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政治重建面临的挑战

西北大学　韩志斌　闫　伟

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土崩瓦解，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以下简称“过渡委”）^[1]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2011年9月12日，中国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人民的合法政府。9月16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同意“过渡委”为利比亚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过渡委”得到了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0月23日，“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在班加西表示，利比亚全国解放。利比亚正式进入了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重建时期。利比亚政治重建面临着更多挑战。

一、利比亚国内政治派别鱼龙混杂，政治主张分歧较大

利比亚的反对派内部矛盾重重，仅能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上保持一致。而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不仅打破了利比亚脆弱的政治平衡，反对派角逐国家权力的本质和内部矛盾也迅速暴露出来。利比亚影响力较大的政治派别主要有部落和地方势力、伊斯兰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利比亚国内有140多个部落，其中30多个部落影响甚大。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各部落矛盾激化。卡扎菲政权的支柱利比亚西部的瓦法拉（Warfalla）和马加哈（Magarha）部落、苏尔特地区的卡扎法（Qadhadfa）部落^[2]，前者已融入利比亚的新政权，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并未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他们对于利比亚政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卡扎法部落和支持卡扎菲的图阿雷格人（Tuareg）^[3]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后者更是成为打压的对象，因此希望挽回自身的影响力。利比亚东部部落和西部山区的柏柏尔人在卡扎菲时期地位低下，要求新政府提高其政治地位，部分人甚至希望回到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的自治状态。因此，利比亚各部落的政治立场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部落冲突也成为利比亚政治重建最为严峻的挑战。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利比亚的一位知情者透露，反卡扎菲政权的武装力量中有30%来自于伊斯兰组织，而倒戈的军队人员仅占20%^[4]。始建于1949年的穆斯林兄弟会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2011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选举流亡美国30多年的卡布迪（Bashir Abdelsalaam al Kabti）为其领袖。军事伊斯兰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Libyan Islamic Movement for Change）^[5]也有一定的影响，其领导人贝尔哈吉（Abdelhakim Belhaj）曾是一名圣战者。“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的人数达到了2.5万人，是攻占的黎波里的主要力量，也是利比亚实力最强的武装组织^[6]。贝尔哈吉多次表示支持“过渡政府”和建立文官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会交出军队，组建伊斯兰政党参选。此外，利比亚的多个城市也出现了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萨拉菲主义者”）。尽管他们还没有表达出明确的政治立场，但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求回到古典的伊斯兰原则之中。“萨拉菲主义”在利比亚的下层青年中受到欢迎。

利比亚存在着很强的世俗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过渡委”和“过渡政府”。尽管“过渡委”中有20多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利比亚新政权也多次表示伊斯兰法是立法的主要来源，利比亚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国家^[7]，但是，“过渡委”和“过渡政府”是由世俗主义者所主导^[8]。“过渡委”《宪政宣言》中所提出的人民主权、保障非穆斯林权益、伊斯兰法是利比亚法律的主要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斯兰传统相矛盾^[9]。“过渡委”还曾一度禁止利比亚的伊斯兰政党参加2012年6月的选举。这与伊斯兰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自由主义者是利比亚的另一派世俗力量。他们大多是利比亚国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过渡委”的政治重建方案，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化政策。尽管他们也组建了一些政党，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在民众中影响甚微。

利比亚的东部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受赛努西教团^[10]的影响，与埃及、沙特等马什里克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因此，东部地区更趋保守，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也更大。东部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时常批评利比亚西部地区民众贪图享乐，后者与卡扎菲政权的关系密切^[11]。穆斯林兄弟会最初在班加西建立^[12]，其在东部的影响远大于其在西部^[13]。另一方面，“过渡委”和“过渡政府”本身无法避免地区和部落的因素，也存在着内部团结的问题。总之，在利比亚政治重建进程中，各派在领导权、政治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利比亚有成为一个“分裂社会”的危险。

二、利比亚政治合法性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

李普塞特认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和能力”。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过渡委”起着核心作用，其合法性来自于反对“独裁政权”，即“革命的合法性”。然而，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这种革命的社会共识迅速减弱，各派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开始争权夺利，“过渡委”的革命光环逐渐褪色。与此同时，“过渡委”开始依照《宪政宣言》逐步推进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并且加强其代表性。这也标志着“过渡委”的合法性由之初的“革命的合法性”开始向“程序的合法性”或法理的合法性过渡^[14]。

