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称颂《诗》、《书》以谏君上

刘邦从芒、砀起兵以来，南征北战，一直过着戎马生涯，他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战胜暴秦的统治;以后考虑的又是如何对付西楚霸王项羽。及至建立刘汉政权，形势虽出现新的变化，暴秦统治、项羽威胁虽已渐次消失，但新的政府结构该怎样建立，国家体制该是个什么样子等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面前，亟待解决。当时眼前受封的异姓王，如燕王臧荼公然叛变，继后韩王信叛逃匈奴，代相陈豨举兵背汉，楚王韩信更是一大威胁;淮南王英布又据九江与汉为敌，北方匈奴接二连三扰害边境，这些问题和面对应解决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当政者冷静地思考，果断地对付和处理。可是刘邦却一直以为只要崇尚武力，采取军事手段就能解决一切。对武力之外的事，不屑一顾，不愿过问。尤其瞧不起读书的儒生，若与儒生相遇，动辄以“竖儒”二字相讥!甚至抓起儒生的帽子随意撒尿，儒生郦食其在陈留打算登门求见刘邦，由于通报者说求见者食其“状似儒生”而拒之于门外，郦生高声表示“我非儒生，乃高阳酒徒”，才争取到拜会刘邦的机会(《太平御览》引《楚汉春秋》)汉王三年(前204)以后，刘、项处于对峙局面，一时对邦十分不利。邦派随何劝说淮南属下的黔布倒戈，结果黔布归汉。不久，刘邦训斥随何，斥责何为“竖儒”，竟骂道:“为天下安用竖儒”的话。随何也毫不示弱，跪着争辩道:“方陛下之败于彭城也，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九江乎!”邦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随何接着道:“陛下使何与20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陛下谓何竖儒，何也?”(《汉书·英布传》)这场面对面的呛白，弄得刘邦十分尴尬!只好用升任随何为护军中尉之职以示安抚!刘邦傲慢动辄斥责儒生，几乎成了他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魏王豹曾以“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通鉴》卷九)指责汉王。与刘邦不同的项羽，对待诸将优礼有加，但却惜土吝职，有功者得不到应得的封赏，以致成了孤家寡人。就以黔布为例，布受随何劝说，间行归汉，受到刘邦的接见，岂料，邦召布入见时，竟踞床沐浴，丝毫不顾起码的礼貌，“布大怒，悔来，欲自杀!”接见后送布就舍，却是“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正是因为这一点，刘邦周围才聚集了众多的智士勇将。固然，邦与羽比有自己的优势，但轻视儒生，也就是漠视知识，轻视武力以外的其他有用的东西，这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事业能否继续前进的大问题。如果以为军事就是一切，就是万应灵药，那么新政权即将出现或已经出现，面临的一大堆新问题，比如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难道也可以用武力解决吗?所以如何及时地改变刘邦的过时而不合时宜的观念，就成了当务之急，否则前途难以预料。陆贾对刘邦轻视儒生，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因为从他投效刘邦之后，一直追随其左右，不过在反暴秦的时日和与项羽争雄的年月，战争就是一切，是否重视儒生，重视武力以外的问题，恐怕还不是主要课题，只有到了暴秦灭亡、项羽乌江自刎，形势出现明显变化的时刻，这个问题就突出地摆在面前了。“时时称说《诗》、《书》”，自然指的不是一次两次赞颂诗书，应该是多次，第一次由陆贾提出希望刘邦重视《诗》、《书》的时间，无法确知。但称“时时”，当是指连续提示之意或不断提示之意，连续要求刘邦改变旧观念，无疑与形势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

陆贾开始投效刘邦，正是邦重用“斩将搴旗之士”的时刻，不用说对邦的是否重视儒生，能否重视《诗》、《书》，陆贾是不会十分在意的，更不会向邦作什么建言，建言的提出，必是秦亡之后，项羽也已全部失败，而且身旁的反侧势力受到一定打击之时。据分析，帝六年(前201)，刘邦的重大军事行动已宣告结束，正着手考虑“刻符封诸功臣”(《通鉴》卷十一)的当儿，从全局考虑，“攻守之势”已出现明显变化。富有强烈敏感性的陆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时机，趁势向刘邦吹风，提出应该重视《诗》、《书》的话，促使国策转轨。

据《史书》记载，陆贾称颂《诗》、《书》引起刘邦的重视是在高帝十一年(前196)。这次君臣对话十分认真，双方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摊牌，史官才特意记述下来。为什么会在这一年呢?大约在刘汉建国之后，异姓诸侯王和反汉势力在刘邦武力征讨和采用其他手段各各击破下，比较彻底地被肃清了，对于北方匈奴的扰害，刘邦曾一度亲统大军予以回击，虽未获胜，但已利用和亲暂时获得安宁，南越的独立由于陆贾的出使，业已达到“称臣奉汉约”的效果。其时，严峻的现实是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老百姓连隔夜的粮食储备都没有，天子出门难以套上清一色的马车，将相也只能乘坐牛拉的车子，社会经济普遍萧条，人口只有繁盛时的十分之二三。高层统治者面对这一现实，如何恢复经济，改变目前现状，是个严峻而紧迫的现实问题。(www.daowen.com)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陆贾以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不计个人利害安危，向君上刘邦力陈，请求他重视《诗》、《书》，把国策从现在一味只知用武力进行重大调整，步入文治的轨道。而刘邦却依然固守陈旧过时的旧观念，竟劈头斥责道:“老子的天下是马上(武力)得来的，哪里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面对刘邦的蛮横，理直气壮、毫不退缩地驳斥道:“马上得天下，难道马上也能治天下么?”随即胸有成竹地列举历史上一大堆成败的经验教训说:“古代商汤、周武王用武力取得天下，采用文治保有天下。只有文武并用，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继而又以极郑重严肃的口吻指出:“过去吴王夫差和晋的智伯，都只知一味依靠武力，结果反而迅速灭亡;暴秦更是一直采取严刑苛法，最后不也走上了毁灭的道路，如果秦在统一之后推行仁政，效法先圣先王，试想哪里会有今天呢?”刘邦听到这一意味深长的话，先是一惊，随后感到深深地愧疚，情不自禁地认识到一向瞧不起儒生，是个不小的错误。君臣间这次面对面的推心置腹之言，相互间各不相让的当庭争辩，刘邦在现实面前，内心深处认输了，心悦诚服、甘心情愿地钦佩陆贾，乐于接受陆贾为汉的发展所进的忠言。

通过此次君臣对话，促使刘邦有了根本的转变，一个顽固坚守过时看法的刘邦，似乎转化成另一个人，他大发议论地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之所行，多不是。”(转引邢贲思《儒学大师董仲舒》第3章)这段发自肺腑之言，明确表达了个人对轻视儒学的悔悟，承认过往一些言行的非是。这一明快、真诚、亲切的表态，反映了对儒学的全新理解，从中不难看出陆贾对刘邦思想转化的作用，尤其由此引发刘汉政权向文治轨道的转化，意义之重大远非其他建言者只为一时一事的局部利益的献策所能比拟。当然我们也不应以此轻视其他有贡献的智谋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