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阿拉伯经贸联系的现状与问题

西北大学　王　猛

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主要是政治领域的同仇敌忾，经贸合作处于从属地位，因同质性较强而产生的竞争性由于彼此经济规模较小且联系较少而基本被忽略。此后，随着中阿经贸由交集较少的竞争性状态逐渐发展为优势互补，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合作领域日益从单纯的初级商贸和建筑类劳务输出扩大到高附加值商品、能源合作、工程承包、双向投资等领域。阿拉伯国家整体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对于除巴勒斯坦和索马里外的阿拉伯国家而言，中国往往是位列前三的贸易伙伴国^[1]。由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逐渐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时期，因而只有深入分析中阿经贸各个领域耀眼数字背后的潜在问题，有的放矢地改善双边经贸的结构性弊端，才能以可持续的经贸合作为双方各自的内部转型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争取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一、商贸领域的个体严重失衡和出口增长乏力

在现阶段的中阿商贸往来中，中国主要进口原油及其衍生产品，2000年以来始终占中国对阿进口的3/4以上，贸易额受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因素影响较大；出口工业品和日用消费品，涉及机电、纺织服装、钢铁、交通运输工具、家具及其零部件等大类，不同类别商品的消涨态势明显。从国别统计数据看，2005～2008年的中阿商贸总体上比较平衡，中方逆差97.734亿美元，但在整体平衡的背后却是与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严重贸易失衡。除充当商品转口贸易桥头堡的阿联酋外，基本情况是对产油国保持逆差（1020.48亿美元），对非产油国保持顺差（922.746亿美元）。也就是说，虽然较强的互补性需求推动中阿商贸在21世纪的头10年发展迅速，但由于两类日益凸显的深层次问题制约着双边经贸的快速增长，即对产油国的石油进口需求强劲而货物出口增长乏力，对非产油国的大批量出口严重冲击了当地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阿商贸的物质基础并不坚实，未来发展趋势也不乐观。在已经延续了9年之久的初级产品牛市正走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一旦国际油价因迟迟难以复苏的世界经济危机而大幅跳水，或者中国因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遭遇瓶颈而对石油进口需求下降，中阿商贸就有可能陷入停滞乃至倒退。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2005～2008年贸易平衡状况

数据来源：综合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历年统计数据。

（一）对产油国进口需求强劲而出口增长乏力

受国际油价高位运行、自身能源需求攀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进口总量一直稳步提升，始终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左右，进口原油超过100万吨的阿拉伯国家2006年就超过了8个。2010年，中国自海合会六国进口原油7618.7万吨，占全年进口原油总量的31.9%。中国强劲的能源渴求推动中阿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从1993年的36.2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0年的152亿美元和2010年的1500亿美元。

表面上看，这种迅猛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对阿贸易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了双边商贸日益上升的重要性，但如果剔除石油因素，中国对阿拉伯产油国的货物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首先，中国1993年之前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口的原油数量一直不多，1992年月均只有7万桶，之后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总量一路攀升，1993、2000、2010年分别进口721.13、3364、10470万吨，分别占是年石油进口总量的46.07%、48.05%、43.75%。与此同时，1993～2010年间的国际油价从最低谷的10美元左右（1999年）骤升至2010年的70美元左右（147美元的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7月），中国2000年和2010年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分别是1993年的4.6倍和14.5倍。也就是说，在中阿石油贸易额分别提高了32倍和101倍的情况下，中阿经贸额实际上仅仅增长了4.2倍和60.9倍； 21世纪头10年的中阿石油贸易额增长了22倍左右，而同期的经贸额事实上只增长了12倍。这从反面说明了中阿非石油货物贸易增长乏力。其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在2000～2008年间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中，通讯设备类机电产品和钢铁的出口增长迅速，其占比从18.8%和1.6%增长至30.4%和14.1%；交通运输工具和家具类产品占比从2.4%和0.8%增长到4.3%和3.2%，但总量偏小；其他主要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总额及占比增长不多甚或大幅下滑，包括鞋帽箱包在内的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占比从41.8%下降至21.2%^[2]。即便是快速发展的石油贸易领域，中阿双边商贸主要集中于原油货物贸易，在联合项目和技术分享方面合作有限。可见，虽然与产油国因为经济结构的较大互补性而不易在宏观面产生贸易摩擦，然而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层级限制，中国对阿出口仍以家电、办公产品等低附加值类消费品为主，短期内既难以向上取代发达国家产品拓展高端市场，在中低端市场又面临着印度等新兴国家同档次产品的激烈竞争，未来对产油国的货物出口增幅有可能大幅回落，与产油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将进一步拉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双边商贸未来发展的深层次下降趋势本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但在现阶段却因为双边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而经常被忽略。

