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经贸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宁夏大学　冯璐璐　刘晓庆　丁月娟

一、中东经贸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东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之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石油工业的大力发展，中东地区的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在世界进出口商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为了扩大进出口的规模，中东地区的国家明显地加强了贸易自由化政策，比如采取减少或放宽进口限制、调整和降低关税率、鼓励私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与欧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增设和扩建经济自由区等措施，广泛吸引国内外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来加速中东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但总体而言，中东经贸仍然保持其本质的特征。

（一）能源导向型

中东国家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将石油产业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自中东国家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石油资源后，为发展本国石油工业，在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制定了石油开发计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石油生产、出口和定价的政策，从而在一些国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石油战略，并开始进行开发新能源的战略。

1.石油战略

中东国家的石油战略总目标是，开发和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提高石油生产能力，扩大石油出口和增加石油收入，建立强大的石油工业，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推动全社会的进步。中东国家在实施石油战略的过程中，以经济的长期发展为目标，争取经济相对的稳定，把巨大的石油资源变为国家长久的财富，并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竞争力，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获得持久的发展。

中东国家的石油战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既有其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也有适合该时段的中心任务、实施方式和手段。中东国家石油战略包括：提高石油的产能、提升炼油能力以及价格战略等。

一是提高石油的产能。在1974年中东石油产量为12.2亿吨，占同年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4.8%。2006年的估算产量上升为13.4亿吨，占世界估算总产量的37.2%。虽然在世界的总产量中比重下降了，但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以后，仍增长了10.2%。近些年由于世界石油需求增长强劲，曾经出现过的石油输出国之间竞相超产、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油价跌宕起伏的局面，为了维护石油环境的相对稳定，在高油价的环境下获取更多的石油收入，中东国家采取措施尽力提高石油产能，一方面挖掘老油田的潜力，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新油田。2006年，石油估算产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沙特（4.495亿吨）、伊朗（1.925亿吨）、阿联酋（1.295亿吨）、科威特（1.1亿吨）、伊拉克（9575万吨）。伊朗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石油日产量达560万桶，2020年石油日产量达700万桶，以维持伊朗在欧佩克石油产量中13%的份额。

二是提升炼油能力。中东地区的原油产量虽然占世界原油总产量的比例很大，但是其炼油能力所占比例却低很多。2005年，中东地区炼油能力总共有3.59亿吨，仅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7.1%。但对中东来说，其炼油能力的增幅是很大的。除少数的国家外，中东石油输出国以前大都以原油生产为主，在很长时期内，所需的成品油甚至还需要进口。1974年，西亚、北非地区原油加工能力只有1.6亿吨，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仅西亚国家的原油加工能力翻了一番，2005年，西亚的原油加工能力达6.5亿吨，其中沙特和伊朗分别为1.1亿吨与0.7亿吨；北非地区为0.9亿吨，同1974年相比，增长了3.6倍以上^[1]。近年来，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都大力发展炼油业，以满足国内对成品油的需求，沙特在2004年中有8家炼油企业的日生产能力为190.7万桶^[2]。加上建设新的地下储油设施，增强了满足国内外对成品油需求的能力，继续发展炼油业，仍具有很大内在推动力。伊朗炼油业有久远的历史，1909年建立了阿巴丹炼油厂，但在两伊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虽经修复和重建，仍不能满足需要。2005年初，伊朗日炼油能力为147万桶，汽油生产能力不足需要量的2/3^[3]。据欧佩克2005年《统计年报》统计，伊朗2005年成品油的日需求量为151.2万桶，成品油的日产量只有144万桶。