但“过渡委”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缺乏军方的有力支持。据估计，利比亚如今有武装人员12.5万，分属于100多个较大的武装组织^[15]，这些武装与地方、部落力量，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过渡委”试图通过收缴武器、分发军饷、赔偿战争遇难者和伤者，以便控制这些武装人员，但却收效甚微。2012年5月7日，来自米苏拉塔的武装人员更是以此为借口袭击“过渡政府”^[16]。利比亚临时政权根本无力维护利比亚的国内安全。“过渡委”还存在着贪污、政令不行、代表性不足、内部分裂等严重的问题，而且与“过渡政府”相互推卸责任，双方矛盾不断。因此，利比亚新政权并没有缓解利比亚国内日益恶化的安全状况，以及民众的基本需求。利比亚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到民众的质疑，一些人开始怀念“卡扎菲治下的和平”。在利比亚的“制宪议会”中，350万选民中只有100多万登记，东部地区领导人要求抵制选举。因此，即便利比亚按时举行选举，其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存疑。

利比亚新政权面临的合法性挑战深植于利比亚国内的地区（部落）矛盾，以及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换言之，利比亚新政权在以“法理”为基础建构其合法性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传统的部落政治和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影响，尽管后者打着“民主”的旗号。利比亚“法理型”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更像是“新瓶装旧酒”。因此，即便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重建，地区和部落矛盾、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仍将以“民主”的旗号挑战利比亚当局的合法性。

三、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影响利比亚政治重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自1951年，利比亚的政治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迁。在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利比亚实行的是建立在部落协商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以及由的黎波里塔利亚、昔兰尼加和费赞组成的联邦制^[17]。昔兰尼加地区部落和赛努西教团是其统治的基础。卡扎菲上台后，利比亚建立了实行“直接民主”制度的“民众国”（Jamahiriya）。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取代议会和政府成为利比亚主要的政治制度。卡扎菲向地方派驻官员，改变部落与地方行政区划重合的状况，以便削弱部落的政治参与^[18]，如由于萨阿迪部落（Sa’adi）与伊德里斯王朝有着密切联系，长期在政治上处于压抑状态^[19]。卡扎菲宣扬泛阿拉伯主义，打压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试图借此整合利比亚民族国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但这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强社会弱国家”的局面，昔兰尼加地区的部落力量和伊斯兰主义仍然是威胁卡扎菲政权的重要力量。而且卡扎菲设计的政治制度具有“去制度化”的倾向，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官政府、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完善等政治发展理念背离。20世纪80年代之后，卡扎菲也不得不倚重自己的家族和部落力量维护其统治^[20]。利比亚又回到美国学者菲尔克斯·格罗斯所谓的部落等级体制之中^[21]。

因此，尽管利比亚建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却未能解决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伊斯兰民主还是世俗民主、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及部落还是民族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政治问题。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这些问题已开始凸显。例如，利比亚东部地区宣布自治，要求恢复联邦制；伊斯兰主义者抨击利比亚新政权的世俗化倾向，要求参与政治决策；部落间的矛盾升级，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部族主义认同超越民族国家理念。因此，利比亚政治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政治派别权利的分配，以及政治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利比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并不会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而出现突变，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不能一步到位。因此，在保证政治进步的前提下，如何通过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而非“最好的”制度），吸纳包括曾支持卡扎菲的政治力量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参与政治重建，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改革是利比亚的政治精英面临的紧迫问题。

四、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

利比亚是联合国大会“制造出来”的国家，外部势力对于利比亚当代的政治发展影响巨大。艾德里安·佩尔特（Adrian Pelt）认为，如果没有大国博弈和联合国的支持，利比亚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22]。正因如此，研究利比亚的著名学者约翰·怀特认为，在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中，利比亚独立的途径是最独特的^[23]。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如今，尽管利比亚已开始进行政治重建，但其中央政府权利有限，地方势力和民间武装尾大不掉。因此，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国际社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获取利比亚的能源才是其介入利比亚冲突的根本目的。2012年2月，利比亚的日产原油150万桶，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利比亚的大多数油井都在北约军队的控制之下^[24]。因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利益基本实现，他们已将视线转向叙利亚，而对利比亚的政治重建支持严重不足。利比亚过渡政府前总理贾布里勒（Mahmoud Jibril）失望地说：“西方国家抛弃了利比亚，后者正处于权力真空和安全失序。”^[25]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海湾国家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资金，卡塔尔甚至还派遣了数百人组成的地面部队。正因如此，海湾国家与利比亚新政权的关系明显好转。但后者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26]。海湾国家和埃及则对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更大。例如，利比亚和埃及两国的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贝尔哈吉的武装获得了卡塔尔的大力支持，沙特对利比亚的萨拉菲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与海湾国家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西方国家曾一度公开抨击卡塔尔为追求本国利益，支持利比亚的个别军事组织，削弱了利比亚新政权^[27]。

