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初推行无为之政

继暴秦之后的西汉王朝，人们向往安定，向往没有扰害的社会。巨儒陆贾以其睿智之才，竭力推许黄老无为的政治理念。歌颂清静无扰的平静生活，普遍满足了社会的心愿，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许，以此为黄老无为之政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不过，把清静无为之治首先推向政治舞台的著名人士则是曹参。

曹参，原是开国之君刘邦的小同乡，曾与萧何等人一起策划丰、沛起义。以后在反秦和楚汉相争的岁月中，奋力参战并取得了卓越的战功。立国后，出任齐相。在任齐相期间，曾邀请齐地长老诸儒百余人，向他们征询治国之道，这批应召前来的儒生“言人人殊”，难以取得共识;随后派人从胶西以重金聘请治黄老之学的盖公(史佚其名)。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这一见解，深合社会需要，也与曹参的期望正相契合，于是倍加礼遇。曹参在齐九年，一直采用黄老之术，结果，“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同上)

惠帝二年(前193)，汉相萧何病逝，由萧何生前推荐的曹参继任国相。参到达朝廷后，把在齐行之有效的黄老之政推广至全国。他执政的原则是“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史记·曹相国世家》)。在用人上，对那些不干实事只务虚名的官吏，一概罢除;而对老实持重，奉公尽职，俯顺民情的谨厚长者，予以留任和重用。从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称颂他是“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同上)。他从不别出心裁，搞什么新招数。公务之余，日以饮酒为乐。有的官吏，见他无所事事想加以规劝，他一律以醇酒接待，使你难以启齿;相府周围常出现呼五吆六，饮酒作乐的现象，下属官吏打算请他出面制止，他不仅不予干预，反而在后花园设酒摆宴，相互唱和。正因为如此，相府一向平静无事。惠帝视此情景，以为相国轻视自己，特命时任中大夫的参子曹窋回家劝勉父亲，孰料竟遭家父毒打。后来惠帝当面向参询问，君臣间有一段语重心长的对话: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乎?”参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执政，贵在不干预，不扰民。他日夜饮酒无所事事，一定程度上与吕太后及诸吕篡权的阴谋和残破的社会经济有关。也正因为他采取放任无为，才给人民带来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较为从容的宽裕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安度常人生活，人民从中获益。民谚道:“萧何为法，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由于曹参以相国之尊，推行黄老无为之政，一时朝野上下莫不崇尚黄老。据《隋书·经籍志》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言黄老，文帝宗之。”以后，景帝受其母窦太后的教育和影响，黄老的书一直是他和诸窦必读的教材。那时，官员中如稍有违犯黄老言行的，几乎都免不了遭到惩治;至于大臣中上自相国曹参、陈平、王陵……名臣中位列九卿的汲黯、郑当时、田叔……都笃信黄老。他们“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还有著名的隐士王生、黄子等人，无不以黄老之学见长，因此，黄老学说形成强大的思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到了风靡全国的程度。黄老既风靡全国，黄老又本于虚无之“道”，而“道”被视为万物的总根源。从虚无之道出发，自然“致虚极，守静笃”、“知其雄而守其雌”，“柔弱胜刚强”。在这一哲学思想支配之下，无为、清静、宽简、放任，就成了西汉初年执政者的指导方针。因此汉初政治、经济及其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1．稳定政局，安定秩序

暴秦虐政和长期战乱之后，“人心思定”。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强调“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贾谊《过秦论》)晁错也以“人情莫不欲安”作为执政的要务。黄老主张的无为、清静恰恰与此相吻合。因此，曹参任相后，“举事无所变更”，重用“谨厚长者”的做法，深受人民欢迎，遂获得“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美誉!

