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陆贾的进化论与历史观

陆贾沿袭了战国晚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五蠹篇》中阐述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韩非把以往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或划分为上古、中世、当今。以为“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逐于气力”。从进化的观点出发，引导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点，韩非对儒家的崇古卑今的思想持反对态度。不赞同用道德品质之高下评判历史;而把物质条件和利益视为古今差别之根源，以这样的历史观勾画了社会进化的大趋势，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同样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概括的叙述。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先圣、中圣、后圣三个阶段。

人类一开始，“食肉饮血，衣皮毛”。到神农时代，已感到“行虫走兽，难以养民”，进而追求猎物之外的可食之物，于是“尝百草之食”，逐步知道种植五谷，摆脱“野居穴处”“与禽兽同域”的生活;从黄帝以后，始知“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及至后稷、舜、禹的岁月，才有条件“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植谷……种桑麻”。那时洪水为害，禹亲率人民“决江疏河……致之四海”，“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并“驾马服牛，制作舟车”和各种器械，以后皋陶“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均引自《新语·道基》)上述事迹，即是先圣阶段的基本情况，这一漫长岁月的所谓先圣阶段，其实是社会尚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劳动成果仅仅能够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需要，没有或基本没有剩余产品，提供他人进行剥削的可能。到了先圣晚期，随着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才开始出现私有制，剥削与被剥削现象逐渐形成，当时，作为压迫工具的阶级统治国家初步创建起来。

到了中圣阶段，私有制有所发展，阶级对立形成了，国家确立起来而且愈益强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也有长足的进步，于是“设辟雍庠序之教”，上下间的礼仪制度和君臣关系日臻完备和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消长。社会上出现了强烈的“强凌弱，众暴寡”的历史现象。陆贾对此十分不满，他希望从政者，即被他视为中圣的君主，必须把建立上下之仪，“父子之礼”、“君臣之义”，当做治国的要务，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甚至期望在上者放弃人间的“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新语·道基》)。但实际的效果，则是另一回事。虽经在上者的不断努力，依然是“纲纪不立，后世衰废”。(同上)从此进入了后圣阶段。

至于后圣时期，为了挽救中圣晚期衰废之势，后圣意图用“定五经，明六艺”的教育手段加以补救，旨在“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达到“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www.daowen.com)

诚然，陆贾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发展阶段，从经济形势、政治制度，到文化教育、伦常变化，说明社会的发展是进化的。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不用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不过他把这一历史变化，归结为少数圣人的创造，明显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他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站在刚刚取得统治政权的汉王朝的立场上，期盼新朝君臣应谨慎执政，做到政清国治，达到国强民富。从这一基点出发，以为只要当政者清正廉明，忠国益民，汉室自然昌盛兴隆，其谋国忠君之用心昭然可见。

陆贾与韩非不同之处，还在于韩非主张“法后王”，而贾却多少带点“法先王”的倾向。不过他反对一切遵古，一切泥古，主张依据古今形势变通行事，认为“合之者善”。他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述)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性，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陆贾虽以儒者自诩，但与早期儒家学者毕竟有所不同。早期儒家大都持“今不如古”的思想倾向，而陆贾则主张古今并重，以古为鉴。他在《新语·术事》中明确提出:“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在于己。”而且认为“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成。春秋上不及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下不至三王(指禹、汤、周武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足以知成败之效。”这些都充分说明他的历史观在于“古为今用”，从史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正如《新语·本行》中强调的“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清楚地表达了追忆过去了的史事，就是为了使未来的事业干得更好，更正确。所以，贾竭尽全力地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用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陆贾的进化史观，毫无疑义是值得予以肯定的。他受儒家影响，虽然具有好古思想倾向的一面，但并不迂腐，不认为凡古皆好，而是主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变通行事，把往昔作为一面镜子，处处以之作为鉴戒。其要旨在于教育当政者。用心之所在，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