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陆贾再使南越，进一步稳定南越的藩国地位

汉面对咄咄逼人的南越态势，刚即位的文帝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既不能对南越蛮横的态度坐视不理，又无力采取强大的军事手段予以出击，只好利用和平友善的策略，派出使节前往南越，寻求妥善的办法，以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至于赵佗，也深悉与大汉相争，胜算把握不大，因此主动向汉发出求和的信号，希望汉从长沙撤军，并请放还在真定家乡的昆弟。

相国陈平深知此次出使，任务艰巨，反复思考，只有召回业已半退隐，而家居好畤的陆贾返京，重新任命贾为太中大夫，并派谒者一人为副使，再度踏上岭南之路。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陆贾到达南越，出示文帝亲手书写的《赐尉佗书》。书中措词委婉，除通报汉政局的变化外，并向佗表示诚恳宽容的善意，说明汉已修复了佗先人在真定的陵园;昆弟皆已授官任职一类安抚的话。然后柔中带刚，义正词严地指责赵佗寇边扰民的不义之举，给长沙、南郡造成重大的苦难，这对双方都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指出“多杀士卒”，“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西汉年纪》卷五)的战争，是不得人心的。特别对佗妄图长沙领地的非分要求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答书中表示，朕询问过上代官吏，一致认为“长沙封土是高皇帝界定的，朕无权擅自变更”。而且朕的属下一致表示:“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岭)以南，王自治之。”(《西汉年纪》卷五)明确无误地回绝了赵佗不应有的野心，同时又坚定地表达汉不贪图财富，并赋予赵佗以高度自治的权限。最后文帝提出:“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同上)这封赐书，旨在传达汉劝服赵佗取消帝号，恢复汉与南越原有的关系，文帝通过陆贾赏赐佗大量珍贵衣物，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的善意，这一恩威并施，坚定有力的赐书，既安抚了赵佗，又抨击了他不应有的奢望与野心。给赵佗妄自尊大的心理和倔强的反叛性格，以空前的打击!陆贾传达了文帝的亲手赐书后，大大激发了赵佗的故土亲情和文化情结，一时深表震恐，再三顿首谢罪。并回复汉文帝一封言辞恳切的奏表:口口声声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西汉年纪》卷五)遂下令国中表达谶悔之意，从此去帝号，黄屋左纛“愿通使汉如故”。并信誓旦旦地声言:“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同上)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陆贾传述赞》中指出:“陆贾使越，尉佗惧怖!”贾再度出使南越的作用是史家所公认的。南越政治态度变化后，当即向汉使献上白璧一双，翠鸟千，犀牛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陆贾圆满地完成了汉交付的使命，返长安还报，文帝大悦。此后赵佗按时遣使入朝贡献，表面上总算维持了藩臣的地位。其实，赵佗口头上的“不再称帝”也只是一个策略。正如《汉书·南越五王传》说的:“然其居国，窃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直至景帝，一直称臣，如期朝请。(《西汉年纪》卷五)陆贾第二次奉命出使南越，意义十分重大:

其一，赵佗重新接受汉帝册封，取消帝号，黄屋左纛，再度接受汉的藩国地位。从此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南越侵犯长沙边境的战争，使汉、越重新处于和平的环境，对双方人民都是有利的。正如黄震在《黄氏日抄》(卷46)中说的陆贾两使尉佗，使汉“越无兵事，天下阴受其赐多矣”。

其二，由于和平安定局面的出现，汉、越因战争造成的交通阻塞明显地有所改善，人民相互的交往日益频繁，岭南的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也相对加速。特别由于“灵渠”的建成，连接五岭的“新道”和其他关隘的打通，大大便利南北人员的往来和王朝政令的推行。与此相适应，汉、越贸易日益扩大，内地的铁器、马、牛、羊畜及其他物资与岭南的地方特产，如象牙、犀角、珠玑、珍禽异兽等或以贡献，或以互市，都迅速地开展起来。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至于文化的互动，民族的交融，无疑对促进社会的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www.daowen.com)

其三，促进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程。汉对南越的经营，双方关系的加强，以及秦汉时期大量中原人民的南移，去岭南推行秦汉政治体制，尤其倚重当地越人进行治理等政策，都加速了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程。从南越政权实行的相关政策分析，大都与内地有所区别，主要表现为对越倾斜的各个方面:例如:(1)为了实行以越治越之目的，南越更多吸收越人参加政权。当赵佗独立之际，曾倚靠身边的中原人，故“有中国人相辅”的说法;但为了取得当地土著居民的认同，有意吸收越人参加到南越政权机构中来，如赵佗曾拜地方吕嘉为相，以其弟为将军，当地吕氏宗族任职为仕的就达70余人;还有一些部族首领或进入南越政府，或册封为王侯。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说:“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见李育中《广东新语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2)遵从越人风习，使汉、越之间和睦相处。南越既是以土著居民为主的地区，其风俗习尚，自当受到尊重，此之谓“入其境随其俗”，例如，当地人说越语、食蛇蚌，断发文身，干栏而居，水处舟行，椎结箕倨，盛行巫说、占卜之类。与土著长期共处的汉人，自然应该习惯这一类风尚，遵从这些风尚，易于获得越人的理解和同情，否则，就有伤害民族感情之虞。陆贾初抵南越，赵佗“弃冠带”“椎结箕倨”，固然说明赵佗有融合当地习尚的一面，但作为南越领袖人物，面见堂堂远道而来的汉朝使节，则应有其必要的礼貌，与接受越地习尚完全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3)提倡汉越通婚:南越政权出现的前后，中原汉人南移者不在少数，其中有由政府派往南征的大军，也有各类南迁的汉人，与当地越族杂处同居，相互通婚的自不在少，当政者出于巩固统治权力的需要，也大力提倡汉、越通婚，如吕嘉家庭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宗室”(《汉书·两粤传》)。南越族中下级官员、兵卒及其他汉、越民族间的婚姻关系也是相当普遍的，民族血缘的融合，思想文化的交流，使民族隔阂渐趋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

其四，从陆贾先后两次出使南越，而且获得了预期的成果，不难看出陆贾个人智慧的非凡与卓越，雄辩有力而超群，体现了少有的个人魅力。他在化解中原移民与土著关系方面必然起了重大作用，其气度、胸怀更是博大而宏远。为汉边境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成为永载史册的光辉一页。唐人许浑在《登尉佗楼》一诗中，对陆贾出使南越的伟大功绩，有如实的评价。

刘项持兵鹿未穷，
自乘黄屋岛夷中;
南来作尉任嚣力，
南向称臣陆贾功。

诗中对南越归服于汉既有中肯恰切的评价，而且南越之享有高度自治，像文帝致书赵佗中说的:“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汉书·两粤传》)从文帝在日到文帝年代，处理南越事务，都是由陆贾出面的，允许南越在境内采取灵活、变通的“自治”政策，当是根据周礼针对边远“荒服”地带，民族关系繁多，各地经济条件又不一致，且距中原遥远等等实际情况，不能像内地一样，采取严格一致的管理方法，于是实行“羁縻”之策，达到“和辑百越”的作用就可以了。这一总方针，当与陆贾出使有密切关系，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出使取得的成果具有连续性，并无多大区别，这一点是值得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