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抨法研儒成为汉初一时好尚

秦始皇采用军事手段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与此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而且还谋求思想意识的高度集中。他们相信“王者执一而万物正……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专)之也”(《吕氏春秋·执一》)。于是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焚书、坑儒就是这一高压政策的具体体现。一时异端思想迅速转入地下，形成一股不小的潜流，反而使秦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离心离德的趋势不断扩展。到秦汉交接以至西汉之初，社会上普遍流传着对秦政的不满，斥骂暴秦之声此起彼伏。著名的洛阳人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比较集中地探讨秦“仁政不施”的弊害;一度遭遇浩劫的儒家思想以及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深受社会重视，从此得到传播，知识分子研读和宣扬《诗》《书》之风大盛。人们既愤懑秦的“严刑峻法”，自然对秦热衷和执行的法家路线和法家思想、法家政策进行激烈的抨击。主张“悉更秦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行仁义，法先圣”(《新语·道基》)的理论，乐于为人们所传诵。

儒门弟子投身反秦义军的大有人在。孔子八世孙孔鲋(又名甲)一度隐居嵩阳，陈胜反秦，鲋不惜献出生命与陈胜共存亡;缙绅先生纷纷携礼器委质为臣的数量不断增加，足以说明秦的文化高压政策，不仅没有产生拱卫秦政权的效果，反而促成了人们的觉醒，带来的是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和崩毁。刘邦举兵起义，儒家知识分子献策的更是接二连三，陆贾就是诸多儒家学派中的一个。在楚汉战争年代刘邦率军抵达鲁地，鲁中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不过，那时的公卿，大都系“武力功臣”，即是博士之职，也不过是“具官待问”(同上)的摆设而已!尽管如此，毕竟汉兴之后，儒学大大抬头，是个毋庸否认的事实。例如，秦时《尚书》博士，济南人伏胜(字子贱)为了躲避始皇焚书，特意把《尚书》藏于壁内，个人则趁战乱之机逃命。待汉建国后，始毁壁得书，丢失数十篇，独得29篇，伏胜在齐、鲁即以此书传授;齐地浮邱伯，亦名包丘子，原来也是秦的儒生，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卿，爱好《诗经》及《春秋谷梁传》，刘邦同父少弟刘交和鲁穆生、白生、申公，都曾师事浮邱伯，听他讲授《诗经》，到吕后执政时，浮邱伯依然居住国都长安，传授儒学。还有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张苍，原与浮邱伯是同窗，首任秦御史后来接任汉相，传授左氏学(即《左氏春秋》)于贾谊;鲁人高台生也在汉初讲授《士礼》(十七篇)。(马非《北秦集史·人物传》十三)仅仅上述有限的事例，已足以说明儒学在汉初是何等的受到重视，当时儒学分为多个支派，为后世所尊奉。儒学之盛由此可知。从秦汉之交到西汉初年，抨法研儒几乎成为一时好尚。河南少年贾谊，以诵《诗》、《书》名闻郡中，时河南守吴公在文帝年间得到提拔，升任朝廷廷尉要职。吴公立即以贾谊深通诸子百家之书，推荐给中央，被朝廷召至长安，出任博士，不到一年工夫，就升迁至太中大夫。谊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谊列传》)是一位富有创见，不可多得的变革派人物，力主“悉更秦法”。之后，受到顽固守归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未能得到真正的重用，竟被排挤出中央权力圈之外，做了长沙王太傅，年纪轻轻，竟忧愤而死。但他研习儒学，要求变改法令的主张，无疑与汉初重儒之风是相合拍的。(www.daowen.com)

社会上尊重儒学，研习儒学，旨在推行孔孟的“仁政”，一改暴秦的苛政重刑、酷法的局面。不过，儒学在汉初并没有得到十分明显的发展，更谈不上处于独尊地位，只是到汉中叶武帝即位，儒学才受到异乎寻常的尊崇。原因在哪里呢?这是因为西汉建立之初，儒学由于秦始皇的残暴摧毁，一度为人们所怀念。其实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它更符合于社会普遍要求废除暴秦政繁法苛的趋势，尤其长期战乱的破坏，弄得社会疮痍满目，经济残破，人口稀少等诸多因素，国家根本无力从事兴革、黄老的“贵因循而重改作”的思想，有利于逐步调整改善阶级矛盾的关系。其时统治者中，不乏笃信黄老学派的重要人物，像先后担任相国的曹参、陈平;继后的文帝刘恒及至尊的窦太后，都把学习黄老典籍视为教导贵族的大事，而且左右政事的时间非常长久，大臣中如田叔、邓公子章、处士王生、直不疑等人，都是名盛一时的黄老派人物。因此，儒学在汉初，尚难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应该承认还是相当盛行的。陆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力主刘邦改弦易辙，变改“重武轻文”那种早已过时的国策，把国家的重心从军事至上的轨道上扭转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经济、政治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习尚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