三是价格战略，这是中东地区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石油的产量与出口、石油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石油供应都有很大影响。中东国家为了建立本国的石油工业，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和效益，制定了价格战略，以控制石油标价和阻止国际石油垄断集团及西方石油进口大国的能源战略对他们的损害和影响。欧佩克成员国多数是中东国家，他们在价格战略上也存在利益分歧，主要是以伊朗、利比亚为首的“鹰派”和以沙特为首的“鸽派”的意见分歧，但在执行时，基本上都按欧佩克既定的石油战略目标和价格政策，采取统一行动。中东国家油价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追求产量与价格的最佳配置，即收入最大化与市场配额的最大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佩克采取了“减产提价”“限产保价”“低价扩额”“增产压价”等不同的价格政策和手段，对国际市场石油供需平衡和国际油价的变动影响很大，同时也影响和制约了中东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石油收入，以及国民经济发展。这些价格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市场石油供需结构在失衡和平衡间的变换，同样也影响国际油价的波动，进而促使各国调整能源战略和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鉴于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库存增多的石油形势对油价形成的压力，欧佩克考虑实施“以库存量而不是以价格来决定产量”的油价战略，寻求一种新的价格机制，使油价保持在预定的目标水平之上。为保证国际石油价格的相对稳定，欧佩克在2000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价格调节机制——“油价自动平衡机制”，即国际油价连续10天或20天低于或超出每桶22～28美元，欧佩克相应削减或增加其原油日产量50万桶。中东国家实施欧佩克的新价格战略目标是，保证石油的持续供应，使油价稳定在产油国和消费国均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维护产油国的长远利益。中东国家在实施其价格战略的过程中，促进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加快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进度，增加了石油、天然气的探明可采储量，提高了石油工业生产能力，并在逐步扩大石油的出口和增加石油收入的前提下，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新能源战略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国际油价的飙升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而中东地区的很多产油国也开始走上了替代能源的开发之路，除了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外，中东地区同样也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中东地区的阳光十分强烈，这给他们利用太阳能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像沙特、阿联酋等国都已经开始将太阳能作为新能源，并加以开发和利用。同时，中东地区的风沙比较大，因此风能也是可以被广泛地利用，目前，阿联酋的迪拜已经投资10亿美元开建了一项风力发电工程，该工程可以满足迪拜10%的电力需求。与此同时，卡塔尔和巴林也在考虑建设风能发电项目。

一是开发和利用太阳能。沙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对于太阳能的发展十分重视。2009年6月，沙特与日本签署了建立太阳能发电试点工厂的协议，计划建立一个装机容量1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厂，并在2011年投入运行；沙特还与美国合作实施了“索雷拉”太阳能开发计划，主要是研究和解决太阳能应用中的技术问题。该项计划规定，双方均出资5000万美元作为太阳能技术的开发和研究经费；沙特政府还在阿卜杜拉国王大学建立了一个容量达2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厂。阿曼相应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有：装备太阳能照明装置的阿曼太阳能发电系统、阿曼的微波通信系统、电视转播系统等。卡塔尔对于太阳能的发展也十分重视，近年来，卡塔尔连续公布了3个太阳能项目，其中包括一个至少10万千瓦以上的太阳能发电项目^[4]。从2007年开始，阿联酋已经投资5亿美元研究建设具有500兆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发电站，目前设计和研发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此外，阿联酋还计划投资50亿美元，在沿海地区建设一批太阳能电站。沙特则斥巨资建立了一个世界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储存和控制系统^[5]。阿联酋也在积极地利用太阳能，他们准备建造全世界第一座零排放的“太阳城”，将依靠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它将利用太阳能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24小时供电，并将太阳能应用于交通系统，比如交通信号灯、路灯等。

二是对风能的开发和利用。中东地区受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影响，风力比较大，因此风能在该地区可以广泛地被利用。埃及濒临红海、苏伊士湾，在发展风电项目上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兴趣，埃及政府近几年加强与外国的合作，在苏伊士海湾建立风电场。目前，埃及的风力发电能力达到370兆瓦，不仅在中东国家中位列第一，也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风能发电最大的国家^[6]。埃及提出了“2020年20%风电计划”，并争取通过电网向欧洲出口清洁能源的目标，在未来10年内，埃及的风能开发蕴含着巨大的潜力。阿联酋目前已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项风力发电工程，该工程可满足迪拜10%的电力需求。2009年，阿联酋和英国签订了在伦敦修建风力发电场的协议，阿联酋在塞舍尔岛的风力发电计划也已进入建设前期阶段。巴林在世贸中心共安装了3台风力涡轮发电机，可以提供660千瓦的电力，是风力发电应用的成功案例。

