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存世《新语》真伪辨析

根据考察，《新语》这部论著，汉人从未有过怀疑，《史》、《汉》本传中，贾所著之书名，篇数与传中说的书名、篇数完全相同，说明史著作者司马迁在著《史记》时，曾见过此书。至东汉班固以后，历代著录之书名、卷帙始有出入。如班固《汉书》之陆贾本传虽与《史记》说法吻合，而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篇目中，却无《新语》一书之名称和篇数，只有《陆贾》二十三篇，比贾本传《新语》篇数多出十一篇。到了南朝以后《新语》卷帙称卷不称篇，如《隋书·经籍志》、《新归唐书》等也都以卷计，不再以篇计了。宋以后，《新语》不见著录，可能一度不甚流传或流传不广。以后，《新语》既出现残本，也出现足本。严可均认为“此书盖宋时佚而复出，出而不全”。而且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多种版本面世。据今《陆贾新语考述》版本有子汇本、汉魏丛书本、弘治壬戌李仲扬刊本、明万历大仲刊本、子书百种本、清乾隆刊广汉魏丛书本等等。其中明弘治壬戌(1502亦说1582)李运梧仲阳刻本、简称弘治本，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新语》的版本，《四库丛刊》采用的即是此本。近代又有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本。与弘治本相比较，除有校改补阙外，二书内容、篇数一致。

对于弘治本表示异义的，以南宋黄震为最早。黄震在《黄氏日抄》中称:“其文烦细，不类陆贾豪杰之士所言……似非陆贾之本真也。”清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弘治本为伪托;以后张西堂、金德建等学者都以《新语》(弘治本)非西汉初年陆贾之原著。而罗根泽、余嘉锡等学者，却认定今本(指弘治本)《新语》为真本，并非赝品。兹就双方所持之主要理由简要介绍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新语》乃后人伪托，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理由:

其一，《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秦秋》，张守节作《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

其二，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

其三，又《谷梁传》至汉武帝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谷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其后，以今本(弘治本)《新语》出于伪托，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外上述三条。

与此相反，以为上述三条理由多属假设性的证据，难以成立。

就第一条证据考察，所引《汉书·司马迁传》，通篇未尝言及陆贾《新语》，仅《赞》中谓:“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汗。”并无取陆贾《新语》作《史记》之语。惟高似孙《子略》卷三，“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此实似孙误记，而《提要》误信。把一个并不存在的话作为理由，岂非大谬”。

就第二条证据而言，王充在《论衡·本性篇》所引之“陆贾曰”，并非“《新语》曰”，陆贾著书非仅《新语》一部，其著目，见于史载的有《新语》十二篇，《楚汉春秋》九卷，《汉书》儒家有二十三篇。《提要》既知陆贾著作既含《新语》，又兼其他论著，《论衡·本性》所引之语称“陆贾曰”，未称“《新语曰》”，自是贾《新语》以外之文，以此否定《新语》真伪岂非无的放矢?严可均《铁桥漫橐》卷五，《新语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处从略。

持《新语》为伪托的第三条理由，主要根据是《新语》征引了《谷梁传》中的文字。《谷梁传》远较景帝时著于竹帛的《公羊传》为晚。《谷梁传》约在汉武帝年间始立于学官。《新语》一书既征引《谷梁传》自然它的出笼时代当在武帝之后。其实，并非如此。据唐晏的说法，陆贾《新语》中所征引之《谷梁传》，乃未焚之《谷梁传》。武帝时所见之《谷梁》为再出的本子。《新语·道基》征引的“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乃未焚前《谷梁传》的文字，今本《谷梁传》中自然是不可能有的。

至于陆贾能否见到《谷梁春秋》旧传呢?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鲁南宫。”其师即浮邱伯。时陆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与申公俱在浮邱伯门下就读，贾亦方为陈平划策，交欢太尉周勃，说明陆贾与浮邱伯是同时代人。《谷梁》等是由浮邱伯传授予申公。既如此，陆贾怎么不会见到《谷梁春秋》(即谷梁旧传)呢?据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今本《新语》为伪托的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否定今本《新语》非陆贾撰著是没有根据的。(www.daowen.com)

有人(指罗根泽)提出，应从著作的思想方面考辨真伪，这是个十分科学的辨别方法。

陆贾《新语》是奉高祖之命撰著的。高祖何以命陆贾撰著《新语》呢?很明显，是因为陆贾时时在高祖前称说《诗》、《书》如何如何重要。高祖实在有点不耐烦，于是大发脾气，破口吼出了“天下是老子马上得来的，哪里还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也毫不示弱，则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来回敬他，一下子弄得刘邦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才引出陆贾的“逆取顺守”之说的一片大道理，终于使高祖开了眼界，打动了他求治的迫切心情。始令陆贾探讨求治之道，要他把秦亡汉兴的原因找出来，把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探求出来，作为汉立国建业的依据。

