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近十年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工作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当前,中国佛教的研究,仍不断以可喜的收获,载入学术研究的史册。以下拟就中国佛教研究的一般概貌、新的进展和特点三个方面,分别加以概述。

一、一般概貌

中国佛学是一门具体学科,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若干学科互相渗透,密切联系。由于广大的学术工作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从学术研究的沙漠中走了出来,整理旧稿,创制新作,使中国佛教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百花园中引人注目的一葩。其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集和资料书。有关中国佛教通史的专著有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985),严北溟著《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以及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一系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史略》(王辅仁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研究中国佛教断代史的专著,有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的《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的《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从理论上阐述佛教思想的有方立天的《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研究中国佛教代表人物的专著有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佛教专题研究方面有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关于佛典目录方面的有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论文集方面,首先当推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已出一、二辑,知识出版社,1980, 1982),再是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还有汇编1980年第一次全国佛教学术讨论会论文的《中国佛教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汇编1984年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讨论会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近几年来,由于中华书局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工作,开展了对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释,其成就十分突出。这主要是陆续出版两套书,一是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四册),第三、四卷将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等已为台湾蓝吉富纳入由他主编的《现代佛学大系》中。二是《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已出版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郭朋的《坛经校释》(郭朋另作《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和苏渊雷点校的《五灯会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任继愈选编、李富华校注的《佛教经籍选编》,这是一本阅读佛典的入门书。近年地方佛教研究也有蓬勃的发展,如西安市成立了陕西省“长安佛教研究组,就长安地方佛教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出版一套“长安佛教研究丛书。目前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畅耀编著的《青龙寺》,王亚荣编著的《大兴善寺》和陈景富编著的《香积寺》,并计划陆续出版《慈恩寺》、《荐福寺》、《草堂寺》、《华严寺》、《净业寺》、《法门寺》、《广门寺》等重点介绍佛教寺院的典籍。这些书富有地方色彩,引人入胜。此外,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领导下,由任继愈教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正在紧张地校订重编《中华大藏经》,并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这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巨大的佛教丛书。它采用金代刻本《赵城藏》为主要底本影印,并以《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宋、元、明、清八种大藏经的不同官私版本进行校勘。全书拟分正、续两编,每编各有100册左右,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余种、23000余卷,其中包括一部分未经传世的珍贵孤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预计全书用十年时间出齐。

我国近年掀起了讨论传统文化的热潮,为了帮助广大读者通过佛教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断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有一个更为全面透彻的理解,《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出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这期专号就什么是佛教,如何认识、评价佛教,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诸方面的横向联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专文。这期专号的出版对佛教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专号的《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所说的:“以此为契机……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据粗略的统计,研究中国佛教的论文,在1977年和1978年尚属少见,1979年约有30篇,至1980年剧增一倍约为60篇,1981年约为50篇,1982年约为40篇,1983年和1984年均约为50篇,1985年约有30篇, 1986年约有50篇,平均每年45篇左右。关于佛教艺术和寺庙建筑文物的文章,1977年和1978年也少见,1979年为10余篇, 1980年剧增到50篇,1981年约为20篇,1982年和1983年均约为30篇,1984年约为20余篇,1985年约为50篇,1986年约为20篇,平均每年30篇上下。由此也可知,自1976年以来发表研究中国佛教的论文为300多篇,论述佛教艺术和寺庙文物等方面的文章200多篇。这些论文和文章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三)举行佛教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曾相继组织会议,专门讨论中国佛教的学术问题。1980年9月中旬,在文化古城西安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学术讨论会,50余位老中青学者就研究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尤其是就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历代佛教的特色、佛教的美术和艺术、西藏佛教形成的时期和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此次会议对于开展中国佛教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85年4月中旬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举行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与会者70余人。会议就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特点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社会依据和表现,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佛教音乐的华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86年11月在西安市召开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与会者60余人。会议就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根源和特点、研究佛教的方法论以及“长安佛教研究丛书的编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在有关的会议上,也曾讨论了中国佛教的学术问题。1981年7月下旬在北京香山举行了全国宗教学学术讨论会,会上曾就过去中国佛教的形成和特点、佛教理论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1983年8月在敦煌、酒泉举行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我国因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11月初,北京大学举行了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汤用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佛学研究家。会议曾就魏晋玄学与中国佛教两个问题举行座谈。关于后一个问题,着重就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强调就中国佛教对印度文化以及对日本、欧美的影响等问题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二、新的进展,新的开拓

