称，对于东方人来说，“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应当指出，中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费孝通关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论断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安土重迁，不轻易离乡，更不敢漂洋过海。但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个性相当复杂，就沿海地区特别是宁波而言，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习惯。

宁波三面环海，又有天然良港，“靠海吃海”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其中尤以宁波商帮为最。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 619条，由此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而海洋的浩渺无际与常动不息，养成了宁波商帮豪荡的心胸，他们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天南地北，敢认他乡作家园。他们还以城市为跳板，北上、西进、南下，从城市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异国，随处都可见甬人经商的足迹。光绪《鄞县志·风俗》称他们“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甚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这就是清末民谚“无宁不成市”的由来。宁波商帮四海为家，追逐利润，只要能有一片落脚的土地，便可以落地生根，并很快焕发出旺盛的生机。生活在海外的“宁波帮”，甚至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注意，邓小平于1984年明确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不言而喻，正是与海洋的积极关系，促使“宁波帮”养成了四海为家的文化品格，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走向异国。

第二，敢于弄潮。西方人一直以为，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是他们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其实，同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国别或人种绝不是什么决定因素。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宁波帮”，早已铸就了“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精神气质。所以，当他们置身于同样险恶的商海时，同样敢于站在涛头，积极弄潮，争创第一的观念格外强烈。

当五口通商，西潮东卷，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汹涌而入时，出身内陆、以传统文化为本的徽商和晋商，都因无法适应而衰败没落。“宁波帮”则紧紧抓住国门洞开的历史机遇，顺应潮流，立于涛头，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应对挑战。他们不怕冒险，创新求变，他们或用渗透法，或用转轨法，或不惜新立门户，终于成功地超越传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譬如在金融界，宁波钱庄原先略逊于山西票号，晋商抱残守缺，拒不改革，甬商却主动去吃第一只螃蟹，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发展到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有11家，以宁波人为主经营的13家，宁波人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反观山西票号，却已灰飞烟灭。

“宁波帮”不仅锐意改革，超越传统，而且敢为人先，勇于开拓，以浓郁的兴趣和超人的胆略，涉足西潮东卷所带来的新兴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均为“宁波帮”捷足先登。其他的新兴行业如钟表眼镜行，印刷出版业，电影娱乐业，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是宁波人率先投资，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帮”在经营活动中常领风气之先，其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并不输于西方人。

第三，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海洋文化的经典特征之一。凡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是战胜困难的法宝，旅居在外经商奋斗的“宁波帮”也深明其理。上海四明公所在1874年、1898年的两次血案，是“宁波帮”最早、最有影响的出色表现，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民气压倒洋气”的胜利。稍后，宁波商人虞洽卿眼看沪甬之间的海上交通长期被外国船公司垄断把持，不断提高票价，大肆盘剥，而且颐指气使，虐待乘客，于是他挺身而出，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投入“宁绍”、“甬兴”两轮与外商竞争。外商自恃财厚势雄，竟将票价由1元跌至0.2元，企图挤垮宁绍公司。这时，宁波旅沪同乡会毅然伸出援手，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捐集现洋10多万元给予贴补，而沪甬两地的宁波人，情愿多花钱也要乘坐宁绍轮。宁绍公司成了“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5]。在沧海横流的时代，正是风雨同舟的海洋文化支持“宁波帮”度过了一次次危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其团结互助的力量尽人皆知。所以《鄞县通志》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

大海航行，需要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更需要舵手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梯山航海的冒险生涯，培育了“宁波帮”“性机警、有胆识”的特征，表现在经营之道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调查研究市场状况，在掌握和分析大量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抓住机遇，果断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策，不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会财力陡增，事业腾飞。1980年，包玉刚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但是，正当如日中天之时，他以其独到的警觉发现了兴旺背后的“泡沫”，预见到世界航运业即将衰退的趋势，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弃舟登陆。他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船只，甚至不惜拆卸超级油轮作为废铁出售，而第一个猎物竟是没人敢碰的英资怡和系的九龙仓。包玉刚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使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增加到49%，成功地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从而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正是这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气魄，托起了“宁波帮”的历史丰碑。

第四，守信如潮。汪洋大海尽管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然而潮起潮落恒久不变，准时涨潮，准时退潮，永远为依赖、征服海洋的人们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和便利，于是有了“守信如潮”的海洋文化。这对“宁波帮”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使他们意识到诚信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没有诚信，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商业就变成了欺诈的代名词。因此，诚信是“宁波帮”最为看重的品格，他们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

清末民初，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又称信局或民局，业务遍及海内外。当时社会上有“票号是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而“宁波帮”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凭“守信如潮”。诚如潘子豪在《中国钱庄概要》中所言，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又据《宁波金融志》记载:“长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有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称雄于金融界。再如“宁波帮”支柱之一的西服业，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越是重质量，就越是重承诺，他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他们就是靠一诺千金赢得了大批订户和订单。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社会中，众多的“宁波帮”仍然认为人无信不立，应当守信如潮。

三、城市在区域经济内的地位与经济分工

1.西太平洋枢纽港

自唐代以来，宁波（明州）就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宁波的海上航路与海上贸易，一直在世界上尤其是东亚地区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宁波港尤其是北仑港具有相当优秀的地理环境，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唯一拥有大陆深水岸线的港址。港域不淤不冻，25万吨级重载巨轮可全天候通行，舟山群岛为其天然屏障，锚泊和避风条件十分优越，是国内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历史地位还是客观条件，对宁波的定位都应该跳出原有的大陆性思维框架，将宁波放置在太平洋的蓝色区域中加以思考。

