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佛教是三大世界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长期存在、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成了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宗教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中,佛教研究起步最早,研究人员最多,研究热度最高,研究范围最广,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

我国历来具有重视撰写僧传教史的传统,当代学术界承此传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为本世纪学术界佛学研究的重心所在。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方法细密,考证精审,论述严谨,文字精练,创见迭出,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好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汤氏的《隋唐佛教史稿》系大学讲义,勾勒出了鼎盛时期中国佛教的轮廓架构。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释氏疑年录》三书,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出三卷,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充分地吸收利用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发现,内容充实丰满、富有新意。

对佛教义理、思想及其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是近百年来佛学研究的重点。早在1919年谢无量推出了《佛学大纲》,后来诸如蒋维乔的《佛教概论》、黄忏华的《佛学概论》、王恩洋的《佛学通释》、印顺的《佛法概论》,以及笔者的《佛教哲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在佛教思想通史类著作中,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书极具功力。前者系统论述了印度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教、中期大乘佛学和晚期大乘佛学,后者论述了中国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及思想渊源等,穷原竟委,条分缕析,学术价值甚高。

对于宗派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的研究,在本世纪也屡次兴起热潮。胡适是现代禅宗史研究的开先河者,2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禅学古史考》、《楞伽宗考》、《菩提达摩考》等文章,对早期禅宗史提出了独到见解,有力地推动了禅宗的研究。印顺的《中国禅宗——从印度禅到中国禅》,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等,也都对禅宗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对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对佛教人物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对慧远、僧肇、法藏、慧能等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撰写佛教高僧评传的态势方兴未艾。

佛教文献的整理、考辨、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如南京金陵刻经处选编的《藏要》,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和陈士强的《佛典精解》,以及吕澂的《新编大藏经目录》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大陆“传统文化热同时,佛教文化研究也出现热潮。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一时如雨后春笋,佳作迭出。

藏传佛教研究的成果也引人注目,重要的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在上座部佛教研究方面,有刘岩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张公瑾的《贝叶文化论》等。

我国的宗教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该书既采用客观性方法即“描述性研究,又采用主观性的方法即“规范性研究。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同时,借鉴西方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论述。罗竹风主编的《宗教学概论》,力图客观考察宗教的结构、内容以及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为人们提供对宗教的全方位的客观认识。罗氏主编的另一著作《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则从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出发,全面地展示中国宗教的历史概况,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少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当前的重要问题是:(1)研究人员缺乏创新意识,研究工作缺乏开拓性。如对佛教研究中的难点和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很多分支学科,迄今尚无显著成果。(2)当前研究仍以传统方法为主,虽然也趋于方法的多元化,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多元化方法,总结新方法来研究佛教与宗教学理论,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3)在佛教研究方面,对宋代以后的佛教、西域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律宗、三阶教、唯识宗、净土宗、居士佛教、女众佛教、大众佛教(民间佛教)、当代佛教等领域的研究均比较薄弱,至今尚未完成一部系统、全面、深刻的中国佛教通史。(4)宗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远落后于实际,对宗教发展的现状、问题,均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5)资料建设和学术交流的规模和质量与宗教学科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阻碍了学科的发展。(6)研究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宗教学理论研究人员缺乏,亟待培养、扶持。(7)全面、系统的学科规划不够。(8)研究体制陈旧,不利于发挥研究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佛学与宗教学研究基地的发展构想

为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之路,作为佛教与宗教学理论领域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提出如下的发展构想:

1.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健全科研管理制度,为本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为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本学科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我们在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借鉴国外知名学术机构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管理制度,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科研管理制度方面做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制定了一整套科研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学术会议组织条例》、《访问学者接待条例》等。