三是发展核能。利用核能发电解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是缓解能源危机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因此，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开始投入民用核技术的研发。2007年，海合会拨出100亿美元预算，用于设计、建造核电站试点项目^[7]。阿联酋政府计划在2017年前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在2008年4月和5月，分别与美国、英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2008年年底，阿联酋与日本进行磋商发展核能。2009年6月，与韩国签署核合作协议，韩国将在未来20年里通过转让技术、设备和知识交流等方式，帮助阿联酋发展民用核计划；阿联酋政府计划投入55亿美元启动一项核电站项目，并在2020年实现核电产量达到用电量1/3的目标。约旦的能源极其匮乏，90%以上都要依赖进口，2006年，约旦政府进口能源的开支约占其GDP的1/4，因此约旦拟通过核能开发，打破经济建设中日益局促的能源瓶颈，约旦能源部门计划到2015年将建成核电厂并正式投入运营。根据约旦核战略委员会规划，至2030年或2040年，核电厂可提供约旦需电量的30%，并能提供出口。沙特近几年开始着手购买核设施，支持建立“海湾国家核反应堆联合体”，2007年2月，沙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了核电厂和海水淡化计划的可行性研究。科威特正在考虑建立自己的核电力发展计划，法国非常热衷与科威特建立能源关系。卡塔尔在2007年5月和日本开始进行第一次核合作，2008年1月和法国签署核合作协议。2008年3月，巴林与美国达成核能谅解备忘录。2009年7月，阿曼与俄罗斯联邦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土耳其政府宣布将于2015年前修建3座核电站。沙特与阿联酋等富裕的海湾国家采用财政援助等形式为其他中东国家提供部分资金，加强其核发展能力。

（二）劳动力导向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石油输出国依靠巨额石油出口，获得了大量外汇资金，这些资金成为支持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中东国家利用出口石油的资金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期间投资了几千亿美元，修建了大量的港口、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以改善经济和社会环境。随着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其经济建设的需求，因此，这些国家要在国际劳务市场上寻找劳动力以满足其需要。其次，依靠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中东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轻松、迅速地赚取资金，而石油输出国的当地居民不愿意去做危险、劳累的体力活，也不愿意去做复杂的脑力劳动，因此，那些脏累的体力活和复杂的脑力活都需要外来的劳动力去完成。另外，中东国家地广人稀，劳动力相对较为短缺，妇女一般不外出参加工作，这些国家的居民生活富裕，许多复杂的脑力和体力工作多是依靠外籍劳工，中东的劳动力市场主要依赖外来劳动力。

近几年，由于受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石油经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容易受世界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他们对经济结构做了积极调整，大力发展石油加工产业、纺织加工业、信息产业等，这就使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了新要求。

首先，对外籍劳动力的素质结构有了较高的要求。在石油市场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除了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已开始对石油深加工产业投入较多资金，一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展。例如以色列、科威特、沙特等国，他们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将来国民经济的增长点。这种变化对以往以脏活、累活为主的劳务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技术型和智力型劳务需求量的增加，而这些劳动力不是中东国家在短期能够内培养出来的，他们需要从其他国家进行劳动力输入来解决。

其次，对服务业的劳务需求增长较快。主要是由于他们意识到单纯的石油经济受到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中东石油输出国对其产业结构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制造业、旅游业、金融业、物业管理等发展较快。在此过程中，石油部门的产值下降，有些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较快。伴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对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长较快。另外，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比如沙特、阿联酋、约旦等国的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0%～80%，而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国甚至超过了90%^[8]。而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对金融、物业管理、园艺、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较多。

