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考古遗址看岭南文化变迁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建设大规模的展开，有关南越国的遗址陆续出土。1975年，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遗址上压有一段南越王宫室的大型走道遗迹，以后又在广州发现象岗(今广州旧城西北象岗山)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御苑遗址等一大批古南越国遗迹和重要文物。证实，“番禺之都”、“南越国王城”就位于今广州越秀公园及其以南一带。

从大量考古资料发现，证明了西汉初期，南越国的文明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南越建国之初，大凡政治制度、手工业制造、农业生产、语言文字，乃至城市建设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诸多方面，都仿效中原汉朝，鲜见本土文化的孑遗，汉文化在当地拥有尊崇的强势地位，此外，还有楚文化的因素。

考古遗存中发现的宫苑遗址、宫署遗址，出土有“万岁”瓦当和残片。“万岁”瓦当在南越宫署建筑中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越国僭越和妄自尊大的心态。在广州五华县还发现赵佗建造的“长乐台”遗址，遗址位于广州五华山脉雄狮山上，主体宫殿的回廊呈“凹”字形，附近还有辅助建筑遗址。这些遗址，与清代学者梁廷楠所著的《南越五王传》中叙述的“长乐台”十分吻合。从王城与“长乐台”遗址考察，显系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南越国都城番禺的规划、宫殿布局与建筑形式，很可能是模仿汉京都长安城建制的，只是规模远比长安要小些。(《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夏增存文》)(www.daowen.com)

自秦以后，南越国官制基本与内地一致，这已为史书所证明。而且考古发现之南越王墓、即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胡)之墓，也提供了相关佐证，为出土的“景巷令印”(实为汉之“永巷令”)及文字“厨丞”、“泰官”(即“太官”)等，也都能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找到实例。

南越王昧墓(亦称文帝墓)，采竖穴式和凿洞式相结合的方式，与中原墓制一脉相承，但其平面布局都基本采用楚制。墓葬中还出土两套编钟和一套铜钩，以铜车、宴乐用具陪葬，此外有酒、粮食、动物陪葬，和中原丧俗大体相同。

墓葬中还出土大量铁器，器形有臿、锄、削、挂钩等，此皆系由中原引进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吕太后“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曾三次上书请求汉朝解禁，说明南越所需之铁器或铁材，十分紧迫，急需从中原输入，即使铁制器由当地铸造或锤打，其技术或技工也多是南下的汉人，其生产工艺、器物形制，艺术风格、图案花纹等等也大都北南一脉相承。墓中出土的织物，从原料、图案、工艺、色泽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原同期织物相似。至于出土的铜器、陶器等产品，虽各具特色，然仅就铜器而言，造型风格，既有中原汉式器物，也有楚式器物和南越式器物，反映了岭南西汉早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点;而陶器在早期岭南墓中多与长沙马王堆战国末西汉初的器物接近。后期墓中的陶器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灰白色硬陶为主，釉陶占一定比例，其釉色青黄透明。二是器形有的仿中原汉式陶器，有的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器形的，两者同时共存。三是陶器纹饰以印纹和刻画纹为主，构图基本为几何图形(广州文管会《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还有南越玉器等，大都具有汉、楚、越三种文化汇合的独特风格。南越墓还出土了很多木船模型以及熏炉、象牙、犀角等，足以说明南越水上交通日益发达，其交通线既有内河航行线，又有海外航行线，内外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南越地下文物出土考察，以及从器物的类形、数量特征进行研究，所表现的特点是，汉文化的强势传入，使岭南南越文化以飞跃的速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南越时期，岭南地区的变化十分明显，无论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还是手工业制造上、商业贸易上，乃至政治制度、社会进步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和原来的岭南有所区别。原来岭南是个蛮荒的地带，由于中原汉民的大量移入，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又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使荒芜的僻野一跃而为富庶的区域。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正是这样历经艰苦曲折的历程，不断向前迈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