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社会

佛教与中国社会⁽¹⁾

1986年11月初,秋高气爽,菊花怒放。古城西安以她绚丽多彩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迎来了全国各地参加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此间,本刊记者特地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主任方立天教授,请他就“佛教与中国社会这个主题发表见解和评论。

记:听说方教授近来研究成果颇多,著述甚丰。您能给本刊读者做个简要的介绍吗?

方:好的。长期以来一直使我深感遗憾和痛惜的是,1957—1976年二十年间蹉跎岁月,虚度年华,浪费和丢失的时间太多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决心为祖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多做点贡献,一方面要多开几门新课,一方面多写两本书。近年来我个人的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以上中华书局),《慧远及其佛学》、《佛教哲学》(以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编书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已出版一、二卷五册,中华书局),《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我参加四卷的编写,齐鲁书社)。此外,还先后撰写有关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思想史的文章八十余篇。

记:由于本刊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评论月刊,我们希望能遵从广大读者的愿望,多发表一些有关社会和社会现象方面的评论文章,一来有学术价值,二来也有社会意义。今天本刊想请方教授从宗教,主要是从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谈点看法。首先,请方教授谈谈政教合一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发展有些什么影响?

方: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问题并不明显。除了西藏地区长期以来是政教合一外,在汉族集中聚居的地区,佛教未能与国家政权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历史上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梁武帝。他曾试图搞政教合一,想把佛教宣布为国教,但未能如愿。梁武帝一方面当皇帝,另一方面又想死后成佛。纵观他的一生,虽然戏剧性地多次舍身给同泰寺当奴仆,但他更注重的仍然是国事。梁武帝曾大兴土木,修建宏伟壮观的庙宇,塑造了高大庄严的铜佛、石佛,举行各种各样的法会、斋会。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描绘了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实际上梁武帝时有佛寺五百多所,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和国家财富,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据《南史·郭祖深传》记载,时人郭祖深曾舆梓上疏,沉痛地指出京都有寺庙五百多所,僧侣十万多人。他们“不务农桑,空谈彼岸,但是却资产雄厚,还有很多依附于他们的“白徒、“养女,以致“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样,由于国家的户口减少,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的生活负担过于沉重,社会风气也不好,因此逐渐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梁武帝晚年时发生了“侯景之乱。梁王朝经此一击,也就很快崩溃了。虽然梁朝亡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梁武帝极度迷信佛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佛教给梁武帝本人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后果是可悲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佛教的无限度漫延、泛滥、扩张、膨胀也会给封建统治者带来麻烦,导致利益上的冲突。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四次灭佛事件,就生动地表明了佛教并不是无条件地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唐中叶禅宗百丈怀海禅师曾制定了这样一项与原来印度佛教有别的规定,即倡导佛教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从事农林生产劳动,不劳动不得食。这是一种进步的改革,是适应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这也是禅宗不同于其他宗派而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时时感到佛教的影响。那么,佛教在历史上究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哪些贡献呢?

方:这是一个很大又十分重要的题目。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我在即将完稿的一本书中较多地涉及了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地谈谈:

(一)从哲学上看,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应当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魏晋以来,佛教与中国哲学不断地相互激荡、斗争、影响、融合,彼此错综,交参互涵。魏晋时代,佛教首先依附于玄学而流行,同时对玄学又做了补充和发展。隋唐时代,佛教宗派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对中国哲学的内容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在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哲学贡献。到了宋明时代,佛教又成为宋明理学的思想渊源之一。特别是在心性学说上,对理学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理学家认为主体(心)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和智慧,这个思想主要是来源于佛教。佛教对于宋代时儒家“四书地位的确定和学术旨趣的转移,也发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佛教讲心性,重修持,儒家把《孟子》升为经,并推崇《大学》、《中庸》,以之与佛教相抗衡。理学家重视心性论和本体论的结合、统一。这种研究视角、兴奋点的转移,也是和佛教的思想影响直接相关的。此外,在思想方法上,佛教对理学家更自觉地注重用体用范畴去探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也起了推动作用。