联合国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2011年9月，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帮助利比亚恢复公共秩序、制定宪法和举行选举，以及推动政治对话和民族和解，并且还解除了对利比亚海外资产的冻结^[28]。但是，与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不同的是，联合国在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中只起着建议和咨询的作用，因此其作用非常有限。双方在派驻维和部队培训利比亚警察，审判卡扎菲次子赛义夫等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矛盾^[29]。总的来看，尽管利比亚新政权主导着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但却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30]。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利比亚以有力的支持，反而内部争权夺利，利比亚的政治重建充满了不确定性。

五、利比亚大选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利比亚民众和国际社会期盼此次选举成为该国迈向和平与民主的一个里程碑。但这次选举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利比亚的安全局势目前仍很不稳定。随着选举日期临近，最高选举委员会位于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办公楼被袭，一些地方的民兵切断公路交通，南部部族冲突再起。选举期间，4.5万名警察将被部署在全国各投票点附近，全力保证选民安全。其次，一些政党仓促上阵，准备不足。卡扎菲执政时期，组织和参与政党活动被视为“叛国罪”，因此，此次参选政党大多是在2012年4月之后仓促成立的。最高选举委员会官员苏海伊勒指出，参选政党大多既无严密组织，也不具有统一的施政纲领和意识形态，且并未进行有效宣传。此外，由于几十年来从未参加过选举，一些民众缺乏基本选举常识，甚至分不清“选民”和“候选人”的区别。再者，选举机构经验不足。许多候选人抱怨登记过程混乱无序，有关条例混淆不清，登记截止日期多次延后，最高选举委员会成员也在不断更换。最后，选举结果能否被广泛接受令人担忧。利比亚过渡委对地方控制力有限，米苏拉塔建立了“国中之国”，昔兰尼加要求实行联邦自治，津坦地方武装公然进行私刑审讯。有些民众表示：“如果议会选举结果不合我意，宁愿听从地方领导。”不过，利比亚动乱后政治力量分散，各政治派别人员成分复杂，难以形成合力，此次选举可以提供“大鱼吃小鱼”的机会，有利于实力较强的政党整合各派力量，尽快稳定政局，推动重建进程。

在极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和尚不成熟的政治环境下，过渡委坚持举行选举，主要目的是想通过选举给予新的国家统治集团以“合法性”。过渡委在战时成立，虽获国际认可，但仅具“革命合法性”。随着民众在推翻卡扎菲政权后政治热情渐趋平息，过渡委的执政资格和能力越发受到质疑。首先，以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来自卡扎菲政权，民众难免对其心生嫌隙；其次，过渡委战后在收缴武器、弥合地区分歧、推动国家重建等方面建树有限，引起民众不满；再者，米苏拉塔和班加西等地方民选议会已带领当地民众走上各自为政的重建之路，与中央统治集团越发疏离，这让尚无“民意合法性”的过渡委颇感压力。在此情况下，过渡当局希望按期履行选举承诺，以加强民众对中央政权的信任。剑桥大学利比亚问题专家帕克认为，此次选举后，原先的权力集团将继续存在，伊斯兰政党和具有伊斯兰主张的民兵领袖很可能成为选举最大的赢家。