再次，劳动力输入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来源地的多元化和劳动力输入行业的多元化。以往中东地区输入的劳动力主要以土建为主，现在逐步发展为服务业、制造业并重的劳动力输入。这对劳务出口国来说，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力来源多元化，对于输入国来说，在文化上可以起到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作用，也有助于中东国家扩大开放，增加中东地区的活力。

最后，以项目带动劳务输出。建筑业是中东地区需要劳动力最多的行业，其主要的输出形式是以工程项目来带动劳务输出，这就要求承包国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否则难以输出本国劳务。承包的工程越多，规模越大，借此输出的劳动力就越多。通过承包工程，承包国可以输出与此有关的电工、泥瓦工、维修工、木工等工种的劳动力。这种形式的劳务输出，要求承包者在承包工程的各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

2008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中东地区的资源富集、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国家^[9]增速最慢，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2.9%，比资源缺乏、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国家低2%，资源富集、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国家低2.4%。

二、中东与东亚、拉美经贸模式比较

中东、拉美、东亚尤其是亚洲四小龙，这三个地区发展的时间大致相同，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创造了各自的发展奇迹，而且都是发展中国家，起点也相似，但是他们在发展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却有较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三种模式加以比较，试图发现他们各自的优势以及教训，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一）地理环境因素

拉美地区地形以高原和平原为主，平原占拉美总面积的60%，农业可耕地面积达1.6亿公顷，占该地区总面积的7.7%。拉美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且水力资源丰富。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使得拉丁美洲的农业非常发达，主要农作物有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甘蔗、咖啡、香蕉、棉花。这些为拉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对拉美的进出口量及其农业贸易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农业的发展，拉美的自然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主要有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巴西的铁矿石、智利和秘鲁的铜矿。拉美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依托，形成了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许多中心城市都是作为采矿中心或矿业服务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欧洲资本，为采矿业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桥梁。

东亚地区，尤其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地形以平原、山地、高原为主，除了台湾地区耕地面积稍大点，占土地面积的1/4之外，其余的国家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都很少，新加坡仅占1%左右；气候有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热带气候或亚热带气候，降水量较多，对农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主要的农作物有稻米、蔗糖、茶、水果，除此之外，由于气候适中，靠近海洋，林业、渔业等农产品部门也很发达。总体来说，农产品大多数需要进口。自然资源有限，台湾自产能源只有少量煤、天然气，金、银、铜、铁等金属矿产也较少。韩国已发现的矿物有280多种，其中有经济价值的50多种，有开采利用价值的矿物有铁、无烟煤、铅、锌、钨等，但储量不大。而日本90%以上都依赖进口，其中石油完全依靠进口，所以日本政府积极地开发核能源等新能源。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了主要工业原料均依赖进口。该地区人力资源丰富，这主要依赖于人口众多，由于人们的观念倾向于多子多福，养子防老，因此导致人口基数大，人口成为东亚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有利的条件，日本约1亿2771万（2011年4月数据），韩国人口约5000万。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77.1万，常住人口为507.6万（2010年数据）。

中东地区沙漠广布，地形以高原为主，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植被稀少，农业很不发达，但是由于沙漠广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2%，还有少量的铝等金属资源。

拉美、东亚和中东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是绝对的。首先，自然条件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及其进度，拉美有广阔的耕地，农业发展迅速，因此在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有一部分的比例，而且农业贸易中出口发达。而自然环境恶劣的中东，就只能依靠进口来满足内需。而矿产资源分布则决定了工业的发展模式，中东依靠石油，走向了单一化的发展道路。在人力资源有优势的东亚，依靠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自然环境因素不仅对产业结构，还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东以出口石油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东亚以轻工业出口构成贸易顺差，出现“亚洲奇迹”，而拉美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农业资源，促成发展。因此说，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三个地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历史因素

