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可贵的反泥古反遵古精神

陆贾鉴于秦所以败亡以及古成败之国的兴衰史，与当政者不正确的认识方法和处事从政的做法，有其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就人们的认识论进行深刻的探讨。他的认识论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一样，都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有可被认识的性质。《荀子·解蔽》中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器官开始。人的感官有耳、目、口、鼻形称为“天官”，荀子认为人的思维器官“心”称做“天君”。人认识事物必须通过感官，但是仅凭感官耳、目、口、鼻等也不能获得真知，尤其不能完成认识。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还需对感性认识加以辨别、证明。辨别、证明感官认识属于思维感官。否则，“黑白在前而不见，雷鼓在侧而不闻”(《荀子·解蔽》)。这是荀子对认识论的重大贡献，对脱离感性的内有体验的认识论持反对态度。陆贾在《新语·怀虑》中说:“目以精明，耳以主听，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主持，足以之行。”在感官接触事物之后，再通过思维，即进行深入考察、推理，向理性认识转化，才能达到知的境界。如果“视之不察”，即对感性认识未进行加工，就有可能“以白为黑”(《新语·辨惑》)，使正与邪相互混淆，真理也就受其蒙蔽。贾以赵高指鹿为马作喻。秦二世时，高以鹿驾车随行。王问:“何以驾鹿?”高指鹿为马。群臣半言马半言鹿。王终于为其蒙蔽;他又举曾参之母为例。一次，参母织布，闻听与曾子同姓名者杀人，时曾母一向了解儿子的为人，知参不可能干出违法杀人的勾当，织布如故;随后连续数人传来同一讯息，曾母投抒逾墙而逃。其实其子曾参并未杀人，其母为流言所误，以致误信。

陆贾不只对认识，主张从感性到理性，对世俗的认识方法，也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在他所处的年代，社会上普遍盛行重古轻今的倾向。他在《新语·术事》中指出:“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换句话说，就是不重视眼前看到的事物，喜欢听取别人传闻的东西;往往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结果反而背离了事物的真实。只有正确地辨识，深入地体察，才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不为邪恶所误，不为他人编造的谎言所蒙蔽!陆贾为了让君臣辨明正误，不厌其烦地提出了“君子情思而广听，进退循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见邪乃知其直，观华乃知其实”(《新语·思务》)。其意在于倡导广见博闻，从众多现象中，进行慎重采择;从邪恶中领悟到什么是正直，从表象中体察到事物的实质。即所谓“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使人们的思维，不囿于狭隘的个人见闻。而且应当考虑古今形势之不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各异。不可一味泥古，一味遵古行事。要知“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唯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新语·术事》)。只有见多才能识广，深思熟虑，采取变通而有效的手段，根据感官所知，认识客观事物的性质。使“名”与“实”相一致。(www.daowen.com)

总之，要承认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为基础，重视实践，以实践验证自己的认识。陆贾的认识论，为从政者正确地分辨正误，慎重地从政执法，克服主观臆断，克服片面性等等，都是起着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