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合会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余　泳

自海合会成立至2010年，中国与海合会的关系呈现了追求彼此政治诉求、大幅提升经贸交往到建章立制并举行战略对话等三个阶段特征。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海之间正常交往未受干扰，双方战略对话继续进行，政治、经贸和人文等各领域互动频繁，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合作共赢将主导未来的中海关系，其主旋律和抓手仍是经贸能源合作，但在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转型的背景下，提升双方合作关系也将受到一定的挑战。

一、中国与海合会合作关系回顾

1981年5月2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苏丹国、巴林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2001年12月也门获允加入海合会部分机构，参与其部分工作。2011年5月，六国就约旦和摩洛哥两国提出加入海合会的申请表示了欢迎，并乐观估计也门有望于2016年成为海合会成员国^[1]。2011年12月，海合会第32届首脑峰会通过了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提出的有关将海湾国家从合作阶段向一体化阶段迈进的倡议，即海合会将要“从‘合作组织’向‘统一联盟’转型”^[2]。

自海合会成立之日起，中国即同其建立了联系。2010年中国与海合会六国贸易总额925亿美元，自六国进口原油7618.7万吨，占全年进口原油总量的31.9%，海合会成为中国的全球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来源^[3]。1981～2010年近30年间，中国—海合会从外交关系的确立到有关机制的形成，双方交往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1～1990年：建交初期——政治诉求为主。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在外交上主要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准来处理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把当时多数国家政府视为反人民的反动封建势力，将工作重点放在积极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上。而海湾国家出于认知方面的误解，认为中国和当时的苏联一样，故对社会主义中国极端仇视和恐惧，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官方来往。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它们与中国开始有了接触。双方关系开始从隔膜和猜忌状态走向相互理解和支持。1971年3月、1978年5月，科威特、阿曼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后，为了配合现代化建设，中国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外交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外交方针指引下，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81年5月，海合会一成立，中国即同其建立了联系，并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诞生，表现了海湾国家联合自强、反对超级大国干涉该地区事务的意志。”^[4]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中强调的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秉承了支持亚非拉包括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外交原则。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多的是各自的政治利益诉求和外交政策宣示。在这一政治背景下，80年代中后期，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先后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1990～2004年：全面建交——提升经贸合作。

1990年7月沙特和中国的建交为中国—海合会关系的推进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沙特在海湾地区、伊斯兰世界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海合会中隐然起到“盟主”或“领头羊”的作用，它对海合会及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沙特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间接反映了中国在海湾地区和中东伊斯兰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沙特本国经济、军事等“总量”上的明显优势，尤其是与中国建交后的经贸往来，也为其他海合会成员国带来了示范效应。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海合会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双边贸易突飞猛进。

2004年7月4～7日，海合会六国财经大臣和海合会秘书长联合代表团访华，中国和海合会在北京签署《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根据协议，中国和海合会将成立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正式启动双边经济磋商机制。协议还包括鼓励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探讨扩大贸易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途径和手段；为扩大贸易交往创造条件；鼓励相互间资本流动；鼓励经贸团组互访和建立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联委会等内容。这是双方关系实质性突破的一个参考点。随着协议的签订，以经贸关系为代表的双边关系逐渐升温，中国与海合会的6国的贸易额由1991年的15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247亿美元。

第三阶段，2004～2010年：深化交往——建章立制到战略对话。

中国与海合会关系的推进，不断促成中国与其成员国双边协议的签订。及至2006年1月，与六国均已签订《经济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除沙特外），并成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从2004年启动自贸区谈判以来，谈判共进行了5轮，目前双方已在货物贸易谈判大多数领域达成了共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在此期间，双方还就教育、体育和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签署了一系列的公报和文件，建章立制工作固化并确保了交往关系的深化。

中国—海合会关系演进在这一阶段的另一表现是双方高层接触更加活跃。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等先后多次会见海合会秘书长和成员国领导人，双方就加强中国与海合会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就建立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和加强双方在投资、金融以及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进行深入探讨。其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是双方应尽早启动战略对话机制。在双方努力下，2010年6月4日，中国—海合会首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国—海合会近30年的关系演进，反映了中国外交不断转型和定位的共性特征，展示了中国对外交往原则的运用，丰富和扩大了中国中东外交的内涵，是中国中东外交的典型案例之一。

二、中东剧变背景下中国—海合会关系的新发展

2011年初一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开始在中东地区上演。随着中东变局的逐渐扩大和深入，海合会纵横捭阖于诸多重大事件之间，其对外政策和行动力影响到甚至左右了从巴林、利比亚到也门等国的政局。此次阿拉伯国家出现剧烈动荡的根本原因，是其本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观念和体制制度严重滞后，导致在当前国际体系急剧转型进程中被边缘化，民众希望通过变革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以顺应世界潮流。中国致力于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发展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中东变局的内生性和合法性折射出所在国民众的合理诉求，与中国尊重别国人民意愿的对外关系主张并不相悖，所以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同这些国家和人民保持友好交往。海合会由于其所在区域重要的地缘和能源等地位，在变局演变的复杂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无可非议。因此，中东变局一年多来，尽管中国与海合会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的合作与交流。