1.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早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拉美丰富的矿产资源面前，殖民者开始大肆掠夺，但是西班牙、葡萄牙没有像英法那样将掠夺的资源及白银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本，由于两国在封建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他们把掠夺来的大量财物迅速挥霍，从而流入了英国、荷兰、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殖民者入侵，必然会破坏传统的社会制度而带入新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殖民主义者建立的大庄园体制，形成对宗主国的依附，因此导致之后拉美经济的特征，也就造成了之后对外国借款、投资、发明、技术等现代化的装备的依附性。

在所有影响中，最为有力的影响是对拉美国家文化的影响。在殖民时期，西班牙、葡萄牙将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带入拉美，天主教组织形式严格集中，重视教阶，因此，在宗教观以及价值观的影响下，拉美没有培养起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阶层，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公正，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储蓄率较低，对外资的依赖性较强。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开始渗透和扩张，对拉美实行经济援助，美国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对拉美实行经济援助，1959年，美国提供的资金援助有1.514亿美元^[10]。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的统计，1961～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向拉美提供10.239亿美元，如果加上对美洲开发银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认捐等多边援助，这一数字达到12.714亿美元。1973～1980年国际开发署援助的资金每年不到4亿美元，1983年以后国际开发署提供的资金每年都在10亿美元以上，其中1985年达到18.234亿美元^[11]。除了资金上的支援，美国还提供小学教育、廉价住房、农业地区的开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医疗保健计划等支援，1973～1980年，美国对拉美实行人道主义原则的援助，主要提供解决生活问题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供应，每年向拉美提供的援助中，粮食援助一般占30%。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对拉美的大多数产品实行免税政策，同时专门设立私有化基金，帮助拉美私人企业发展，鼓励经济改革。

2.东亚国家

东亚虽然有和拉美国家一样的经历，曾经沦为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但是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作为最稳定的文化因素，它已经潜移默化地内置于人们心中，因此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很小。儒家文化的纲常、仁义、信义以及重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的思想使人民形成了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团结自律的社会价值观，以及自力更生、勤劳节俭、讲求家庭团结和责任感、强调秩序和忠诚、强调勤勉的个人价值观。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注重对社会公正的维护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投资，1965～1985年间，该地区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的增长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

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美国对东亚的援助也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二号经济大国，可以说，美国是日本经济复兴的主要外部推动力。1945～1951年，美国仅以“被占领地区管理与救济”和“被占领区经济复兴”援助项目的名义，就向日本提供了总计21.34亿美元的物资捐助^[12]。除此之外，美国还振兴了日本贸易，大力扶植其经济自立，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没有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

对韩国的援助，从单纯无偿的资金援助走向了有偿的贷款、政策及技术援助。1953～1960年，美国对韩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7.45亿美元^[13]，在美国的受援国中，韩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获得的绝大部分美援都是以赠与而非借贷方式提供的，到1965年，美国才正式把长期贷款作为继续向韩国提供支持的一种手段^[14]。之后，美国的援助政策开始改变，目标上更加强调韩国经济的独立，美国对韩国的“间接援助”开始出现，增加剩余农产品的援助，尤其表现在韩国为联合国军购物资上，这为韩国商品找到了出口市场，对于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意义尤其重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的数额逐渐萎缩，但是军事援助仍然保持一个较大的数额^[15]。在对韩国援助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对韩国政策的影响是全程性的，尤其是经济改革，都是在美国的推动和策划下进行的，不得不说，美国对韩国经济模式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3.中东国家

殖民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东原有的运输和贸易体系的分裂，带来了技术的入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强化了以技术为核心的依附性经济的形成。独立之后的中东，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开始探寻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收回本国资源的控制权，推行国有化运动，尤其是对石油的控制权，可以依赖石油发展经济。同时，泛伊斯兰主义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民族文化认同使得中东各国开始积极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虽然有些狭隘，但是不能否认它在对抗强权控制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在经济模式上的发展也表现出其特殊性。(www.daowen.com)