《新语》自始至终都讲的是治道，几乎篇篇都没有离开这一主题。书中阐发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并历述古往今来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成功者如尧、舜、禹、汤、文、武、齐桓、晋文一类事迹;失败者如晋厉，齐庄、楚灵、宋襄、鲁定、鲁哀等等血的教训。举凡刘邦期望陆贾为汉探讨的治道，贾在《新语》中都有所讨论。通过正反对比，作为统治者，要治理国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读了这部大著，似乎都能受到教益，陆贾撰著的深刻主旨，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也有人对今本《新语》提出不够精彩，而“帝辄称善”似乎不合情理的说法，其实，陆贾《新语》十二篇，恐怕不是一下子能够完稿的，估计在新朝刚刚建立的年代，陆贾在纷繁的政务中，不可能在短期内撰就十二篇文字，大约是一个阶段写就一篇或多篇，是否就是今天看到的文字，或者只是个提纲，也很难说，然后安排在殿前宣讲，讲了几次，我们也无从得知，但当众宣讲确是史书记载下来的，而且得到刘邦的夸奖，大臣的欢呼。贾既是口头讲述的，绝非今天形诸文字那样文绉绉的东西。虽然汉属布衣卿相之局，大臣多不懂文墨，贾以口头宣示，不用说会考虑听讲者的实际水平，尤其贾是一位口辩之士，讲话的技巧自不待言，当廷既得到君臣的赞许，必是听得入神。待多次讲述之后，才整理成有系统有条理的文字，成为今本《新语》，以精彩与否评价《新语》真伪，肯定只是依据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口头讲授与文字资料毕竟有别。这是应该想到的常识。

依据上述辨析，说明迄今存世的《新语》(弘治本)，基本上是陆贾为高祖刘邦撰著的原著，不过在长期传抄、流传的过程中，难免夹杂一些后人的篡改或增删，个别字句容或有误，但以此否定该书的真实性，甚至以为是西汉后期甚至更后的伪造，是无法令人接受并认可的。

三、《新语》是一部儒、道兼容的著作

《新语》既是陆贾为汉统治者刘邦提供的一部谋求治道的著作，他论述的治道，自然与所在时代的社会需要紧密的地联系在一起。书中阐述的主旨正是时代所迫切要求实现的东西。

从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存在着“强凌弱，众暴寡，以兵相残”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严重地痛苦和灾难。到了战国末期，人民普遍要求结束战乱，更要求结束造成战乱的根源——分裂割据状态。渴望有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深受战争创伤，和由此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秦始皇以武力实现了天下一统，人民渴求已久的愿望似乎达到了，但却没有为人民带来口头承诺的福祉，而是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武力进行扩张，全国大兴土木，建阿房，筑长城，酷刑罚，滥施淫威，劳民伤财。而且新当政的统治者，又穷奢极侈，收民泰半之赋，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引发陈胜、吴广大起义，全国卷入反暴秦的熊光烈焰之中。

刘邦在反秦怒火中夺取了天下。可是这位草莽英雄，没有从亡秦中汲取教训，以为武力就是一切，正是巨儒陆贾从古成败之国和亡秦的历史经验中，深切地体察到只有满足人民面临的需要，只有在政治上采取清静无为，用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才是人民普遍需要和欢迎的。尤其在秦焚书坑儒之后，复兴儒学的声浪此起彼伏的岁月，倡导儒学治国，仁政治国，才易为人们所接受。陆贾应命撰著的《新语》，充分阐发儒学中的仁政治国之道，同时宣扬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当他把自己的主张向君臣演讲时，就博得了一片欢呼声，足以说明他的学说和治道，是切中时弊的，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强调:“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万世不乱，仁义所治也”。他强烈地反对刑罚，认为:“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道基》)同时，他又竭力主张“无为”，以为只有“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就可以达到“天下治”(《新语·无为》)的理想社会。在陆贾的心目中，最理想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不扰民、不虐民。正像他说的:“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他把儒家的“仁义”、“宽舒”、“温厚”、“中和”与道家的“虚无”、“持柔”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建成理想的治国方案，所以常有“儒道互补”或“霸王道杂之”的说法。因此，儒、道之间形成相互关联的思想体系。二者互相吸纳，道学吸纳儒学，儒学也吸纳道学。有人认为汉代子书中，以《新语》为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转引熊佚基《秦汉新道家墨论稿》)。现代学者熊铁基认为《新语》为新道家的代表，似乎不无道理。不过，从《汉书·艺文志》以后，到《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等经籍，都把《新语》归之于儒家，《四库提要》也称《新语》“大者皆崇王道，黜霸术”。明钱福和严可均也认为《新语》乃卓然儒术之言。元托克托编纂的《宋史·艺文志》又把《新语》归入“杂家”。我们知道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直把杂家并于道家，因此，我们以为陆贾《新语》为儒、道兼容并蓄、杂糅并用的学说也是合乎情理的。王利器在校注《新语》之后，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明确认定:“陆贾者，盖兼儒、道二家，而为汉代学术思想导先路者也。”是颇有见地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