惠帝年间，匈奴单于以侮辱的言词致函吕太后，统治集团一度出现了战和之争。樊哙叫嚷“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而季布则认为哙“欲摇动天下”，当殿予以斥责，以后一段时间内，“不复议击匈奴事”。(《史记·季布列传》)文帝和大臣冯唐在一次对话中，慨叹当今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勇将，冯唐出言讥讽，文帝也只好默不作声;当时君臣大都意识到寻求和平安定环境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才使“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汉书·诸侯王表》)。

为了政局的安定，不仅对北方匈奴的挑战，采取了和解的手段，对内政也是宁失之宽，不失之严。如曹参即将赴长安就任相国时，曾嘱咐继任齐相傅宽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意在稳定集市，即希望政府对集市交易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施行市场开放。其实就是叮咛齐要放宽政策，不宜苛求之意，从而使商品得以顺利流通。参一到朝廷，一直都遵循萧何的政策措施。他把施政比做“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胡乱翻腾，其用意依然在于不破坏社会秩序，给人民以宽松的环境。

2．约法省禁，摒弃烦苛

暴秦的法烦刑酷，是激发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刘邦入关之初，就以解除酷虐相号召，“与民约法三章”，赢得了关中父老豪杰的欢迎，一时“吏民皆安堵如故”。此后统治者接受黄老“法为简易”的影响，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除苛去酷的法令。载在史册的如:

惠帝四年(前191)，除挟(藏)书律;

高后元年(前187)，“除三族罪、妖言令”;

文帝元年(前179)，“除收帑相坐律”;

文帝二年(前178)，再一次颁布“废诽谤妖言之罪”;(www.daowen.com)

文帝十三年(前167)，“除肉刑”;

景帝元年(前156)，“减笞刑”;并规定疑狱可交付有司重新审议量刑，称谳疑，经过重新审议之后，再交廷尉。即使参与谳疑的官吏所议不当，也不以过失论处;

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再减笞刑”。法令显然宽松了。

尽管如此，但毕竟当时推行的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具有镇压人民的性质是不可能改变的。所谓“宽”、“减”、“罢”、“除”之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欺骗性和虚伪性。以“除肉刑”“减笞刑”为例，其实，不是废止了“肉刑”，而是以“笞刑”取代“肉刑”。依据《汉书·刑法表》载，“今法有肉刑三”，据孟康成注释:肉刑指“黥、劓、刖左右趾各一，凡三也。”说明肉刑指黥(刺面)、劓(割鼻子)和斩左右趾三种。文帝规定，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右趾者笞五百，笞数既多，被判处笞刑之罪的，往往以笞致死，所以汉人曾有“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指责。虽然，汉初除秦苛法，远非理想，但无可否认，由于统治者“躬修玄默，(崇信黄老)，常以亡秦酷法为戒，还是具有减轻刑罚作用的”。

关于执法者能否按律行事，往往也因人而异。以廷尉张释之执法为例，文帝一次乘车出行，途经中渭桥，恰值有人从桥下蹿出，惊了天子乘坐的车马，送交廷尉张释之审处，释之依律判以罚金;又一次有人盗取高庙门上的玉环，释之依律处以弃市罪。文帝对以上两次判处，均以为过轻。但释之不以事关天子旨意加以改判，却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矣!”文帝终于接受廷尉所做的裁定，释之表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史记·张汤列传》)释之遵循的正是古佚书上讲的:“唯公无私。”

正是由于汉初的除苛去酷，才出现了“刑罚用稀”，“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食货志》)。社会风尚也随之而产生变化，“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使“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汉书·刑法志》)。“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3．崇尚节俭，休养生息

黄老之学，反对奢华，崇尚节俭，对上层贵族和一般平民都产生积极的作用。西汉初年，不仅官僚大都廉洁自持，奉公守法，连九五之尊的天子，也常能体察下情。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尝欲建造露台，召匠计算，需费百金，文帝以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由此不再提筑台之事。他的夫人“身衣戈绨(粗糙的衣料)，衣不曳地，所用帷帐，不用刺绣，以示节俭，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史记·文帝本纪》)。甚至当孝文即位时，有人讨论礼仪制度，文帝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史记·礼书》)，而取消了。一时朴素节俭之风，遍及朝野。与此同时，汉统治者为了加速农业经济的恢复，实现“驱民而归于农”的目的，曾颁布降低田赋的诏令。文帝即位第二年，即提出“务省徭费以便民”(《史记·文帝本纪》)。先后两度颁诏，减收当年田赋之半，即由高祖时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前167)至景帝元年(前156)，中经12年之久，规定免收田赋。到景帝之后，才又恢复了1/30的制度，至于徭役也相应有所减轻。

