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邦智囊群的贡献

刘邦在起兵伐暴秦与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并非都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他能由一支力量不大的孤军，不断扩充实力，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攻下秦都咸阳;后来又在与项羽强势力量的决斗中，打败了号称天下之雄的西楚霸王，建立了刘汉政权，除了军事手段(相对而言，项羽军的实力优于刘邦)外，与刘邦帐下聚集了众多智囊人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随时建言献策，使刘邦始终能够抓住有利形势、有利时机，采取比较合乎时宜的策略、手段，从事斗争。而且往往在极不利于己的环境下，转危为安，终于实现了建国立业的宏图大愿;与此相反，他的敌手项羽，虽拥有举世闻名的雄师，力足拔山扛鼎的项羽，由于一味迷信武力，仅有谋士范增而不能用，竟导致了全盘失败，落了个身败名裂，身死乌江的可悲结局!

那时，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效忠刘邦的智谋之士实在不在少数，其中著名的如号称汉初三杰的萧何、张良、韩信;其余如陈平、郦食其、陆贾，随何、叔孙通、娄敬等等。他们投效刘邦，虽有先有后，所献计谋各自不同，但都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以下仅举数例说明这般智士谋臣所做的有益贡献吧!

秦二世元年(前209)二月，在项羽出兵北救赵之际，刘邦受命率军由彭城出发，经河南西袭秦。在漫长的出征途中，为了避开固守城邑敌人的抵抗，基本上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绕道进军。当他抵达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时，地方儒生郦食其，经同乡骑士介绍，投奔刘邦。他建言刘邦说:“你以临时纠合的散乱之众，人数不满万人，径入强秦，不啻自投虎口。今军抵陈留，陈留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且有丰富的粮仓储备，只有先下陈留，再图发展，才是正确抉择。”并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劝降旧友陈留令的责任。表示如劝降无果，再出兵袭取不迟。关于这一行动，《史记·郦食其列传》与《朱建列传》记载，略有不同。后者不是先劝降，后进兵;而是郦生于夜半斩陈留县令，然后报知沛公。两者记述尽管有别，但并非要害。关键在于刘邦接受谋士郦生建议，取得了一个粮草充足的敖仓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陈留，为以后的顺利进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排除了可能出现的干扰，加上充足的军需物资，为胜利进军奠定基础，铺平了道路。

之后，刘邦西征军抵南阳，与南阳守接战，大胜。南阳守退保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刘邦打算绕过宛城直捣秦腹地关中。谋士张良以为不可，进谏道:“沛公虽欲急下关中，秦兵尚众，依然据有险地，今不下宛，宛从后袭击，前有强秦，后有宛军，必然陷入腹背受敌之危局。”(《汉书·高帝纪》)于是，刘邦改变战术，乘夜绕道，偃旗息鼓，神不知鬼不觉地快速前进。及至黎明，南阳守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不得不举手降伏。由于战术的改变，消除了后顾之忧，从此大踏步地西进，无异为沿途各地守军展示了范例，此后所到之处，兵不血刃，附近诸城，莫不闻讯缴械献城。刘邦大军于不长的时间内抵达秦的南部防线武关(《史记·高祖本纪》)。仅以上二例，虽只是局部战役，已显示了智士建言的作用。至于关系整体或全局性的建言献策，更为刘邦取胜提供了重要而有力的保证。

当项羽结束救赵战役之际，秦腹地关中已为刘邦所夺取，羽率军西进，破关而入。在鸿门(今临潼东)举行盛宴，俨然以主宰者的身份，主持分封。虽然对刘邦没有改变“先入关中者王之”的先期许诺，却借口巴、蜀亦秦地为由，把刘邦贬至辽远偏僻的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邦也只好就道。

就在此时，军心不稳，纷纷出逃;原属项羽部下后归附刘邦的韩信也丧失信心，离队出走。萧何深知信的才干，连夜追回。并向刘邦建议，封信为大将军。于是邦筑坛拜将。信借机为邦剖析项、刘二人的为人，比较其气度得失，然后郑重其事地提出檄定三秦的策略，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奇计，一举出兵下三秦，出函谷关，收复魏、河南，合齐、赵，共击楚的大好形势。(www.daowen.com)

高帝二年(前205)四月，汉军又在彭城被羽击败，退居下邑。刘邦深感形势对己不利。提出:“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建言，重用黔布、彭越、韩信。邦以分封为诱饵，形成荥阳、成皋相持的正面战场和以黔布为南翼、韩信为北翼，构成南北牵制之势，把彭越安插在项羽的后方，不时对羽进行袭扰，终于使羽顾此失彼，陷入穷于应付的局面。经过三年的对峙，楚汉双方力量对比出现变化，项羽在不利的情况下，同意划鸿沟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属楚。双方准备接受划界协议的时刻，张良、陈平则提出建议，在“楚疲食尽”的时刻，力主发兵进击，否则将有“养虎遗患之虞”(《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划鸿沟为界的誓约变成了击败项羽的良机佳辰，以后形势的发展，果如张、陈所料。