第一，高层互动交流，战略对话继续举行。作为2012年新年伊始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1月14～19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期间会见了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这是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出访海湾国家。温家宝对沙特的访问是中国国家总理时隔20年后的第一次访问，对阿联酋、卡塔尔的访问是中国国家总理的第一次访问。有报道认为，温家宝此访突出“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以务实而有效的访问成果提升了中国同往访海湾三国的关系，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5]。另外，就在2012年1～3月，中国领导人贾庆林、习近平、温家宝、吴邦国先后分别会见了阿联酋领导人。作为双边关系发展重要风向标的高层往来，中海双方在中东变局以来并未减少。始于2010年的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也没有受中东剧变的影响而搁置，中国与海合会第二轮战略对话于2011年5月2日顺利举行。

第二，日常政治交往，促进解决热点问题。一是工作性交往正常展开，巩固并发展了双边关系。2011年1月和3月，中国驻沙特大使杨洪林、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先后会见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就中国与海合会关系和深化中海互利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3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来访的沙特国王特使、国王安全事务顾问班达尔亲王。2012年4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会见沙特协商会议沙中友好委员会主席萨利姆。5月26～27日，翟隽访问科威特。5月3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突尼斯分别会见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和阿曼外交事务主管大臣等。二是专题性磋商增加，确保了双边就热点问题的沟通。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代表李华新大使，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等，多次出访海合会及其成员国或会见其来华代表，进行一系列的热点问题商谈。

第三，经贸人文合作，交往途径不断拓宽。2012年双方落实了8年前签署协议中关于建立相关联委会的内容。3月20日，首届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联委会会议在海合会总部举行。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1年，中国与海合会6国贸易额达133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截至2011年年底，双方相互投资达41亿美元^[6]。中阿关系中最久远、最活跃的是经贸合作。2011年中阿贸易额达1959亿美元，同比增长34.7%。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互为第二和第七大贸易伙伴，而海合会国家在其中所占的权重举足轻重，很显然这也是双方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中东地区动荡所作努力的回报。同时，中海之间人文等各领域的交往也在扎实推进，这些活动对推动中国与海合会各国和人民的交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正如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接受有关采访时表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重要组织海合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后合作相信会更加密切^[7]。

三、中国与海合会未来关系走向的初步展望

中国对外关系总的格局和稳健发展，一直是研判中国与一定国家和国际与地区组织关系走向的基本依据。在中东地区，中国坚持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和组织的关系。海合会本身就是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最具活力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2011年该地区动荡以来更是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局势的走向。在30多年来中国与海合会交往的基础上，双方在未来的关系走向有望仍以合作为主，但也在存在着一定的隐忧。(www.daowen.com)

第一，中海合作共赢将主导双方未来关系走向。中海双方目前的身份特征决定其必须走合作之路。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力资源丰富，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综合国力赋予了中国在国际上和中东地区重要的现实影响力和潜在的平衡作用。海合会为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治经济组织，所属成员国油气资源丰富，财力雄厚，其中沙特更是“兼具世界能源大国、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护持者’ 、海合会领袖、G20成员国等多重身份的地区大国”^[8]。身份属性规制了双方只有走合作之路，才能发挥各自的影响，获取最大利益和自身发展。合作的首要是政治互信，通力协作及至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才是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双方已经建立的部长级战略对话是个很好的开端。建立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巩固中海战略互信，规划双方各领域的集体合作。如能更进一步，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在制度和机制层面确保合作关系能引向深入，进而开创中国中东外交新局面。

同时，双方的合作关系不仅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更是经历了2011年以来中东剧变的考验。中东剧变以来，中国的相关政策和主张遵循了一贯的和平外交风格，坚持尊重当事国人民的意愿，尊重联合国和阿盟、非盟、海合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调解作用，反对外力甚至军事干涉一个国家的主权。同期，海合会凸显的外交张力令人侧目，但其所有行为路径并未突破联合国、阿盟框架，执行政策进退有据，维护阿拉伯君主制政体和伊斯兰逊尼派主导地位的基本主张则一以贯之，张力、灵变与固守生动诠释了如此变局下海合会的对外行为特征。两相对照，中海无政治主张上的实质冲突。择其要义而言，就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双方彼此关切的核心利益均不会受到对方的挑战或损害，这一点奠定了双方合作共赢的基石。

第二，双方经贸能源合作仍是主旋律和抓手。在世界经济下行和环保呼声日高时期，全球石油需求有持续下滑势头。另外，随着俄、美等国和南美、非洲等地区开采量的增加，世界对于海湾国家的原油需求有减少趋势，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对于石油的需求也将有增无减^[9]。这为中国与海合会加强经贸联系提供了客观条件。海合会安全问题咨询顾问萨米·阿尔法拉杰博士指出：“因为海湾地区存在很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非常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客户，我们不会轻易放弃。石油贸易的稳定，对中国和海湾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10]近年来，中国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一来自海合会国家。所以，中国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交往，它更高层面关联到了中国在安全形势判断中突出的“经济安全”。中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经济因素的作用更趋突出，国家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11]。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与海合会仅就能源合作而言，均互为倚重。