上述一般概貌,主要是反映中国佛教研究成果数量方面的情况,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佛教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新进展和新开拓。这也是本文要着重介绍的。

(一)系统地阐发中国佛教的源流。著名佛教史家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探讨中国佛学源流的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它强调“中国佛学,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取了印度学说所构成的一种新说。中国佛教并不是印度佛学单纯的“移植,而是扎根于中土的“嫁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它指出中国佛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天台、贤首、禅宗三家为代表。全书对于中国佛学源流的阐述,着力于探寻和区别它们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演变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论述中贯穿代表人物、师说、宗派等方面的联系,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有关学说以及印度的学说,综合地穷原竟委,条分缕析,从而全面地、深入地阐明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本书还对中国佛教史史料和学术源流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佛学初传的时间、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某些典籍和史实的真伪、研究各宗派应采用哪些资料等,都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是我国第一部探讨和阐述中国佛教哲学史的专著,全书系统而简明地叙述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和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强调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空,并揭示了佛教哲学在论“空的思辨结构上的重要特色。

(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研究中国佛教。编写中国佛教通史是我国佛教研究工作者的夙愿,也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参加编写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卷(全书拟分八卷,将陆续出版),开始填补这一空白。本书取材广泛,叙述详尽,其内容是着重系统地考察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初期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论证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在传入初期更是如此;阐述西晋、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着重介绍佛经翻译,剖析译籍,并对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如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孙绰、郗超、法显、慧远等,都做了重点的介绍、论述、剖析和评论。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努力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去寻找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同时通过汉译佛典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时代译文的对照分析,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以及各个不同时代思潮的脉搏。

(三)侧重于资料性叙述的中国佛教专题史。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就是这一类专题性的著作。此套书的缘起是1955年中国佛教学者应约为斯里兰卡编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部分的条目(分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九类)。近年来佛教协会又对中文原稿加工整理,编成此书。已出版的第一辑包括“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和“中国佛教宗派源流三部分,分别按历史朝代介绍从汉代到近代的佛教的活动和发展,分别阐述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论述了中国汉地佛教和西藏佛教总共二十八家学派和宗派的形成、发展、经典、理论和特点。第二辑包括“中国佛教人物和“中国佛教仪轨制度两部分,收入译经、义理、参禅、明律、立宗判教、传道护法方面业绩显著的佛教人物九十二人。仪轨部分对传戒、度牒、课诵、忏法等也都做了简要的阐释。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对中国佛教的重要专题按时代的先后进行系统的阐述,突出资料方面的科学性的要求,并努力做到全面性与概括性相结合。

(四)中国佛教断代史研究的长足进展。近几年来出版的中国佛教著作,以断代史方面的居多,共有六本,而且各有千秋。

1.《隋唐佛教史稿》。本书原系已故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授课讲义,近由汤一介同志整理出版。这是汤用彤先生继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后又一重要的佛教史专著。全书对隋唐佛教势力的消长、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本书的特点是扣住隋唐佛教的宗派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三、时昧说教,自夸承继道统。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从而有力地否定了中国佛教“十宗、“十三宗之传闻。全书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隋唐佛教》,系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一书有关部分的抽印本,着重阐述和批判唐代佛教的诸宗派,对禅宗评述尤详。作者在引言中强调从佛教社会作用方面揭示佛教的实质,认为“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佛教利用艺术做贩毒的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全书附加的三分之二篇幅则为作者助手张遵骝代编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记录有关佛教的一些重要事件,颇富参考价值。

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和《明清佛教》,是郭朋同志长期辛勤耕耘,在近几年来陆续出版的四部中国佛教断代史著作,都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作者十分强调“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用历史来说明历史,“把佛教宗派的盛衰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化密切联系起来,深入揭示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佛教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相互利用,进而对佛教进行历史的分析,指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作用。作者也重视对佛教思想的哲学分析,引用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料,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全书分三篇,分别论述汉代佛教、魏晋佛教和南北朝佛教,着重介绍佛典的翻译,论述重点人物如鸠摩罗什、道安等人的佛学思想,并对般若学、禅学和律学的内容做了系统的阐明。《隋唐佛教》着重对于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佛教宗派的叙述介绍和分析批判。《宋元佛教》对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清佛教》着重阐述明代佛教,尤其是对明代佛教“四大家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进行重点的叙述,并对他们主张的诸宗融合、会通儒佛以及三教同源的思想做了系统的评述。关于清代佛教,主要是着重介绍禅宗临济宗两大禅师通琇和道忞的佛教思想和宗教活动。