《人事管理制度》和《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是研究基地的重点规章制度,其要点是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所长负责制。所长全权负责本所的科研、人事、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经费使用等事务,对学校与教育部有关职能机构负责。所长聘任副所长协助进行日常管理工作。(2)全面开放制。本所的研究项目、研究工作、研究条件全面开放,鼓励竞争。校内与校外、国内与国外及境外的个人或单位均可申报本所的项目或带课题、带经费申请进入基地从事研究。(3)人员流动制。对本所的所有专、兼职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并与课题制直接联系,实行申报课题或带课题进研究所,完成课题后出研究所,以及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成效及时聘任、解聘的人员流动机制。(4)项目合同制。为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和研究人员的良性流动,所长与所有受聘人员签订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如期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实行奖励,对未按期完成项目的人员追究其相关责任。

《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规定:为保障课题规划、课题设计、课题招标、课题评审的高水准和权威性,本所决定聘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全国著名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指导、监督包括课题规划、课题设计、课题招标、课题评审在内的本所的学术研究活动。

《学术会议组织条例》和《访问学者接待条例》则为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的顺利举办和国内外访问学者来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此外,我们还将借鉴国外知名学术机构的经验,制定《学术活动利益回避制度》、《学术规范建设条例》,完善《学术刊物匿名审稿程序》,争取为本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2.确定学科发展战略,做好科研项目规划,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健全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力推动本学科的有序发展,全面提高本学科的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水平、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是本学科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基地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要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首先必须明确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学科的发展战略,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项目规划,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的方式竞争承担研究课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度全国高校系统本领域的研究资源,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以此带动本学科健康、有序、可持续性地发展,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www.daowen.com)

作为国家级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两个重点,即佛教研究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其中佛教研究又是重中之重。在对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现状及其优势和不足做了深入调查和冷静分析,并广泛征求了本学科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明确了佛教研究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提出了相应的项目规划和具体设想。其基本内容如下:

(1)关于佛教研究方向,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发挥我国学术界在中国佛教史特别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及在北传佛教研究方面的相对优势,争取通过集体攻关在较短时间内推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同时注重把这些成果向国际学术界介绍推荐,使我国的佛教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挥与其成就相称的影响。为此,我们的具体设想是:立足于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通过10年至15年的努力,撰写一部多卷本和一部简编本的一流的中国佛教史,简编本将译成其他语言文字。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今后五年内,我们将针对我国汉至南北朝佛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争取完成相关的“中国现代禅学研究的方法论检讨、“汉晋禅学研究、“南北朝佛教学派研究、“汉至南北朝佛教与儒、道的交涉等课题,为撰写汉至南北朝的佛教史奠定基础。在第二个五年内,再通过相应的课题规划,对隋唐至近现代佛教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研究,为撰写隋唐至近现代佛教史提供充分的条件。在第三个五年内,通力完成中国佛教史著作。

(2)关于宗教学理论研究方向,我们确定的发展战略是:与佛教研究相呼应,力图以中国宗教的思想文化与历史演变为坐标、以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形态为主要参照、以世界主要宗教的现状为立足点,通过大约10年到15年的研究,初步确立具有东方特色的宗教学基本理论。为此将集中力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继续搞好对中国各大宗教发展状况的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主要的宗教文化形态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对宗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各宗派基本教义的常见误解及其与非法活动的关联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积累资料;系统译介国外宗教学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为建构具有东方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参照;设立专门课题,对宗教学理论领域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建构具有东方气派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最后,在这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研究的成果,建构有别于西方的新的宗教学理论体系。

上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将主要通过设立重点研究课题的方式加以贯彻落实。重点研究课题的承担将采取全国招标竞争的方式,以保证有效地组织全国相关领域的优秀研究力量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相应的研究课题。本所将根据科研管理制度的规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保障重点研究课题的顺利完成。

3.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树立良好学术风气,为本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造就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作为高校唯一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树立良好学术风气,培养高素质研究人才,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把树立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摆在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的突出位置,以此为标准加强现有研究队伍的建设,要求基地的全体专、兼职研究人员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学风,并把这种学风贯穿到课题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实际工作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利用基地的特殊影响,在整个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牢牢树立起优良学风,以保证本学科的健康发展。