(二)在伦理道德方面,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儒家讲孝。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家族组织和宗法制度提倡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本规范。中国佛教学者宣扬,佛教比其他各个流派都更重视、更尊崇孝,佛教讲的三世的孝高于儒家的孝,佛教讲的戒律就是孝。佛教还宣传,立寺造像是奉行孝道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许多皇帝、大臣纷纷捐造佛像,以超度祖先的亡灵,表达孝心。中国佛教宣扬孝道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的作用。二是在修养方法上的影响。佛教的禅定等修持方法,被儒家学者所吸收,改变成为“主静、“主敬的修养方式。

(三)在文学方面,佛教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佛教经典本身既是宗教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华严经》等就常被人们视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还有《百喻经》,鲁迅先生曾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捐款刻印出版。在诗歌方面,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佛教般若思想或禅学的影响。例如谢灵运、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他们在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怀都流露着佛教的思想和意味。像俗文学里的平话、小说、戏曲也都与佛教的变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是从变文演变过来的。我们在阅读《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时也都会感受到佛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文学创作理论,如妙悟说、神韵说、境界说等,也与佛教思想直接有关。

(四)在艺术领域里,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表演艺术,佛教的影响都很强烈和突出。遍布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塔、幢等建筑,造型奇伟、绚丽多姿,装点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就以陕西省来说,几乎各县都有寺塔。这些寺塔往往是各处风景轮廓线的标志。人们常常把大雁塔看做西安市区名胜的代表,游人来到西安,都以一睹大雁塔的淳朴平实的风采为快。佛教的雕塑、绘画(包括壁画、版画)也是光彩夺目的。我国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艺术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再如书法,毛泽东同志的书法就明显地表现出怀素书法的神韵。还有佛教的音乐、舞蹈对我国古代的音乐和舞蹈的发展和演变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佛教在天文学、医学、药学几个方面也都有重大的成就。唐代密宗创始人之一一行法师,长期在长安从事佛教活动,晚年曾奉诏研究天文历算,造“浑天仪,制《开元大衍历》,测量子午线,业绩卓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佛教徒中很多人精通医道,他们救死扶伤,世人皆知。

(六)佛教中的一些制度和节日对促成中国民间某些风俗习惯的形成也起了作用。比如腊月初八这天,佛教说是佛成道的日子,要煮腊八粥以供众,后来民间每逢腊月初八,家家户户也都煮腊八粥,成了普遍的习俗。

总之,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深广长远的。我们应当肯定它某些方面的历史贡献。当然,消极影响也是不少的。对于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历史、全面、具体的分析。

记:刚才您谈到了佛教与儒家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影响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上有哪些主要区别呢?

方:佛教和儒家在处理人生问题、人际关系和对待现实的主观态度上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之处。从总的趋势上看,中国佛教在历史上是逐渐向儒家靠拢的。现在主要谈谈两者的区别。佛教讲出世,儒家重治世;佛家追求未来成佛,儒家则注重现实,追求人格的完美。由此又派生出以下三个重要不同点:在对待现实政治上,儒家抱着积极、热情、参与的态度,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不断地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并为之奋斗;而佛家对现实政治一般采取的是消极、冷漠的态度。对于人生,儒家也持积极奋发的态度,主张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主张“学而优则仕,强调平时要努力学习,加强修养,以便日后为官,替国效力;而佛教对人生则取消极无为的态度。它认为人生的存在就是痛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脱痛苦,达到彼岸极乐世界,因此它注重的是宗教上的修身养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儒家特别重视等级观念,搞“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上下尊卑,长幼有序;而佛教则强调众生平等,人与人无差别,认为众生,包括一切动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体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都同样具有成佛的根据。虽然佛教讲的众生平等不是指人与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但是,这种原始的自然平等观念可以起进步作用,成为反对不平等制度的一个思想武器。当然,也应当指出,把人类和动物等同对待,讲什么众生平等,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

记:您谈了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人处世行为的一些主观方面的因素。我们知道宗教也是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客观规范之一,它在调节人际关系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达的科学技术并没能使宗教彻底瓦解,这恐怕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么,中国佛教在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节人际关系方面都起了什么作用呢?