同拉美和东亚国家一样，美国、苏联等经济大国对中东的援助也对其经济模式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美国和世界银行开始为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从资金、工业的领域开始转向食品、教育、健康等领域。1953年，苏联也加入了援助行列，到1956年替代美国和世界银行作为埃及阿斯旺水坝建设的援助者。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外援政策中有五个优先支援点，其中中东、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计划（该计划获得了占美国外援总额40%强的拨款）以及维持对于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大约1/5的援助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提供的，受援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菲律宾）这两个放在前两位。

从理论上讲，中东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特征比较接近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提倡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平等观，义利并重、群己互利和共同富裕是其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应当说该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与贫富差距的缩小。伊斯兰教也倡导适当的消费行为和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里，人们普遍提倡储蓄，因此中东国家储蓄率较高。但是在巨大的石油利益冲击下，现实生活中中东地区的观念逐渐与传统观念脱节，趋向于拉美的状况，许多人鄙视体力劳动，而更喜欢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消极的一面，伊斯兰文化由于过于强调合作和宗教的特性，相应也就趋于保守，在接受现代新鲜事物时顾虑重重，并且反对自由竞争，这些负面影响不利于在经济领域培养竞争机制、扩大私人企业规模或引进私人投资。因此与东亚的情况正好相反，中东地区虽然有较高的储蓄率但是投资率却很低，自身拥有的大量资金外流，没有充分地投入到本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发展所需资金还要严重依赖外援，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尤其不足，难以实现社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换。萨米尔·阿明曾经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失败的原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低效和资本大量流失。例如，这些国家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24%～28%；1970～1980年间，约旦和叙利亚的流失资金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和5.1%，且两国该比例从1985～1989年还在上涨，埃及为5%；移民转移投资率也很低，80年代后期埃及的移民转移投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叙利亚为0.8%^[16]。

（三）文化背景

学术界往往很重视对拉美、东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分析。东亚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属于儒家亚文化圈，讲求团结自律、自力更生，具有较强的社会群体意识，既注重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也注重对社会公正的维护，因而能够尽可能地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比较注重收入的公平分配，贫富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是较小的，人民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习惯于储蓄，因此东亚国家的储蓄率一般较高，而且投资率也较高，特别是在人力投资方面非常显著，1965～1985年间，该地区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的增长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拉美则属于西方基督教的亚文化圈，而且属于相对保守的罗马天主教的分支，独立后虽然经过民族文化运动，并不断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天主教宗教观、鄙视劳动不思开拓的价值观、偏重娱乐和感观享受的社会风气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17]。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拉美国家往往单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却忽视了社会公正，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消费主义盛行，而且社会储蓄率较低，对外资的依赖性较强。

（四）国家干预

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总结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18]。在建立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企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政府灵活有效的经济干预。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一项有效手段是采取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开始着手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使市场竞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还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避免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新加坡专门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还通过产业政策以及外资、信贷和税收政策积极培育和引导市场，在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东亚各国对政府的错误干预往往采取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为了减轻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而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泰国政府也从80年代起改变了以前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转而实施新的农业—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19]。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实施有效的经济干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有着科学而民主的人事制度，往往是任人唯能，因此政府的自主性很强，也能够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国家采取的策略是对市场力量加压，刺激市场的灵活度，从而导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个原因是东亚的政治相对较为稳定，政府任期较长，即使政府更换，经济政策仍然能够延续下去。总之，东亚的政府属于发展型。

相比之下，拉美的政府则属于典型的干预型，由于干预过强反而导致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形成所谓的“无效”政府干预。拉美是采纳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计划由中央政府制定，群众被动接受，而政府在聘用官员时任人唯亲，官僚主义作风浓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十分脆弱，因此政府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在拉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引导下，各国对市场采取了高度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推行了广泛的国有化，加大对国有部门的投入，使国有部门迅速膨胀。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国有企业的产值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智利也接近一半，墨西哥拥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约有400家^[20]，但是私有企业却远没有形成规模，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另外，拉美的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例如阿根廷在1946～1983年政府更换18次，除了墨西哥以外，其他国家从1946～1984年共计发生82次政变^[21]。