其次,通过重大研究项目在全国公开招标的方式,积极引进、吸收和选拔本学科的优秀研究人才承担相应的研究课题。既注重引进和吸收在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学术成就突出、享有较高声誉的中年学术骨干,同时也积极鼓励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留学博士和基本功扎实、具有良好学术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参加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希望通过承担课题研究造就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才,为本学科的持续发展培养相当数量的后备军和青年生力军。

再次,充分利用本基地和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具有宗教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这样一种完整的人才培养序列的优势,做好本学科的人才培养工作,加快研究生的培养步伐。我们还拟借鉴国外知名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先进经验,设立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的制度,促进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4.重视图书资料建设,创立资源共享机制,加快本学科迈向数字化时代的步伐。

图书资料建设是本基地的一项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此,在资金投入上,我们不但保证教育部的图书资料专项经费全额用于基地图书资料的采购,而且积极筹措横向科研经费,优先用于图书资料建设,同时还积极开展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图书资料互惠交流,争取有关方面的图书资料捐赠。迄今为止,已有国家宗教局、国务院宗教研究中心、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香港汉语基督教神学研究所、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台湾中华禅净协会、台湾南华管理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加拿大维真学院等机构向我们捐赠图书资料。随着基地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将会得到更多学术机构的热情帮助。

高质量、高水准的专业学术刊物是同行专家交流学术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在继续办好传统的权威转载刊物《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和已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汉语基督教学术界获得普遍好评的、实行匿名评审的《基督教文化学刊》的同时,我们还将积极筹办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登载多语种专业学术论文的《宗教研究》杂志,力争使之成为本学科世界一流水平的、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核心刊物。

处在信息化、数字化生存的现时代,作为本学科全国性的研究中心,我们充分体认到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网络建设等信息检索和传播手段在信息交流、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此,在大力充实传统媒质的中外文图书资料的同时,我们还将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数据采集处理方面的雄厚实力,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心、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等海内外权威学术机构,大力推进文献整理和网络建设,继续分阶段建设好“汉语佛教研究文献全文数据库,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基地成为国际上汉语佛教研究文献方面最权威的资料检索中心,同时也加紧建设宗教学理论研究资料数据库。希望通过上述的这些努力,在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建立起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加快本学科迈向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步伐。

5.大力拓展对外学术交流,努力提升本学科的国际学术地位。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外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可以迅速掌握本学科的国际最新发展动态,吸收本领域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介到国际学术界,这对于提高本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增强本学科的国际生存和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根据本学科发展和基地建设的实际情况,在现阶段,我们将通过以下努力,积极推动本学科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

(1)积极吸引国内外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访问学者、高级访问学者、留学生来所讲学或进修学习。

(2)根据本学科的发展情况,结合重大课题研究的需要,每年召开不同规模的全国或国际学术讨论会。

(3)积极开展与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特别是知名权威学术机构在人员、资料、课题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强强联合大力促进基地和本学科的发展,努力提高本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目前我们已与国家宗教局、国务院宗教研究中心、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香港汉语基督教神学研究所、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比利时鲁汶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国内外重要机构开展了包括图书资料交流、人员互访、教学实践在内的多方面合作,并即将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部等著名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在与境外学术机构开展学术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发挥基地境外兼职研究员的桥梁作用。

(4)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制定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侧重地选派基地研究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学术机构访学。同时,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不定期地选派课题组成员到境外相关学术机构短期访学和搜集资料。目前,我们已着手与港台地区的有关大学和学院商讨合作协议,希望相互间建立起较为固定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交流机制,定期开展双方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在博士论文资料搜集阶段到对方机构的访学交流。

通过上述努力,我们希望能够为本学科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开拓渠道,探索出一种合理可行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机制,带动和促进本学科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并最终提升本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