4.《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作者方立天认为,要窥视一个时代佛教在理论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对佛学主要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清理和总结佛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全书着重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代表人物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和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和宗教活动,从而刻画了这一时代佛学思潮的起伏和思想的线索。作者还认为,佛教思想也是人类认识史的一部分,因此,本书为了总结理论思维教训,还着力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佛教思想,指出佛教思想的基调是颠倒的、虚幻的,它的本质是消极的、落后的,但是对佛教哲学思想某些辩证法颗粒(如僧肇对因果关系、动静关系、体用关系的某些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因素(如“心无宗的观点),以及某些体现人类智慧的命题和范畴,则应加以“筛选、提炼、矫正和改造。对于佛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不是简单把它宣布为糟粕了事,而是把它当成人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加以考察,着重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及陷入错误思维的认识论根源,总结其中所包括的深刻的理论思维教训,把它们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宝贵财富。

(五)侧重于阐述佛教哲学理论的新著。我国目前研究佛教史的论著较多,《佛教哲学》一书与之不同,它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按照历史的发展进程,叙述佛教哲学思想的演变,从而简略地勾画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该书在论述佛教哲学的构成、流派、历史和著作之后,着重介绍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揭示佛教人生哲学的实质,并用较多篇幅叙述了佛教的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全面揭示佛教世界观的内容,从而有助于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佛教思想的特质。

(六)西藏佛教史研究的新成果。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支,历来吸引着人们深切关注和研究的兴趣。《西藏佛教史略》一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收获。该书的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勾勒出西藏佛教的发展过程,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得势、发展和中衰,西藏佛教各派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黄教的兴起、教义、僧侣组织、寺院以及发展的历史都做了系统的论述。

(七)研究中国佛教历史人物的新著。对中国佛教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是进行中国佛教的综合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从国际文化交流角度撰写的有关玄奘、鉴真的专著。《慧远及其佛学》一书,则选取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东晋慧远为研究对象,对慧远的生平和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述,深入剖析慧远的法性本体论、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弥陀净土信仰、念佛三昧方法、沙门不敬王者论、佛儒合明论,从而阐述了慧远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阐明了其调和儒佛思想的特色。通过全面解剖东晋时代典型的佛教人物,系统地论述了该时代的佛教思想侧面。这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有意义的。

(八)探索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专著。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有的学者日益把视角转向寻求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者说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教。《禅宗与中国文化》就是这一研究的新成果。该书从禅宗与中国士大夫的心理结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几个方面,揭示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从而阐发了禅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思想现象,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的影响。这是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为佛教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九)重要论文的重要开拓。近数年来的大量有关佛教的研究论文,广泛地记录了中国学者在佛教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下面分别做一综合性的简要述评。

1.关于研究佛教代表人物的新观点。近几年来以佛教代表人物为研究专题的论文数量不少,涉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道生、梁武帝萧衍、吉藏、智、玄奘、法藏、宗密、慧能、鉴真和德清等人,其中又以研究僧肇和玄奘的为多。关于僧肇,方立天的《僧肇评传》⁽¹⁾就僧肇的世界观、动静观和认识论做了全面的解剖,并系统地揭示其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张春波《论僧肇的佛教哲学——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²⁾不同意僧肇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认为僧肇以万物为“不真、“假有,又名“非空、“非无,为“意所不能思,存在于心之外,因此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在动静观上,僧肇不说动静是非有非无,而把“静看做是真实的。《物不迁论》不像僧肇的其他论文那样主张“刹那生灭,而说“古今常存,因此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王成竹的《读〈不真空论〉》⁽³⁾认为僧肇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论证了有与无的统一。作者指出,有一种说法,把主张世界万有为无的观点叫做唯心主义,把主张世界万有为有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这是不对的。他强调必须对有与无做具体的分析。关于玄奘,虞愚的《玄奘对因明的贡献》⁽⁴⁾,认为玄奘对因明的发展主要有五点:(1)区别论题为“宗体和“宗依。(2)提出“寄言简别的办法就不成为过失。(3)对立论者的“生因与论敌的“了因各分出言、智、义,而成为六因,正意唯取“言生、“智了。(4)将每一过类都分为全分的和一分的两种,再将全分的和一分的分为自比量、他比量、共比量。(5)推究有体与无体为三类: a.别体的有无;b.言陈的有无;c.以共言不共言判有体无体,约法体有无以判有体无体,以表诠为有体遮诠为无体。张春波的《玄奘对唯识学说的新发展》⁽⁵⁾,认为玄奘提出的“挟带说和“真唯识量是区别于玄奘以前的印度唯识学的新说,是对唯识理论的新发展。对真唯识量的评价,有的学者持否定的态度,如沈剑英的《“真唯识量略论》⁽⁶⁾,认为“真唯识量“是一点真理也没有的,“是近乎概念游戏的诡辩。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评价,罗炤⁽⁷⁾认为“真唯识量集中地反映了玄奘的哲学与逻辑思想,其论证是典型的经院哲学问题,其论旨虽不能赞同,但在因明的范围内,其比量形式并没有过失。它在形式逻辑上也有错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因明的局限性有关的。