从政府的干预程度来看，中东大多数国家综合了拉美和东亚的一些特点，即中东政府干预的性质是混合型的，但积极的政府干预仍然是中东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最大特点之一。1931年凯末尔提出“国家特别要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尽可能地确保国家利益的实现”，基本确定了国家主义在土耳其乃至整个中东现代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也标志着中东加强国家干预的开始。中东的国家主义虽然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个方面，但由于中东的社会主义带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实际上与拉美十分相似，即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中东国家资本主义以两种方式对经济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第一，国家向私有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半成品、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等支持，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和1974年以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埃及均采取这种方式；第二，国家主导资源分配，掌管社会剩余产品以及外部租金、利息，往往通过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如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纳赛尔时期的埃及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22]。中东各国的公共部门在经济中曾一度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一特点实际上是拉美、东亚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的。根据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作用的估计，除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所创造的平均价值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占制造业总价值的1/4～1/2，而中东许多国家公共部门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3]。但与拉美一样，中东缺乏的是类似东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那种和谐关系，各国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的引导下，强化国家干预功能、加强公共部门建设的同时，对市场本身的重视不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是如此，人们对私有部门和外资存有偏见，甚至主张严格限制私有部门的管理和经济活动。而且中东与拉美一样，政府官员的任用与家族背景、宗教背景和政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领域官僚主义过于浓厚，决策过于集中，经济政策随着政府的更换而极具跳跃性，缺乏连续性，也缺乏经济民主，使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到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计划之中。

（五）发展战略

作为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沿用的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或者选择进口替代，或者选择出口导向。所谓“进口替代”就是通过对外保护和对内鼓励的措施，限制国外工业品的进入，并建立和发展相关工业，以使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代替原先需要进口的工业品，以此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而“出口导向”则指一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进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东亚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60年代后半期起，东亚审时度势，抓住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迎合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各国经济逐渐向国际化发展，由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转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六七十年代大量雇用了技术含量低的城市女性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都很重视。70年代随着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下降，转而加大了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东亚再次抓住这一契机，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加强科技和教育的发展，80年代末至90年代又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发展高科技之上，推动经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转换，并积极扶植第三产业。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在经济现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够及时地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因此东亚不仅工业化程度较高，第三产业也较为发达，例如韩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65～1985年由37%升至52%，同期香港第三产业的比重由58%升至68%，超过美、日、德等西方国家，1989年香港和新加坡的第三产业占国内（地区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70.9%和63%^[24]。由于适时地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东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要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较高，外贸成为带动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相应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较弱，而其开放程度也较高，例如国内有学者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出，韩国的开放程度已经达到35.27%，比英、法、德、意都高^[25]。另外，东亚的私有化程度也比较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国有企业在制造业产业中的比重降到了10%左右^[26]。东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各国之间的经济特点差异较大，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有利于一体化的发展。

