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贾首使南越，劝服赵佗归汉

当南越公然闭关，宣布独立之际，正是中原刘、项进行激烈搏斗的年月，尚无暇顾及远在岭南的政局变化。以后不久，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王相继被刘汉平服;北方匈奴扰边的威胁也暂趋缓解，远在岭南公然打出独立旗帜的南越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其时，刚刚建立不久的刘汉政权，以北方罹经战火，经济残破，人民急需休养生息，把主要精力置于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秩序的大局上，难以组织强大的武力，出兵解决岭南的割据势力。于是决定采取和平手段，即派出使节劝服南越。只期“与之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史记·南越列传》)就可以了。因此，一向客随刘邦左右，具有“口辩”之才，且“常使诸侯”的陆贾，就成为出使南越的理想人选。

高帝十一年(前196)，汉派陆贾以使节的身份，抵达南越。南越武王赵佗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姿态，轻藐地对待来使陆贾。他“椎结箕踞”，所谓“椎结”，是指把发型盘成锥形。根据历来的说法，这一发型系南越之俗。而彭年先生考证，早在先秦时代，华夏贵族男子15岁就“束发为结”，20岁戴冠，不戴冠则为失礼的举动(见《秦汉论丛》第8辑彭文)，此处佗之“椎结”显属南越之俗。“箕踞”，指伸足直腿坐，形似簸箕。赵佗摆出这一姿态，意在显示傲慢不敬之意，对汉使无疑是蓄意挑衅的举动。作为大汉使者，自然不能漠然视之。汉使节陆贾看到赵佗这副光景，愤然出面指责道: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今天竟如此违反天性，背弃礼仪，欲以区区之越，公然与汉天子抗衡，大祸就要临头了。你应该明白，秦王暴虐，致使诸侯并起。只有汉王最先入关，光复秦都咸阳。而项羽违背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一时诸侯归属，力量称得上至僵。但当汉王起兵巴蜀，征讨反侧，顺应民心，不可一世的项羽就宣告土崩瓦解。仅仅只五年岁月，海内平定，绝非人力所能及。汉实天建上国。天子闻听你称王南越，在纷起共反暴秦的日子里，你坐镇南越，从未襄助义军，将相了解真相，莫不主张出兵讨伐。天子怜念百姓初离战争之苦，特意遣派臣赐君王印，刻符通使。你本应出郊相迎，北面称臣。孰料竟敢以新建未稳之越，抗衡大汉。大汉天子如若闻知，掘烧君王坟墓，夷灭你的种姓，命一副将帅十万之众，兵临南越。南越毁灭只在旦夕之间。

这一声严色厉、义正直诚的愤慨斥责，不禁令赵佗胆战心寒!妄自尊大的心理，倔强高傲的性格，一下子遭到沉重的打击，内心已不自安。于是，赵佗“蹶然起坐”，理屈词穷地一再向陆贾谢罪，深表歉意地说:“我居蛮夷日久，实在有失礼仪。”这才使会见的气氛得到缓和。随后，双方一本平等协商精神，交换看法。赵佗从评论政治人物入手，借机向陆贾发问道:“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究竟谁更贤能?”陆贾出于外交礼仪，不便挫伤赵佗的尊严，随口表示:“王似乎比萧等贤能。”佗不知深浅地进一步追问道:“我与天子刘邦相比如何?”陆贾对于这一挑衅性的发问，认为十分不当，对一国之君的藐视，就是对所在王朝的藐视，不能等闲视之。遂正颜厉色地驳斥道:“汉天子起兵丰沛，讨伐暴秦，诛灭西楚霸王项羽，为天下兴利除害，称得上是继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之业的伟大英雄。他统一天下，治理中国，中国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土地肥沃，万物殷富，政令出于一家。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今天南越众不过数万，又都是蛮夷不开化的地区，与汉相比，犹如一郡而已!没有料到王竟敢不自量力地与大汉天子相比拟。”这段尖锐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作为一个外交使者，称得上是不负重托的人物!赵佗听到后，表面上显得满不在乎，甚至还大笑地说:“吾不在中国，所以才在这块领地上称王，若令我居中国，何愁不如汉呀!”佗的这一表白，虽倔强自负，似乎把汉没有放在眼里，其实佗已被说折服，但其回答未始不含有自我解嘲，摆脱困境的用意。陆贾不屑与之理会，淡然处之。从此，佗与贾相处达数月之久，常相与饮宴，借机为佗讲述、分析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介绍中原的风土人情，为汉与南越间的和平友好，有意无意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佗从贾的平素言行中，耳闻目染，深受熏陶，逐渐为贾所折服。(www.daowen.com)

在陆贾与赵佗交往之中，互相友善，佗高兴地向贾表示:“越中实在找不到可以交谈的知心朋友，自从你来南越之后，使我听到了闻所未闻的事，了解到外边的许多情况，大大开阔了眼界。”佗对贾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贾先后赏赐千金，其他官员相赠等也达千金之巨。陆贾实现了汉王交付的外交使命，以王朝的名义拜赵佗为南越王，南越则以臣下的身份接受汉的封赏，成为汉的藩属。可算是获得了双赢的效果。陆贾在外交活动中，采取软中有硬、柔中有刚、恩威并施的手段，终于使佗就范。从此，“南越入贡中原”，且“遣使入朝请”。(《汉书·两越传》)对于双方的人民都是有益的。至于南越内部长期执行的政治方针，依然是汉文帝致书赵佗的“服领(岭)以南，王自治之”(《汉书·两粤传》)的精神，政治体制大体实行“郡国并行制”，其官制制度，与汉相仿。不过实际上在南越依然推行“故俗”，即更多地保留当地地方习俗，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南越“以其故俗治，毋纳税”。说明南越毕竟与内地不同，施行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政策。正如《汉书·两越传》说的:“南越称制与中国侔。”即政体和中原汉之体制并行不悖。

陆贾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赴南越的使命，载誉归来。高祖刘邦十分赞赏他此次出使的成就，拜陆贾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系郎中令(后更名“光禄勋”)下属“秩比千石”的官职(据《续汉书·百官志》二“太中大夫、千石”，刘昭注:“汉官;二十人，秩比二千石。”)，负责论议的言官。值得重视的是，南越地区由于陆贾的出使，与内地中原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从此基本上结束了敌对状态，两地人民间的往来较为频繁，商贸往来日趋活跃，尤其下层人民或受政府遣发，或自动前往南越者，一天天有所增多，从而对荒僻落后南越的开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