智囊的建言，不只限于军事战略、战术的方面，举凡影响刘邦胜负之举，都在智士谋臣的考虑之列。例如，刘邦率军入关，兵临秦都咸阳，诸将面对繁盛豪华的咸阳城，多为眼前的富贵所吸引，“皆争金帛财物”(《史记·萧相国世家》)。至于流氓成性一向好色的刘邦，更是不肯放过纸醉金迷和宫女成群的秦宫室，竟心安理得地打算迁入，准备长期享用。樊哙不以为然，哙虽是个大字不识的屠夫，却也认识到此举是一条败亡之道，一再劝他离开秦宫，但邦则充耳不闻!这时，张良出面，进谏道:“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并进一步申述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深谏，终于打动了热衷帝王梦的刘邦，刘邦在权衡利害之后，始离开咸阳，“还军霸上。”(《史记·高祖本纪》)又如，当刘、项于荥阳、成皋间长期对峙的战斗时，两方处于胶着状态，一时难决雌雄，郦食其曾有过分封六国贵族之后的谋划，以为采用此策能够组成一个更大的联合战线，刘邦已决定采纳这一建言，及时地刻好分封的印章。张良家族虽五世相韩，是个十足的韩国贵族，正巧了解其事，他以敏锐的目光，表示反对，借箸为邦剖析此策的非是，认为六国后裔一旦复还，必然会出现“天下游士各归其主”(《史记·留侯世家》)的局面，刘邦称帝建国，岂非一句空话!经过这一剖析，才使刘邦如梦初醒，立即把刻好的分封大印销毁，气愤地发出“竖儒，几败尔公事”的感叹!一场不利于己的后果才没有上演。还有涉及许多立国建业的重大问题，比如国都地点的选定，制定朝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都是刘邦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和要害。原来刘邦立帝之初，设想把国都设在洛阳，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娄敬以布衣拜见刘邦，向邦分析周、汉建国之不同。认为周自后稷，世代积德，而汉则是依靠武力。关中倚山临河，四塞以为固，且兵源充足，对天下具有扼其喉而拊其背的战略优势，力主迁都关中;可是邦的群臣多为山东人，竭力反对迁都。认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其固亦足恃”(《史记·留侯世家》)。其时，张良全力支持娄敬的意见。他说:“雒阳……非用武之地也。”而关中则“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心悦诚服地接受张良的劝告，以为有理，这才下定决心把国都建在长安，娄敬以功赐姓刘。朝仪的制定是智士又一贡献。秦败亡后，封建法统遭受破坏，以后历经数年之久的战乱，礼仪法制荡然无存。汉虽立国，一时尚无维系君臣上下间的礼节，大殿上经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叔孙通列传》)的混乱现象。刘邦深感“重威不行”，儒生薛人叔孙通就在此时提出，愿为邦制定一套朝仪。他从鲁地征选儒生30余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同上)的办法，可能还迁就了部分楚俗，拟定出简易可行的朝廷礼仪，经过一番演练，于高帝七年(前200)十月岁首，在威严的长乐宫大殿上正式依新订朝仪举行朝会。其情景大致如下:

天刚拂晓，臣下按职位尊卑进入大殿。功臣列侯诸将军吏依次就位西方;文官丞相以下就位东方。排列就绪后，皇帝始乘车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诸侯王、官吏以次奉贺，秩序井然。“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再也“无敢喧哗失礼者”(《史记·叔孙通列传》)。

刘邦十分得意地表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叔孙通一时被捧为“圣人”。

关于削除异姓诸侯王和地方割据势力，采用陈平的“伪游云梦”之举，韩信轻易地落入圈套;后来又借陈豨叛乱之机，吕后按萧何献策，把已降为淮阴侯的韩信，借“上谒入贺”(参考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2)之机，捕杀于未央宫钟室。汉初又接受刘敬的建言，“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裔及豪杰名家居关中”(《史记·刘敬列传》)。此策既削弱了关东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令其就近控制;又增强了皇室所在地的经济政治实力。其他对形势的发展，对战局的胜负以及利民益国的建言献策不一而足，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甚至也包含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刘邦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建汉立国、社会稳定、政经发展、文化进步的种种巨大成就，与投效身旁的众多智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刘邦对这一点也从不讳言。《汉书·刑法志》认为，高祖“总揽英雄，以诛秦、项”。

陆贾是众多智囊之一员，从反秦战争年代追随邦的左右，到楚汉角逐的岁月，以后又历稳定和发展政权的时日，一直都忠心耿耿。不过他的功绩和对汉的贡献，与众多智囊无疑有共同点，但其功勋，有些远非他人所可比拟，这就要求我们做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