2.《大乘起信论》的新考证。《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佛教典籍,原题“马鸣菩萨造,梁真谛译。但从隋代开始就有人对它的真伪提出怀疑,在近代日本学术界也就该书的真伪问题掀起过多次大辩论,迄今无定论。吕澂的《〈大乘起信论〉考证》⁽⁸⁾,对《大乘起信论》从新的途径加以考证,认为该书是中国人根据元魏菩提流支所译《楞伽经》撰述而成的,其成书在公元585—592年间。作者强调《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不同,印度佛教讲“心性本净,而《大乘起信论》讲“真心本觉,并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佛教许多流派都循着不同的途径去把握“真心,还将宇宙发生的原理笼统地联系到“真心上面,进而加深了中国佛学的唯心主义色彩。

3.开展中国佛教范畴的研究。近几年来中国哲学史界十分重视对中国固有哲学范畴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方立天作《试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⁹⁾,对唐代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剖析。文章认为,从华严宗理论架构来看,它所特别重视和突出运用的范畴是法界(法性)与一真法界(一心)、理与事、性与相、一与多、一与一切、一念与九世、相即与相入,这也就是构成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的基本环节。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法界是范畴体系的起点,一真法界是终点,而理与事则通贯其中。法界与一真法界、理与事(性与相)是整个范畴体系中的骨干范畴。性与相是和理与事相应的范畴。华严宗讲的性有性质和本体两重主要含义,而在三性中的遍计所执性相当于现象的相,圆成实性则相当于本体的性。华严宗所讲的相又包含总别、同异和成坏之对范畴。由相的范畴又导引出一与多、一与一切的范畴。一与多和一与一切两对范畴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文章着重剖析这些范畴的意义和内容,并尽可能地揭示出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一种有益尝试。

4.关于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的新探讨。中国有关学术工作者历来重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也比较多。石峻、方立天的《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¹⁰⁾认为魏晋佛学和玄学有四点不同:(1)前者讲出世,后者则讲治世;(2)魏晋玄学先影响魏晋佛学,然后佛学又影响玄学;(3)魏晋玄学对摆脱汉学中神学目的论和发展哲学思想起过积极作用,虽然它也有消极的一面,而魏晋佛学的作用则主要是消极的;(4)玄学居正统地位,而佛学则居附庸地位,这种情况直至东晋末年才开始改变。文章认为魏晋佛学和玄学也有四个共同点,即基本上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路线,都有较丰富的辩证法,都维护儒家名教,都是门阀士族的统治工具。杨曾文的《佛教〈般若经〉思想与玄学的比较》⁽¹¹⁾以两晋时期广为流传的《放光般若经》为依据,考察了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与魏晋玄学的异同,指出两者都认为世界万物有着统一的精神性本体,都认为现象世界从本体看是没有运动变化的,玄学强调“言不尽意,般若大谈“真谛“不可分数,玄学调和名教与自然,般若讲“不二法门。杨文推进了般若学与玄学的比较研究。严北溟《论佛教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挑战》⁽¹²⁾,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民风习俗进行了挑战,而且不断取得“胜利。这个挑战表现为两个大问题,一是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应否维护的问题,二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是非争执问题。挑战的结果先是玄学与佛学的合流,接着是儒佛合流,佛教成为宋明理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苏渊雷的《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¹³⁾,从佛教的起源及其兴衰,佛教的东传,佛教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佛教与各国文化交流等方面,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概况及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5.开展“比较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宗教的异同,揭示不同宗教的关联和特色,是深入研究宗教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汤一介先生是着了先鞭的。他的《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形神问题的理论》⁽¹⁴⁾对佛道两教的生死、形神问题做了比较,指出佛教以“有生为人生痛苦之根源,主“不生,道教追求肉体成仙,主“不死,两教所持观点不同,但又都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追求解脱。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形神问题。佛教认为在精神与肉体结合时,得不到解脱,只有通过修持,使灵魂离开肉体才能进入涅槃境界,所以主张“神不灭。道教追求肉体成仙,即形神一起飞升上天成仙,所以主张形神不离。《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的意义》⁽¹⁵⁾一文,强调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该注意找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总结各自思想文化的特点、发现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陈士强《中国早期佛教形神论与其他形神论之比较研究》⁽¹⁶⁾对佛教形神论与古代唯物论形神论、唯心主义形神论、道教形神论的异同,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对于揭示古代形神论理论的发展规律做出了贡献。此外,近年来论述儒道释三教异同的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了。

