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呼唤清静无为

思想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某一时期流行某一思潮或学说，与其时的社会需要是密不可分的。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之学，虽源于战国中期(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的黄学和老学，亦即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简称“黄老之学”，很长时期，我们只对老学即“老子”有所认识和了解。而对“黄学”却一无所知。这是因为“黄学”成为古佚书的缘故。自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和《黄帝四经》等古佚书之后，才为“黄学”提供了可靠的物证。所谓“黄学”，是托名黄帝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属于“黄帝之书”的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这些著述，几乎全部亡佚。从佚书出土之后，始知黄老各自代表着原始道家的两个不同流派，算是同源而异流。如果仔细加以区分，虽各具不同特征，但其共同之点，则是都主张“无为”“自然”。老子的“无为”是“任其自然”，比较消极;“黄学”的“无为”，则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既定秩序下安守本分，较老子为积极。政治上主张无为，不仅是黄老学派大力提倡的思想，即使创建儒学的孔子也并不反对，他曾发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论语·灵公》)的感叹和赞美。经过战乱纷争的战国年代，无为清静，日益为人们所向往;秦汉之际，倡导无为学说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楚国，是从老庄学派演化而来的;一个是齐国，在齐地是发于稷下学派。据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记载，齐之黄老术，相传于战国末，有位河上丈人，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隐身修道，著《老子章句》，传业于安期生，安期生老而不仕，时人以“千岁公”相称。继传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一作巨)公。臣公独好黄老，恬静不仕显闻于齐。瑕公、臣公都属赵人，赵为秦所灭，遂潜逃至齐高密。以后盖公师事臣公。盖公居胶西。后受曹参聘用。到西汉初年，陆贾接受刘邦指示，撰著《新语》，陆贾在《新语·无为篇》中明确提出:“昔虞舜治天下……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可见他非常推崇黄老无为政治。贾之所以如此赞颂政尚无为，说明他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长期战乱和专制残暴之后的社会需要。其时，社会上的形势和条件，也为黄老无为之政创造了出台的条件。

其一，汉王朝诞生于秦末农民起义的战火烈焰之中，贫苦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形象，对于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统治者是个惨痛的教训。刘邦不止一次地探讨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陆贾从暴秦之政中就悟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新语·无为》)，从而认识到秦所以速亡“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的缘故。暴秦的政繁法苛，正是汉统治者之大忌。于是老子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29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57章》)的思想，自然乐为汉统治者所接受。“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恰恰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胃口。

其二，继长期战乱之后，建立的西汉王朝，面临土地荒芜，人口剧减，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的局面。其时“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面对如此形势，哪里还有力量从事重大的兴革和建设?“不尚繁华，精简无为”(王夫之《读通鉴论》)，自然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现实。(www.daowen.com)

其三，作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确实有所缓和。但在封建制度固有的规律制约下，矛盾不仅依然存在，有时可能表面化、严重化。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如汉中央皇室与地方诸侯王的斗争，大臣之间的相互猜忌，刘邦去世后，大权旁落，吕太后左右政局，诸吕一度阴谋篡夺政权，连丞相陈平也只好以“不治事”“口饮醇酒戏妇人”(《史记·陈平列传》)的逃遁手段，掩饰自己。正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的那样:“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王夫之《读通鉴论》)。主张退让，以柔克刚的黄老无为思想，在统治集团的权力争斗中，成为一部分人保命存身，等待时机的斗争手段;黄老顺其自然的思想，也必然起着安抚人心，消解斗志，遁世避祸的灵丹妙药，同时也是进行与邪恶势力搏斗的一种武器。

汉初统治者，正是希望以黄老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为手段，以便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效果，达到“天下治”的宏伟目的。

王夫之认为“秦之苛严，汉之简略，相激相反”(《读通鉴论》卷二)是合乎实际的。姜辰英在《黄老论》中，对无为之政所以盛行于汉初有如下的看法:“盖汉当秦焚书之后，《诗》、《书》佚失，其一时之人，心志耳目，荡焉无所寄;而黄老之教，不言而躬行，缙绅先生之所以口传而心授者，所在皆是。”(转引于迎春《秦汉士史》第三章)事实是汉初历经反暴秦，刘、项战争之后，人们普遍欢迎黄老无为的政治。执政者力行简易，务求少事的无为宽政，自然成了应衰补弊的权宜之计，相当程度上，采取因循秦制，略加损益，表面上虽表现为清静，而实质上仍严守法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