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邦改弦易辙转变国策

刘邦接受陆贾诚心诚意的劝告之后，开始领悟到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手段。要想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必须文武并用，刚柔相济，不能一味迷信武力。从此，刘邦由一个“漫而无礼”，动辄斥骂儒生的草莽天子，逐渐认识个人的非是，态度开始起变化。这一转变的开端大约始于高帝六年。那是因为六年之前不久，楚汉战争以项羽乌江自刎而宣告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邦于汜水即帝位，实行“兵皆罢归家”的政策。到六年邦归栎阳，着手“论功行赏”，为战争付出贡献的功臣加官晋爵。全国军事、政治的态势有了明显不同，出现了“攻守相异”之势。这一明显变化，甚至反映在礼仪制度名称的更新上，如祭祀帝庙演奏的乐舞。相传舜时流传下来的乐曲名称叫“韶”或韶舞，至高帝六年更改韶舞为“文始”(《汉晋学术编年》卷一，《订安世系条注》)。显然，把“韶舞”更名“文始”，旨在说明前后不相袭之意。庙宇祭祀礼仪，在封建时代是个十分重要的礼节，其祭祀所奏之乐曲以及名称，不是轻易命名的更不是可以随便更改的，奏什么乐、叫什么名称，当是由朝廷郑重其事的作出明文规定，所以更名必有原因。既以“文始”替代原来韶舞之名，自然很不寻常，至少说明从这年起，政局有了某种新变化或出现某种不平凡的情况。因此我们把高帝六年作为陆贾判断“攻守之势”相异的分界线，作为他向高祖反复陈述朝廷应重视文治的起始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汉高祖刘邦比较彻底接受陆贾重视儒学的时间是在高帝十一年，原因已如上述，此后汉在文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尊崇儒学，膜拜儒学创始人孔子:陆贾投身刘邦之后，虽面临刘邦动辄斥骂儒生的尴尬局面，个人也只好隐忍。在血腥的战火岁月，一切都要服从军事的需要。到高帝六年，军事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过时的陈腐观念不适应开始变化了的形势需要，陆贾大约此后时时为邦谈论《诗》、《书》不可少的道理，或者称做“吹风”。不过由于异姓诸王的反叛和匈奴的一再扰边，军事行动依然是个重大的课题。到高帝十一年，刘邦亲率士卒南征，击败淮南王英布，这时和平局面才真的到来了，刘邦与陆贾之间才出现了殿廷的大争议，正是这一争议，使刘邦醒悟过来。他从淮南归来时，特意到达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同时又在鲁南宫召见了儒家门徒申公及其师浮邱伯等儒门大师。以后又邀约浮邱伯来京师长安。甚至到吕后年间，浮邱伯仍定居京师，长期在京师授徒，刘邦同父少帝楚元王刘交，即随其受业。由此，足以说明，原来刘邦不屑一顾的儒生儒学，已经成了他统治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政治砝码，刘邦的变化，自然主要是受陆贾的启迪和开导。此其一。

其二，国家要想兴旺发达，必须招贤纳士，重用贤能，任用儒生。高帝刘邦抛弃了过时的旧观念后，认识到任贤用能的重要性，尤其在攻守易势的条件下，更需要大批士人参加到政权机构中来，推动面临的各项事业。于是高帝发出了求贤的法令，明确宣布“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汉晋学术编年》卷一)意思是说，贤人已佐助我平定了天下，更需要和我一起治理天下，即刘邦所谓的“共安利之”的事业，“平”自然指平定、夺取;而“安利”则是指安宁，有利于民有利于国，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类的大业。由此可见，刘邦已经把武力与文治分辨得清清楚楚，而且一再表示，对于肯效力的贤士大夫，一定予以优厚的待遇。不过，对于刘邦而言，也只能算作一个起始，而且口头承诺往往多于实际，那时，国家权力，主要仍在武力功臣之手，这种局面，直到惠帝、吕后年代，尚且如此。文景年间，文人学士步入政治舞台的为数已十分可观。但因受到守旧元老重臣的排挤，还无法根本改变“具官待向”的可悲地位!唐李商隐的《贾生》一诗，描写一个“才调更无伦”的青年改革家贾谊，虽被汉文帝召见于“宣室”，也不过落个“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下场，真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予讨论，却醉心于虚妄的鬼神话题，以致这位有志改革的青年忧郁早逝!不顾自身和家族安危的晁错，一心一意卫护皇帝利益，竟也遭到顽固派的暗算，身首异处。但无可否认，为国效忠、为民谋利的贤才成为国之栋梁的当然也是有的，不可一概加以否定。(www.daowen.com)

以上事实说明，刘邦采纳陆贾建言，确已产生了积极成果，可是又有明显的局限性，不可过高估计。尽管如此，在陆贾不顾个人安危，一再力争下，多少改变了粗野武夫的草莽天子，总算产生了“厌苦军事”重视儒生和儒学的作用，确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推行“仁政”，减轻人民疾苦:重儒的又一表现，在于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之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仁政”。在陆贾看来，秦的灭亡，是由于秦始皇废弃了仁义，片面崇尚法治的结果。要想万世太平，就必须以仁义为政治的指导思想。贾并不否定法治的作用，只是认为法治起着一个调剂和补充的作用。当刘邦入关时，为了稳定人心，也曾在关中颁布过约法三章，一时赢得了关中父老的拥戴和普遍欢迎，唯恐沛公不在关中做王。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简易的三章之法已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遂命相国萧何参考秦法结合实际，作律九章，原来秦的族诛法、连坐法、挟书律、妖言令等等苛酷法令，又有所恢复。虽然法治又由宽向严的趋势发展，不过，由于倡行仁政的影响以及经济残破等现实，广大人民起而抵制酷法苛令。汉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权和安定人心的要求，不得不采取较为和缓的政策，高帝八年，减轻田租、实行什伍税一的田赋制度;同时，采取“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税收政策，即量出为入，旨在防止无节制地向人民加税;而且规定天子和封君的花销，只允许由自己采邑之收入提供，不能随意去采邑之外领取国家的经费。(《西汉年纪·高祖》)到惠帝年间，汉再度放宽商贾的法律，其他繁苛的法令也相应有所减轻。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说过:“汉兴，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西汉年纪》惠帝二年)的评价。因此，我们以“政简刑轻”概括汉初盛世，还是比较恰切的。这一局面的取得，与陆贾的建言不是毫无关系。尹彦钺认为“汉室文明之治，实自贾启之;儒术之盛，实自贾开之”(《史论正鹄》卷八，《陆贾论》)是颇符合客观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