方:这是一个很重要也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中国佛教的道德观。概括地说,佛教道德的出发点是大慈大悲观念,就是所谓“大悲为首,“慈悲喜舍。这种道德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佛性论。绝大多数佛教宗派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现在的凡夫俗人将来都有可能成佛,所以佛教提倡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的道德准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提倡去恶从善。当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何为善,何为恶,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和集团的标准是不同的。要把不同的善恶观调和起来是难以实现的。不过,为了维护人类社会,不同的人群也存在某些共同的要求,佛教行善去恶的主张对社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佛教道德的归宿点是“自利、利他,既要利于自己,也要有利于别人;既要求得自身的解脱,也要使他人得到解脱。当然,这个归宿点是宗教性的,但是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

佛教道德行为的准则最具体地表现在戒律上。以“五戒来说,头一条是“不杀生,主张保护一切生命。如何评价?这一条可起两重作用,比如在政治上,既可成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口实和依据,如据此说而不准反抗,不准造反;同时也可成为劳动人民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的武器。再就保护动物而言,若保护耕牛,对社会生产有积极意义;但反对消灭于人类有害的生物,如蚊子、苍蝇、老鼠等就不好了。第二条“不偷盗,即不能擅取他人的财物,也会引起各种不同的解说,但它应当是大力提倡的人类美德准则是毫无疑问的。第三条“不邪淫,就是要尊重异性,不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当然是好的。第四条“不妄语,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不要说假话,要以诚待人,这也很不错。最后一条“不饮酒,也没什么不好。当然,在需要的情况下,少饮一些酒也没什么,但酗酒则肯定是不好的。总之,佛教的“五戒有的是好的,有的具有两重性,应加以分析,以便扬弃宗教性的色调,取其合理的内容。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佛教道德对调节社会人际关系,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会起到一些有益的辅助作用。

记:您刚谈到的第三条戒律具体针对哪些人?因为出家人本身是不结婚的。

方:那是针对在家的男女佛教徒而言的。它是佛教居士终身应当遵守的戒条。

记:随着当前政治气氛的宽松,求神拜佛的人数增加很快,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些社会根源?

方:这恐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探讨。初步考虑,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长期处于压抑、困惑的状态。拨乱反正之后,大家有了轻松感,对“文革中的种种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有的人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信仰,转向追求无争、容忍、安宁、超脱的心境,有的人更是皈依了宗教。可以说,“文革后宗教有所发展是对“文革的一种历史惩罚。

记:这是否说明人们渴望从心灵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

方: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文革中很多人的心灵遭到凌辱和摧残,伤痕累累,他们需要医治创伤,调整心灵。现在接下去谈。(www.daowen.com)

(二)我们现在重视发展商品经济,政府鼓励和支持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劳动方式较以前有很大变化。因此,某些人的命运更多地要依靠他自身的能力、条件和机遇。以前依靠国家、集体,吃大锅饭,有困难等政府救济。现在情况变了,难免有的人命运变幻,起伏很大,吉凶祸福好像难以预测和把握。这样,有的人为了希图免除遇祸遭灾,有的人则为了永保眼下的美好境况,即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而去求神拜佛,乞求神灵的保佑,以求得好运,建立勇气、信心、希望和期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吧。

(三)此外还有这样一些原因:如旧的传统思想的作用,国际宗教势力的影响。也有人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寻求个人的出路或作为解决自身某种问题的一种途径而暂时信教的;还有人是为了获取宗教团体和其他教友的实际帮助,作为克服困难的依靠而投身教门的。

(四)我还想强调宗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根源和心理根源的问题。我们(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往往只注意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宗教产生的根源,这当然是对的、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所谓自然根源主要指自然现象,例如地震等天灾,霎时间就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往往给人们造成巨大的灾祸、苦难,使人感到异常恐惧又神秘莫测,这是宗教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虽然人类在不断地认识和利用自然,科学在日益揭示、征服自然,但自然界是无限的存在,是永恒地变化发展的存在,人类对无限变化的自然力量的征服永无止境,人类难以完全摆脱自然的压迫和未知的自然力量的摆布。这将是宗教长期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根源。

