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民南越加速岭南开发

中原与岭南关系日益密切，虽与陆贾出使有关，回溯历史，源远流长，远的且不必说，至秦派大军征讨岭南，朝廷就曾有组织地迁民抵岭南的记录。

1．秦汉间多次移民岭南

秦征岭南到赵佗据南越独立，其间先后多次有组织地迁徙人口至岭南。其用意在于增强征讨岭南的后勤实力。仅秦时移民计有四次:一次是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遣发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岭南)，并派人建灵渠，负责戍守南海、桂林、象郡的险要地段(《史记·秦始皇本纪》);次年(前213)遣发犯罪的官吏，令其筑长城及南越地(即在南越地建长城，引文同上);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继续派兵防守南方边防;又据《史记·淮南王安列传》记载，赵佗统兵战斗在岭南时，也曾上书请求派遣30000名无夫妇女，名义上是为士卒充当“衣补”，其实意在解决前方将士婚配的需要。始皇批准了15000名无夫妇女抵达岭南。

以上属于有组织地迁徙岭南的记录。至于不由朝廷派遣而自动前往岭南者，尤其因中原土地兼并和战乱赴岭南的也不在少数。仅就以上资料考察，遣发岭南移民既有男也有女，有一般苦力，也有沟通有无的商贾，还有具备一定水平的犯罪官吏和文化人。这其间当不乏有经验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人员和政经管理人员。他们到达岭南之后，长期与当地越人杂居共处，无疑对岭南土地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以及经营管理手段的改善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岭南的开发与民族融合(www.daowen.com)

随着岭南移民的不断增加，加速了岭南开发的进程。又以开发岭南的需要，通往岭南的道路也在日益增多，除原有四条新道外，继又增开五条五岭南北的交通要道:即牂牁道、桂阳峤道、武水水道、仁化城口道和葵蒲关道及大河水道。其时形成五岭南北间，以水路为主，水陆兼程的通道;以原筑沟通南北的道路为主，以新辟道路为辅的南北大道。中原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把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例如铁质农具、耕牛等运往岭南，原来以“射猎山伐为业”的原始生活方式，以“火耕水耨”为主的粗放农业，都在部分地得到改善。就考古发现考察，今广东地区发掘的南越王墓葬，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Ⅰ号汉墓等地的出土文物中，铁器数量就十分可观，据专家统计，已发现南越国墓葬共383座，其中随葬的铁器有165座，共出土铁器51种，598件(崔锐等《从考古发现看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开发方面的历史地位》文物出版社博物馆《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在当地缺乏铁矿原料的情况下，可以断言，南越铁器多是从中原进口而来。当时，南北双方在边境设有关市，铁农具、耕牛以及其他商品是交易的主要物资，汉初虽有过闭市的短暂过程，随后边贸又归于正常。这对南越的农业发展是个有利的因素。从中原运去铁原料，经过加工制成铁农具等以供农民的需要。当然也不能估计过高，作用大约仅限于局部地区，而且使用铁农具也只是初步的，尽管如此，必须看到中原人口的南移，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对促进岭南经济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成果。当时岭南主食水稻、风味独特的水果，荔枝、龙眼、甘蕨、椰子、甘蕉(即香蕉)等，都已由野生变成了家种，《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贡献鲛鱼、荔枝。这些都足以证明岭南在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已开始向前迈进!

无可否认，岭南的开发与秦汉对岭南的经营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和陆贾的仆仆风尘数次出使劝服赵佗的努力，以及在岭南开展的种种活动等等方面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不是如此，南北双方长期处于对峙，或老死不相往来，其情况巩怕将是另一个局面。正像当时统兵入南越的任嚣就曾明确地表示过，“南海僻远，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汉书·高帝传》十一年)，这不正是对中原与岭南沟通、北方对南方所起作用的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可见，汉文化的强势传入，使南越文化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此，岭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政治制度、官僚体制以及教育、人文习俗各个方面，都出现明显的变化。不过发展速度毕竟有限，大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产方式。据《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饿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从这段文字看来，其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为低下的，“火耕水耨”的落后生产方式所占比例依然不小，商业并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重依然很大，可以肯定岭南经济虽有发展，只是开始起步阶段，如果与北方那种“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情景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史记·平淮书》)

与岭南经济开发同时推进的是民族之间的融合，二者几乎是相辅相成的。要知道，经济的开发有赖于中原人的南迁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相互协作，如果没有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人的迁入，就没有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先进的工具;不与当地越人合作，杂处，哪来的荒野变耕田。正因为中原迁民与土著居民相互频繁的接触，感情经验的交流，长期一起共同劳动，逐步消除了隔阂，泯灭了原来情感上的对立，尤其婚配关系的建立，更加速了相互的信任、尊重，无论生活习惯，风俗习尚、语言等等，渐渐地趋于一致。从血缘的融合到生活方式的改变，为进一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站在统治岭南的上层官员立场上考虑，他们出于获得当地人民拥戴的需要，除了采取高压手段外，也认识到只有自己改变生活风尚，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才容易为当地人所接受，赵佗“椎结”其发，即是一例。这些都有利于岭南的汉化，也有助于滋长地方的内向性。不过，在南越虽因各种原因，包括陆贾的努力，南越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都产生一些变化、社会有所进步，但毕竟在越族聚居区，在地方基本组织中，依然采用“以越制越”的社会组织形式，重用越人豪酋做酋长，管理地方政权，称做“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史记·平淮书》)。以此缓解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使汉越的民族融合经济开发，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伴随南越经济开发与民族融合的加速进程，原有南越当地落后的旧习惯，过时的旧风尚，如越人长期流行的“血亲复仇”之俗，明显地减少了。所谓“血亲复仇”，是指不同族姓间产生的恩怨，往往造成相互的报复和攻击，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械斗，甚至年复一年地进行，以致不断重演，这种落后的东西，在新的形势下日益减少。正是《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一年五月诏令中说的: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里说的“南海尉佗”是指秦派来的官员赵佗，“中县人”当指由中原迁徙来的汉人。“越人攻击之俗”即是指“血亲复仇”，由于前者才使后者恶习得以遏止。至于文化思想的相互渗透，相互吸取，在两汉时期也是屡见不鲜的。以上的变化，值得肯定和称许，这一结果不用说与陆贾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