中国和海合会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仍然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双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沟通和合作渠道，认真执行双方业已签署的协议，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一些业已形成的条件使得这种提升成为可能，如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该地区华人聚集最多的国家，目前有近20万华人在阿联酋经商和务工。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沙双边贸易总额达64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沙特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14大贸易伙伴。另外，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国家将投资目光转向本地区，21世纪将是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大投入、大建设的世纪。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适应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海湾国家政府将依托数万亿石油美元收入，加快道路、桥梁、铁路建设，像规划中连接海湾六国的铁路网项目全长2200公里，耗资1060亿美元。从历史经验和实际操作层面看，在海合会国家这一轮基础建设热潮中，中国与之合作的潜力巨大。

第三，国际体系和地区转型过程中双方关系发展的隐忧。以改革求发展、改善民生的民众诉求促发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昭示阿拉伯世界处在典型的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它的效应之一是相关国家原政权被推翻或受到威胁，但新建立的政权又走向不明，这也为伊斯兰逊尼派掌权的海合会各国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既包括受过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接受了世俗化概念的专业人士和军人，又有希望通过伊斯兰复兴而振兴社会的宗教学者，更有大量怀有朴素的宗教认同和民族感情的中下阶层，很显然，这三类人群力量的消长将影响海湾国家的未来走向^[12]。具体到海合会的大国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和欧盟等仍是其优先选择的对象。因为从自身安全着眼，无论海合会建立的初衷还是目前海湾局势，什叶派执掌政权的伊朗都是其主要防范的对象，而美国实际提供的军事保护和欧盟的政策倾向，都是中国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海合会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将是中国短期内与其关系获得质的提升的一个瓶颈。

中国近年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等因素，使得世界格局调整变化加剧，最显著的例证就是美国正逐步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这一动态或使中国制定对海合会政策和发展与其进一步关系时更加谨慎。中国并无成文的对中东战略和政策，而在总体外交布局中，海合会也不能明确归入其某一板块，这种现状令中国对其政策倾向有可能随国内外局势变化而强弱不一。同时，中国更加注重形式上代表阿拉伯世界的阿盟，并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发展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而海合会在当前中东变局中已有“挟阿盟以令诸国”之嫌，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中国现有的观点。反观海合会方面也对中国此间的相关做法颇有微词，如2012年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有关叙利亚的提案等。因此，当美国战略东移并有围堵中国之势时，中国的中东外交资源多大程度上会分配给维持或提升与海合会的关系，是否会徘徊于仅主要保持同海合会能源合作为主的做法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余　论

海合会这一称谓在此次中东变局前，对除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以外的世人而言是个较陌生的词汇；作为中东地区一个次区域组织，它的作用确实也未明显溢出海湾地区。不过，自2011年以来，它的高调亮相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仅就中外学者而言，言中东剧变必分析海合会的行为和作用，其中就有它对世界大国外交的影响等。细数中国与海合会的交往，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究其原因，历史依据是中阿文明交往要追溯至这一区域，现实基础可解读为它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稳定能源支撑点、劳务输出地以及其拥有的巨额石油美元投资能力等。但毋庸讳言，复杂多变的地区形势、盘根错节的教派纷争等多重因素，又使得中国发展与海合会的关系受到掣肘。对中国外交而言，尊重阿盟意见，坚持“中阿合作论坛”下发展关系，主张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保持与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兼顾美欧俄等大国关系等，这些政策和宣示也使中海关系的推进不会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中国也认识到属性较为单一的海合会是开展中东外交的一个有效的支点，中海双方的转型发展任务也利于彼此关系的磨合，因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平行发生的事件都是驱动力”^[13]。双方若能建立中海自贸区和中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是彼此关系提升的标志。

【注释】

[1]李潇：《海合会扩员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5月15日，第2版。

[2]黄培昭、张梦旭、刘睿：《海合会要向“统一联盟”转型》，《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1日，第22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_28/jbqk/。

[4]《走联合自强之路》，《人民日报》， 1981年5月28日，第6版。

[5]《铺设光明、宽阔的新“丝绸之路”——记温家宝总理海湾三国之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897919.html。

[6]王俊鹏：《首届中国—海合会经贸联委会召开》，《经济日报》， 2012年3月22日，第4版。

[7]洪俊杰：《中国阿拉伯之间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典范》，《解放日报》， 2011年2月7日，第4版。

[8]刘中民：《沙特的国家叙事:宗教、外交和大国地位》，《世界知识》， 2012年第12期。

[9]《中国是海湾合适时机的合适市场》，《国际商报》， 2010年1月8日，第4版。

[10]转引自黄莹莹：《海合会将保障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国际先驱导报》， 2012年5月4日，第20版。

[1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 1998年7月28日，第3版。

[12]张信刚：《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10～11页。

[13]〔澳大利亚〕贝哲民：《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程仁桃译，东方出版社， 2011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