拉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局部的进口替代，40年代一些拉美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的经济理论，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行了理论论证，50年代拉美实行了全面的进口替代，其中有些国家从一般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开始重视制成品的出口，80年代后才开始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但是进口替代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片面追求进口替代而导致大量举借外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拉美的整个80年代被称作是“失去的10年”。拉美的进口替代中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对外部市场、工业品、资金、技术的依附性过强；第二，过度的保护使国内市场失去了与外界相互联系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机会，开放程度和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率较低；第三，通过进口替代建立起来的大多数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主要吸收的是城市中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男性劳动力，难以发挥国内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第四，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发展，而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致使农产品出口逐渐下降而粮食进口呈逐年上涨趋势；第五，不重视产业的升级换代，出口产品中绝大多数都为初级产品；第六，90年代以前一体化始终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中东除以色列、黎巴嫩以外的非产油国以及早期的伊朗、叙利亚、埃及普遍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些国家最先发展纺织业和食品加工等传统工业，随后扩展为初级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公共部门引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促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尤其是工业就业率和产量大大上升。进口替代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在1963～1977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以6.8%的速度增长，即使是在1978～1979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年增长率仍然保持在6.0%，制造业的增长率相对提高，1963～1977年每年增长超过10%，此外，1963～197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3%，该比率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7]。然而到70年代中期，中东的进口替代与拉美一样也出现了危机，原因是：第一，由于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反应迟滞，没有像东亚那样及时进行政策转换，调整计划的推进往往依赖于外部压力，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加以平衡；国际经济参与率低下和技术、教育的落后，稚嫩的新兴工业不能得到及时的技术更新和升级换代，难以实现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出口的只是一些原料和初级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优势，经济同样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第二，和拉美一样，中东的进口替代是以城市经济为基础的。二战后初期，农业曾是中东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拥有近75%的劳动力，但“进口替代必然导致保护主义措施、经济民族主义、国家的资源动员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28]，国家通过汇率、津贴等各种形式对经济的干预，导致工农业中的资源难以合理配置，到1990年农业劳动力已经下降为不到40%，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战后初期的50%下降为1990年的不足20%^[29]。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使中东的工业经济几乎全部表现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始终较为落后，这也是中东与东亚在保持社会经济平衡方面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以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为主的国家陆陆续续向出口导向转变，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足够的自主性，有些政府甚至是由脆弱的联合政党来执掌，结果使政府的自我纠错意识不强，经济调整计划的推行也十分困难。第四，由于传统观念和宗教观念等原因，无论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还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中东绝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充分利用占人口总数近一半的女性劳动力。第五，由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雷同，工业发展水平相差无几，因此各国之间的依赖性和互补性很小，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样远不如东亚发展得迅速。

【注释】

[1]〔美〕《油气杂志》， 2005年12月19日，转引自《国际石油经济》， 2006年第5期。

[2]〔英〕经济学家情报社：《2006年沙特阿拉伯国家概览》，第42页。

[3]刘明：《伊朗实行全方位的能源战略调整》，《亚非纵横》， 2006年第6期。

[4]《海合会国家发展太阳能潜力大》，《中国能源报》， 2010年2月22日。

[5]申旭：《中东产油国同样重视开发新能源》，《世界能源》，《中国煤炭报》， 2009年11月16日。

[6]《埃及风电潜力居非洲和拉美之首》，新华网， http://news.qq.com/a/20090308/001431.html。

[7]《海湾富油国看好新能源》，《世界新闻报》， 2007年11月14日。

[8]安维华：《论中东发展模式》，《西亚非洲》， 1999年第4期。

[9]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将中东地区国家劳动力分为三类。第一类：资源匮乏、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国家，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第二类：资源富集、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也门；第三类：资源富集、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

[10]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61，Washington D.C， 1962， pp.170～181.

[11]郭拥军：《试论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拉丁美洲研究》， 2001年第3期。

[12]叶俊：《美国的东亚经济战略》，《学习月刊》，2009年第1期。

[13]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津出版社， 1993年，第47页。

[14]David C .Cole ＆ Princeton N .Lyman .Korean Development，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90.

[15]刘会清、李曼：《美国对未按经济援助与韩国经济的崛起》，《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6年第12期。

[16]〔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202～207页。

[17]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95～96页。

[18]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272页。

[19]谷源祥：《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157～159页。

[20]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99页、第103～104页。

[21]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99页、第103～104页。

[22]张熠：《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模式》，《阿拉伯世界》， 2005年第1期。

[23]Owen ＆ Pamuk，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I.B.Tauris Publishers，1998， pp.99～100.

[24]庄起善：《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296页。

[25]冯涛、李树民、高觉民：《宏观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288页。

[26]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年，第63页。

[27]Owen ＆ Pamuk，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B.Tauris Publishers， 1998， p.112.

[28]夏立安：《第三世界的发展与发展权——一种法理学的视角》，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177页。

[29]Owen ＆ Pamuk， 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I.B.Tauris Publishers， 1998， 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