6.近代佛学研究的新进展。楼宇烈的《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¹⁷⁾一文,对于近代的佛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评论。文章指出,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是: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学看做一种宗教说教;着重强调佛学非出世、非蹈空,而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唯识学最为发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文章还对佛学在近代的振兴及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做了全面的揭示,指出这些原因是: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受到欧美研究佛教兴趣的影响;许多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借助佛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大变革形势的推动等。高振农《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¹⁸⁾一文,除了分析中国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外,着重于介绍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的成就,尤其是杨仁山、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澂的思想。

7.“经变研究的新收获。“经变就是把某一种佛经故事变成一幅画,是佛教艺术中的主要题材之一。阎文儒的《经变的起源种类和所反映佛教上宗派的关系》⁽¹⁹⁾,认为根据遗存的石窟艺术,“最早的经变,是小乘经中的佛本行、佛本生故事变。玉门关以东,从敦煌起,直到中原,大乘学十分兴盛。除莫高窟早期壁画接受由新疆(古代西域)地区传来的小乘经变外(佛本行,佛本生变),以后由南北朝到唐代,大乘诸学形成许多宗派。讲经的人,为了把佛教宣传得更广泛,进一步起麻痹作用,依据画出经变的方法,创造了通俗的讲经文——变文。因而大乘经变,也随着变文的发达而发达起来。文章还指出“经变的创造与佛教的发展,宗派的形成,当然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不一定是那样的直接,而且创造经变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按照地主阶级和法师们的要求而进行创造,不过根据调查的材料,与各地方佛教宗派的发展和形成的时间,是相当吻合的。作者从实地调查研究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8.对于佛经翻译和译场的系统论述。佛经的翻译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主要活动,一直至唐代仍是佛教传播的重要活动。前人已就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和总结。近年来苑艺的《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译场》⁽²⁰⁾也对佛经翻译的历史过程和译场的组织做了系统的论述。文章指出,在译经初期,基本上是外国僧人主译,间有汉人助译,并且也无计划,文体又不固定,且偏于直译。直至晋代开始数人翻译,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苻秦时最早建立译经道场,南方慧远在庐山组织了般台译场,此后译场规模渐趋完善。鸠摩罗什在长安(今西安)逍遥园、西明寺译场主持译事,不论技巧或内容,还是翻译质量都有空前提高,从而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到了隋唐时代,佛典翻译事业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由中国僧人担任主译,主译者如玄奘既精通教义,又通晓梵汉语言,这是佛典翻译的最高发展的体现。此时佛典翻译的目的性更为明确,系统性显著加强,翻译制度臻于完善,译文的准确性也大胜于前。这种对佛典翻译的系统论述,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是有益的。

9.开拓研究寺院经济的新领域。何兹全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²¹⁾,根据唐初律宗大师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研究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僧尼财产法的有关规定,并指出这些规定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执行,但它毕竟是研究寺院经济的重要依据。何文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经济史,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也是重要的启示。叶露华《北魏的僧祇户和佛图户》⁽²²⁾,阐述了北魏僧祇户和佛图户设立的原因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文章指出,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利用佛教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由沙门统昙曜提出创设僧祇户和佛图户,从经济上对佛教予以资助。僧祇户每年奉献谷六十斛给寺院,佛图户为寺院扫洒,参加田间劳动。两者地位都很低,实际上是寺院的奴隶和农奴。作者认为僧祇户和佛图户的创设,对缓和北魏的社会矛盾和开发经济有一定的好处,同时又大大地强化了北魏佛教的寺院经济力量,导致当时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叶文也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推向深入的作用。