前面讲第二个原因时已经涉及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我以为这更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人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往往会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人是万物之灵,与动物不同,不仅有物质的需求,也需要有感情的满足、精神的寄托、心理的平衡。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对个人的不幸、对前途的失望和社会境遇(包括家庭、周围人事关系)的不如愿,也就是由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个体内在的矛盾所带来的不和谐、不愉快、不幸福,此时就会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命运而产生一种无力感、失落感和厌倦感等心态。为了减轻和缓和这种心理压力,人们往往要进行自我调整,自发或自觉地采取某种观念、方法、行动来改变和消除认知的不和谐,使之一致,以求寻找和谐的归宿,求得心理的宁静、精神的寄托。否则就可能精神崩溃,很难支撑和生活下去。而宗教恰恰以虚幻的形式适应了这种心理需要。如贫富悬殊、家庭生活不美满、人际关系不和谐,乃至政治上的不平等等,宗教把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上世,又把幸福移至下世,给人以宽慰和满足、幻想和希望,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宗教快感,愉悦、舒畅、静谧。因此可以说,宗教是不幸者的伴侣。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死亡问题,即人的死亡感问题。人人都有一死,越到老年,就越会感到死亡的迫近。死亡是人的生命的终结,它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人类是最能自觉地考察、思索自身的生死问题的。人能设法延长寿命,但难以战胜死亡。人类在抗拒死亡,而死亡又是必然的。如何理解生命这个谜,如何对待死亡,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对每个人的严峻的考验。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乐观、正确的生死观,就会产生人生苦短之感,就容易呼唤“天命、“上帝或“菩萨,从而皈依不同的宗教。佛教宣扬生和死都是痛苦,人们应当超脱生死,以求来世的幸福,这对有些人来说确是极有吸引力的。

最后还有一个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即人的有限感问题。作为个体的人,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可谓是沧海之一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与历史长河相比,真可谓是弹指一瞬间。人在意志力、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各个方面也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思维一旦意识到人自身的种种有限性,即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也就是古人讲的所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矛盾),就可能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情感冲动,即对无限、永恒、终极的追求,对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的把握。这种冲动在不同的场合、机会可转化为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内心需求。比如,面临大自然灾害或社会大动荡时,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时有些人就会产生敬畏感,转向信奉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向神祈求保佑;当遭到种种意外的不幸时,有些人就以为是神灵的惩罚,就会产生恐惧感,去向神灵赎罪,乞求宽恕;当得到意外幸运时,也有人会以为是神灵的恩赐,会产生感恩的需要,感谢和赞美神恩浩荡。当人们思索大自然的和谐、有序、变迁和异态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和惊愕等等。这一切敬畏、恐惧、感恩、惊愕的情感冲动的进一步强化,就是对威力无比、法力无边的无限神力——神灵的崇拜和迷信。在这种崇拜中,在虚幻的想象中,人就信以为得到神的庇佑,有限获得了无限的依恃,有限与无限相互交通,瞬间与永恒相互统一。也就是说,有限的人获得了虚幻的超越,人的心灵得到虚幻的慰藉。这也许就是宗教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心理根源。总之,我们应当重视和研究宗教的心理根源,应该做好工作,创造条件,根绝社会疾患,改善大小环境,以便逐渐缩小以至消除产生宗教心理的土壤。