汉初推行黄老无为之政的结果，大大刺激了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活跃了社会经济，取得了“财生”、“民富”的两大成果。高后时就已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初步效果，到了文帝年间，更是“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汉书·文帝本纪》)的大好局面。那时粮价由楚汉战争时期“米石万钱”降至文帝时的“石数十钱”的记载。到汉武帝即位，汉历时70年，社会已达到“民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的地步，这些描写，或有溢美之词，但绝非毫无根据的虚构和夸张!

4．宽政虽益民，但亦助长不法

当黄老风行的年月，当政者的统治手段，明显地有所放松。曹参任相时，日夜与官员沉浸在喝五吆六的生活之中，不大过问政事，官员中即使偶有过失，一般不予追究。

惠帝、吕太后年间，颁布“复弛商贾之律”。文帝五年(前179)，取消“盗铸钱令”，允许私人铸钱造币;文帝十二年(前168)，“罢除关卡通过税”，同时明确规定商旅人员往来，不必再持政府颁发的凭证;文帝后元六年(前158)颁布弛山泽的禁令，即开放山林水泽的渔盐专利和矿藏的开采权。由于限制工商业的禁律被取消，从而使人有相对的自由经营和开发的权利。此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的兴旺发达的景象。一些“无秩禄之俸，爵邑之人”的“素封”大户，应运而生;不少通都大邑，不乏酒酤贩谷、屠牛而致富的巨商大贾。一时“背本趋末”和“徭侈之俗”也应时抬头。致使国家编户急剧减少，为了扭转这一不良倾向，政府不得不提倡“以农为本”，号召“末业、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

黄老放任，固然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在政治上由于限制束缚诸侯郡国的压力减轻，一些地方势力也趁机扩大自己势力。如吴王刘濞，利用豫章郡的铜山和近海之便，招致亡命铸币、煮盐;甚至借机“称疾不朝”;景帝之弟梁孝王，以其“最亲”，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受到“不可胜数”的赏赐，“大治宫室”“招延四方豪杰”，阴谋作乱。景帝风闻后，派“学黄老术”的田叔前往调查，田叔竟把调查后所获的材料，统统销毁。当景帝质询时，田叔答道:“死罪!有这回事。”景帝问他有何根据?田叔竟回答:“梁王的行为如果不受惩罚，汉法就失掉效力;如果梁王伏法，太后就将食不甘味，卧不安席，忧虑岂不还在君上的心上吗?”景帝听后竟也赞赏有加。田叔由此受到重用，提拔为鲁相。田叔到任后，人民告鲁王贪污受贿，他不仅不予受理，反而把告状的首脑人物二十余人，各笞五十。

虽然政治气氛的宽松，对长期受剥削、压迫的人民而言，意味着剥削压迫的减轻，受束缚的经济的解禁，但以肆意纵放，由此出现负面影响，带来的则是诸侯王的骄恣不法，富贾豪猾的奢侈暴掠，以及与之俱来的贫富分化，阶级矛盾的加深，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得来的，它是政局稳定、政治清明、人民戮力生产劳动的产物。这一局面的出现，又是与推行黄老政治分不开的。唐李德裕曾有:“暨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理政刑错，时称大康。”这一评论是正确的。而黄老之所以风行，又是与睿智之士的陆贾倡行黄学，拟定政治理想蓝图——黄老无为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贾从理论的深度广度上阐述无为之治的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对当时的执政者是个很大的启示和促进。因此，我们称陆贾是汉初黄老政治的先导人物，是站得住脚的。正如钱鹤滩指出的那样:“陆贾所论，多崇俭尚静等语，似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新语·术事》注)所以称陆贾在汉初清静无为之政中，起着导先路的作用是合乎实际的，绝非无原则的夸大和虚构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