10.义邑制度研究的新成就。义邑是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间佛教组织,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但有关史书及佛教典籍中均无详细记载,张英利、戴禾两位同志主要以碑石等资料为依据,撰《义邑制度述略》⁽²³⁾,就有关重要问题做了考证和分析。论文推断义邑制度形成的时间,最早当在魏太武帝灭佛之后。义邑制度兴盛的原因有三:(1)北朝造像的盛行。(2)《提谓波利经》对义邑组织的形成与普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经附会中国的礼教,杂以阴阳术数,在五戒中增加五常、五行、五脏、五方的内容,投合北朝一般人的信仰。(3)社会上层人士,如官吏、豪绅、高僧的加入,并居于重要地位,也对义邑的巩固和扩大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了义邑内容的等级制度,指出义邑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且称谓极为复杂,达几十种之多。其首脑称“义邑主、“法义主、“邑主、“邑正、“邑长、“邑师等,成员称“邑义、“法邑、“邑子、“邑人、“邑徒等。文章还分析了造像中佛道混合的现象。这对于研究北朝佛教史是很有裨益的。

11.对西藏佛教研究的新贡献。研究西藏佛教的论文也比较多,其中王森的《宗喀巴年谱》⁽²⁴⁾,系1963年的旧作。文章以年谱的形式对西藏佛教的主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生平事迹进行系统介绍,并对有关的人物、教派、祭论、寺院略做考释。此文对研究西藏地区的历史和佛教有重要参考价值。再者,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罗炤于1981年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保管所发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此书系现存最早的藏文佛典之一,译于西夏中期,明正统十二年重刊。罗氏特作《藏权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²⁵⁾一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该经的特色。该经的发现,为研究西夏佛教、校释西夏文佛典、探讨《般若经》的演变,以及考察明代前期西藏僧人在北京的宗教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几个特点(www.daowen.com)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学术界重视。以往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视为畏途,并不重视,既没有深入认识研究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但近数年来,不只是从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者,而且连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文章。由于从事研究力量的广泛性,更由于研究者的积极性,因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研究成果多、质量高的新局面。

(二)开拓新领域。近数年的中国佛教研究,不仅继续重视对佛教人物、宗派、思想、教义等的研究,而且开拓了佛教与社会政治、寺院经济、佛经翻译、佛教哲学范畴、佛教若干特殊制度(如义邑)等方面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研究的范畴和内涵。

(三)采用新方法。方法的科学化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大小。一般说来,大家都普遍地重视从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明佛教,从历史必然性去追踪佛学思潮的起伏,使研究奠基在可靠的基础上;还广泛地采用比较方法,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深入地揭示出不同的时代、地区佛教的具体特征;也重视应用考证对勘的方法,以辨别佛典和经文的真伪;有的还特别注意分析佛教的命题、概念、范畴的含义,并力求用现代科学语言准确而通俗地表述出来。

(四)重视整理资料和挖掘新资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系从大量有关资料中选择编成,既重视整理资料,也注意发掘新资料。《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是系统而有重点地整理中国重要佛教典籍的新成果,其中的校释工作,本身就是难度颇大的研究工作。此套书的出版,将为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资料基础和方便条件。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佛教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处于草创阶段,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但就目前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人力、条件、现状和趋势来看,中国佛教的研究必将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并将取得愈来愈大的成绩,这也是可以预计的。

[原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注释】

(1)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

(2)载《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1辑。

(3)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1)。

(4)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1)。后略作增补,收入其《因明论文集》中。

(5)《社会科学战线》,1981(1)。

(6)见《哲学史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7)《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发表其《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真唯识量》。

(8)见《中国哲学史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9)载《哲学研究》,1985(7)。

(10)载《哲学研究》,1980(10)。

(11)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4)。

(12)载《哲学研究》,1982(2)。

(13)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46)。

(14)载《哲学研究》,1981(1)。

(15)载《中国哲学》,第8辑。

(16)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4)。

(17)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1)。

(18)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1)。

(19)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4)。

(20)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2)。

(21)载《中国史研究》,1982(1)。

(22)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1)。

(23)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4)。

(24)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2)。

(25)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