记:过去有一种说法:“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太绝对化,至少有些片面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虔诚地信仰宗教,成为与大自然搏斗的卓有成效的清醒的被麻醉者,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此我认为,“鸦片说从一定政治意义上讲也许不错,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合适。“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消灭自我,一时看去够干净彻底吧。其结果,“文革后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一度失去了信心,人际关系紧张,信教人数反而不正常地剧增。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方:“文化大革命搞什么斗斗斗,批批批,破破破,横扫一切,打倒一切,破坏一切,令人十分厌倦。一些人转向宗教就是和我们过去的许多失误有关。“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把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美好感情破坏了;另一方面,由于派性泛滥以及其他因素,又出现了关系学盛行的不正常状态,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互相利用的庸俗关系,对国家危害很大。佛教和“文化大革命不好做比较,佛教起码还教人们行善去恶,慈悲博爱,而“文化大革命那套惨无人道的做法,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更谈不上什么良心、道德和觉悟了。

诚然,过去统治阶级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扑灭革命的火焰。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宗教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相容的。例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佛国地狱等说教,否定人的价值,抹杀人的尊严,消磨人的意志,使人悲观消沉,自卑驯服,自甘屈辱,教人逃避现实的矛盾,专心追求来世的幸福。“鸦片说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劳动人民的实质。但是,宗教的本质和作用完全用鸦片这个比喻来概括和说明,现在看来是不够的。这点我本人过去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宗教的作用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的或进步的作用。例如,统治者也曾利用宗教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至于历史上劳动人民起义领袖以宗教为旗帜(例如我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暴虐的统治者,也不乏其例。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下,宗教也可以成为广大劳动人民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武器,这一点在菲律宾人民反对马科斯独裁政府、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很突出。总之,对于宗教的本质和作用的缜密确切的阐述,不是一两句简单的否定或肯定的话就能概括得透彻的,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科学研究,从总体上把握宗教发展史的大量史实,全面分析宗教的现状和作用,然后再做出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论断。

记:您是否能谈谈当代中国佛教的存在有哪些突出的社会意义?

方:佛教在中国当代存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看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为共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佛教徒当然也是我国人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大多数佛教徒的劳动、工作表现是很不错的,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佛教作为加强人民或民族团结的纽带之一,有利于实现整个国家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一点当前对西藏等地区的各民族大团结以及和睦相处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三)有利于保护和整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比如对古刹、佛塔等佛教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和重建,对佛教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对佛教圣地旅游资源的开发、拓展、改善和利用等,佛教徒都有用武之地,都能贡献力量。

(四)对于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和国际文化交流,对于巩固世界和平也都可以起推进作用。

记:当前佛教研究中都有哪些薄弱环节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方:目前,我国的佛教研究在人员、经费、机构、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专题研究、专著出版等方面与近邻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有关方面对佛教的学术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宗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意晚了是要吃大亏的。世界上已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

从学术角度看,我以为以下一些问题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

(一)研究当代佛教存在的社会心理根源。我们要认真地分析佛教教义对某些人的心灵深处有什么触动?它是怎样适应了某些人的心理需要?我们对这些问题应当努力做出科学的说明,并加以疏导。我们还应认真分析诱发人们信仰佛教的情感冲动的动因和环境。比如有人感到他所在单位的风气不好,矛盾重重,没有集体的温暖、友爱和互助,那么我们就应当重视,多做思想工作,调节人际关系,改善那儿的环境。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有的人自然也就不至于萌发遁入空门的动机和念头了。我认为,加强对宗教的社会心理根源的研究十分重要,它不但有助于防止我们简单粗暴地对待宗教,而且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搞好我们的宗教工作和其他工作。否则,我们的一些良好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佛教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积累,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究竟怎样?有哪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都应当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以求做出科学的说明,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三)要加强有关佛教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当前正在争论宗教的本质和作用、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佛教的现实作用和未来前景等问题,都应当花大力气、下工夫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要重视培养新生力量,加强横向联系。佛教学术研究工作者、佛教实际工作者和佛教学者是佛教研究的三股力量,他们各有优势和长处,应当加强协作。这次我来西安,看到“长安佛教研究组联合西安市上述三类研究佛教的人员,通力合作,编写了“长安佛教研究丛书,硕果累累,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一个创举,很值得我们学习。

记:好,今晚就谈到这儿吧。谢谢您!

方:谢谢,再见。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1986(12)]

【注释】

(1)本文记者是郭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