长期以来，太平洋西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最近东南亚各国又克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重创，多数国家重新呈现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态势。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东亚各国的集装箱生成量和吞吐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和2.6个百分点，是国际集装箱运输最繁忙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宁波港面对国际航运市场变化和周边港口的激烈竞争，以浙江省、宁波市外贸发展为支撑，与船运公司携手合作，不断加大港口建设力度，增强港口竞争能力。目前，宁波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全市万吨级以上泊位达65个。总投资37.6亿元的大榭国际集装箱码头、投资41亿元的北仑集装箱四期码头，已完成部分泊位建造；投资55亿元的金塘集装箱码头、投资32亿元的北仑五期集装箱码头前期工作进展顺利。2007年新增集装箱航线28条，总航线已达190条，世界排名前20位的班轮公司均已落户宁波港，集装箱最高月航班数超过800班，通航世界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个港口，其中国际远洋干线100条，基本实现了“航线全球通”。2006年3月，国际港航界权威杂志——英国《集装箱国际》为纪念世界集装箱航运50周年，表彰为世界集装箱运输做出贡献的港口码头、船运货代、物流企业等，宁波港集团以历年来在集装箱港口经营的杰出表现，经业内专家审定，成功入围“世界五佳港口”^[6]。

当然，由于上海的城市规模、知名度、影响力等有形无形资产的巨大威力，以洋山港为标志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成，不可避免地会对宁波港造成巨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但宁波仍然有可能依靠自身的自然环境、运行成本、投资效益、作业天数等优势与上海展开一定的竞争。只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克服依赖思想，建立自信、振奋精神、理清思路、扩大宣传、善于竞争，宁波完全可以在扩大自身影响的基础上，牢固地树立自身的西太平洋枢纽港地位。

2.华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宁波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跃，经济总量名列全国城市前15位，副省级城市第五位，全省第二位，产业结构已形成以工业为主体、服务业加快发展、农业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

现在，宁波的工业体系已形成了传统优势产业、临港大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支柱。宁波改革开放起步较早，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所有制结构已形成多种所有制形态经济共生共荣、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在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管理有序，企业机制灵活高效，在近几年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比中，宁波的机制、体制和企业管理始终名列前茅。

临港工业是宁波市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宁波市以港口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工业，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一批以能源、汽配、石化、食品、轻纺等产业为主的临港大项目相继落户，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以石化、电力、钢铁、机械、造纸等五大产业为主的临港工业体系。近年来，根据建设国家能源基地的战略目标，宁波市加快了电力、电网和油气项目建设，在建能源电力重大项目达10个，总投资近700亿元。以炼油、乙烯为重点的石化项目，依托镇海炼化、台塑石化、烟台万华等大企业，以镇海化工区、北仑化工区、大榭化工区为产业基地，与杭州湾北岸的上海金山石化工业区一起，共同组成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石化产业基地。围绕打造华东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加速临港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宝新不锈钢、北仑吉利汽车、台塑汽车为代表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总投资达900亿元。另外，随着以精细化工、纺织制衣、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崛起，宁波已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制造业基地。

3.长三角南翼的副中心城市

长三角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的中间，也是亚太经济区、太平洋西岸的中心地带，拥有极好的海上交通条件。同时，长江下游贯穿长三角北部城市与上海，能够溯江而上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长三角现代化程度较高，已进入中等发达水平，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长三角对外开放较早，经济外向程度高，对外贸易活跃，引进外资积极，对外合作广泛，是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跨国公司转移生产基地的进程加快，长三角优越的条件已使其成为国际产业资本登陆中国的桥头堡，成为全国乃至东亚联系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在上海设立经营总部或办事处，并在长三角地区投资产业项目，设立生产基地。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长三角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和地位会进一步突出，长三角区域的对外交流也会越来越多，国际化程度会不断提高。

宁波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华东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宁波在新一轮的发展进程中拥有其独特的优势，有着加快发展的良好条件:一是独特的港口资源优势；二是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及日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三是坚实的产业基础；四是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五是悠久的商贸文化传统。

今后，宁波要抓住长三角发展的重大机遇，不断提升在长三角中的战略地位，查找差距，发挥优势，明确方向，提升功能，在实现长三角区域共同繁荣中促进自身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要找准定位、明确发展重点。宁波要在长三角区域发展中走在前列，率先发展，就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找准定位，明确发展的重点。宁波最大的优势在于港口和地理区位，必须围绕港口和区位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确立自己在长三角的地位。

第二，要接轨上海、全面融入长三角。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着金融、贸易、信息、技术、人才等宁波所缺少的资源优势，对宁波来说，上海不仅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也是抢占国内市场的战略要地，是宁波走向世界的巨大平台。融入长三角关键在于接轨上海，充分利用上海这一巨大的资源平台。首先要广泛开展与上海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资源，特别是国际经贸信息、资本融通、人才、中介服务等资源，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和国际交流；二是要加强与上海及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对接。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必须加强交通、通讯、水利设施等硬的基础设施的对接，也要加强政策、法规、服务等软的基础的接轨，促进区域内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三是要利用上海的优势教育资源来培养和引进人才。充分利用上海高校和科研机构密集，利用其信息、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技术与人才合作，培养宁波的人才队伍，也可以采用柔性引进的方法，让上海的人才更多地为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四是要加强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分工协作。长三角内部城市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来明确自己的定位。只有明确各自的主攻方向，注重分工协作，才能互助互利、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