亨廷顿在1969年出版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为了这一目标即使部分牺牲民主制度也在所不惜^[31]。但利比亚为了民主制度，借助外力摧毁了卡扎菲稳定的威权主义政权，政治秩序处于动荡之中。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曾预见性地指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各种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32]。尽管罗纳德的说法有点悲观，但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确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在维护国内安全的前提下建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部落和地区的权利分配。据统计，利比亚未来十年重建需要2000～48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33]。而利比亚在国外资产高达1400多亿美元，每年还有将近6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因此，利比亚完全有条件实现政治重建。但部族政治、公民社会的发育、伊斯兰民主制度的建构无疑是长时段的变量，利比亚要实现民主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1]“过渡委”于2012年2月27日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临时政权最初主要由利比亚东部地区，特别是班加西的“反对派”组成。卡扎菲政权倒台后，“过渡委”规模逐步扩大，代表性增强，基本囊括了利比亚的所有地区。截至2012年4月27日，“过渡委”共有72名成员。

[2]瓦法拉部落和马加哈部落是利比亚最大的两个部落，人口达200多万，卡扎菲家族来自于卡扎法部落。Hanspeter Mattes， “Formal and Informal Authority in Libya since 1959”，in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Qadhafi’ s Revolution Revisite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p.72.

[3]图阿雷格人为柏柏尔人的一支，居于南部费赞地区，与其他柏柏尔人不同，图阿雷格人不说阿拉伯语。

[4]“Libya：Rebels Enter Tripoli”，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Vol.48， Issue 8， 2011， p.18933.

[5]该组织由“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分裂而来。后者建于20世纪90年代，在历史上曾是利比亚最有影响的伊斯兰组织，美国将其列为恐怖组织，但如今的影响力并不大。(www.daowen.com)

[6]“Belhaj Ready to Back Libya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to Carry Duties”， The Tripoli Post，November 28， 2011.

[7]“Libya’ s new path heads closer to Islamic law”， The Seattle Times， October 24， 2011.

[8]“Sharp Splits Emerging among Libya’ s New Leaders”， The Jordan Times， September 13， 2011.

[9]Christopher M.Blanchard， “Libya:Transition and U.S.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RL33142， 2012， pp.10～16.

[10]一种倡导神秘主义的苏非教团。

[11]“Libya：Declaration of Liberation”，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 Vol.48， Issue 10， 2011， p.19018.

[12]Wolfram Lacher，“Families，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Vol.XVIII， No.4， 2011， p.143.

[13]“Moderate Libyan Sufis Insist They Are not Qaeda”， Agence France-Presse， April 19， 2011.

[14]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合法性存在三种类型：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241～242页。

[15]Karen Dabrowska， “Libya:Stability or Civil War?”， April 5， 2012， http://www.tripolipost.com/articledetail.asp?c=1＆i=8310 （时间：2012年5月8日）。

[16]“Reports Libyan Interim Government HQ Attacked Over Unpaid Stipends”， May 8， 2012， http://www.tripolipost.com/articledetail.asp?c=1＆i=8322 （时间：2012年5月9日）。

[17]1963年之后，利比亚废除联邦制，至今仍是单一制国家。参见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世界历史》， 2008年第2期。

[18]Omar I.El Fathaly， Monte Palmer，“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Qadhafi’ s Libya”，in Dirk Vandewalle eds.， Qadhafi’ s Libya， 1969～1994， Macmillan Press， 1995， p.160.

[19]Alia Brahimi， “Libya’ s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16， No.4， 2011， p.612.

[20]Hanspeter Mattes，“Formal and Informal Authority in Libya since 1959”， in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Qadhafi’ s Revolution Revisite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70～72.

[21]〔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 2003年，第151页。

[22]Adrian Pelt， 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6.

[23]John Wright，Libya，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191.

[24]“Arab Daily Notes US Administration not Denying Sending Forces to Libya”，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January 17， 2012.

[25]Robert Marquand，“Libya to Europe:Remember Us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9， 2012.

[26]Hannah Allam， “After a Year of Arab Upheaval， Islamists are Biggest Winners”， Charleston Gazette， January 22， 2012.

[27]Peter Beaumont， “The Guardian:Qatar Stoking Libyan Tension， Say Diplomats”， The Guardian， October 5， 2011.

[28]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S/2011/580， September 16， 2011， p.3.

[29]联合国主张引渡到国际法庭审判，利比亚坚持在本国审判。

[30]“Martin:Libya is a Unique Case and the UN Support is Based on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Tripoli Post， April 14， 2012.

[3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332～386页。

[32]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第220页。

[33]Laura Wood，“Research and Markets:Libya Infrastructure Report 2012”， The Business Wire，March 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