开拓阿拉伯国家市场的相关管理部门和中资企业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有效协调。2004年成立的中国商品迪拜分拨中心是当时境外规模最大的商品分拨中心，虽然一度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千余家企业的2000多家商铺入驻，但开业以来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一直运转艰难。首先，分拨中心的管理机构沿袭国内的一些习惯性官僚做法，配套设施跟不上，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有待提高。其次，分拨中心没有完全按照企业模式运作，经营策略朝令夕改，中方管理层过分迁就阿方伙伴的愿望。最后，进驻分拨中心的中国商户所销售的商品档次不高，没有高附加值的商品及大型机电设备，基本都是纺织服装、日用杂货等商品，仅靠走量赚取微薄利润^[3]。

（二）严重的贸易失衡阻碍对非产油国的出口增长

尽管对所有的阿拉伯非产油国都保持高额顺差，但由于中资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少的环保压力，短期内还难以拿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端行业遭受了中国商品的强大冲击。在失业率较高的约旦，因为认定中资制衣厂雇佣的1万多名中国女工抢夺了本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当地人对从事高强度制衣和服装加工工作的中国女工的印象并不好。斋灯制造是埃及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之一，用黄铜制作，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可以多年使用，每盏售价上千埃镑。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中国产斋灯虽然缺乏伊斯兰特色，塑料和玻璃纤维的质地也大约只有一年的寿命，售价却仅有埃及传统斋灯的4%左右，因而迅速占领了埃及市场。2005年，埃及从中国进口斋灯花费了200多万美元，虽然减轻了民众本已沉重的斋月经济负担，却对当地以此为生的众多手工艺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冲击^[4]。中国与其他非产油国的双边经贸情况大多与约旦和埃及类似，进口与出口的比例大致在1∶10甚或更高。严重的贸易失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摩擦。

直接遭受中国商品冲击的低端阿拉伯从业者本能地向政府寻求保护。叙利亚纺织业主强烈要求对中国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巴勒斯坦希伯伦的纺织业主抱怨他们的工人数量被迫从1.5万减至5000人，沙特的玻璃制造厂商把想象中的中国产品的冲击作为借口要求政府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企业^[5]。受此影响，阿拉伯国家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检查和非贸易壁垒越来越多。2007年，约旦标准计量局多次对市场上的中国玩具进行检查，消费者保护协会建议国民停购产自中国的儿童玩具。沙特商工部要求所有中国品牌牙膏在进入市场前都必须经过再次检验，禁止销售和进口中国产奶粉。很多阿拉伯人不信任中国大陆商品的质量控制体系和送货体系，宁可多花钱从香港间接进口而不愿直接与大陆商家打交道^[6]。

因为短期内难以提升对华非石油产品出口，阿拉伯国家政府就经常诉诸非经济手段来消弭贸易赤字。与中国政治上传统友好的埃及等国通过外交压力敦促中国增加进口和经济援助，另外一些国家则抬升市场准入门槛和随意增加税费，采取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非贸易壁垒对中国产品设立限制，甚至放任商业领域的欺诈等失信行为。对前一类国家而言，强大的政治干预固然可以迅速改善双边贸易失衡，但对大宗基本商品的政治干预本身就有违市场经济原则，理应慎用而绝不能滥用。后一类国家的相关举措则几乎等同于倒退。

二、对阿能源合作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从早期的彻底占有到现在的技术垄断，西方公司始终在国际能源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后来者，中国要与阿拉伯产油国深入开展能源合作确实存在不少外部困难，但更大的困难和阻力还在内部。由于国内能源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企业的“走出去”经验还不够丰富，具体行动因缺乏认真研究而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不时发生一哄而上、自相残杀、效益低下等现象，与合作方在油价、运输、投资、勘探、冶炼、进出口、市场流通、石油储备等问题上经常出现分歧。整体上看，虽然有不少潜在的合作伙伴，例如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等国，但目前仅有沙特和苏丹（包括南苏丹）在中阿能源合作中比较突出，前者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后者则有着中国最大的海外利益区。综合内外两方面因素，中阿能源合作必须以成熟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加以规范和约束，寻求双赢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更专业的市场化开展对阿能源合作

中国石油储量占全球的1.5%，产量占全球的5.4%，2009年生产原油1.89亿吨，是仅次于俄罗斯、沙特和美国的世界第四大产油国^[7]。然而由于国内石油消费增长快速，中国1993年在数量上成为油品净进口国，1995年在贸易金额上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从1993年起步到2004年的1.227亿吨和2007年的1.968亿吨，中国原油进口首次破亿历时11年，而超过2亿吨仅用时4年。2010年，中国原油消费量4.29亿吨，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0.6%，原油净进口2.393亿吨，对外依存度55.8%。“小马拉大车”的石油消费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从外部寻求石油供应。阿拉伯产油国已探明的油气储量分别约占全球的59.3%和30.5%，中国应该积极开展对阿能源合作。

除了生产落后于需求的内部因素外，现存国际石油格局也决定中国必须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石油。表面上看，海合会国家的原油储量和出口量都很大，长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群体，似乎只要与政局稳定的沙特、阿曼、科威特等国保持联系，或者在海合会框架内与之保持良好的多边关系，中国就可以稳定地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系数。但2005年以来的油源多样化努力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虚幻性。为了锁定几个长期供应国并增加直接进口量，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访问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一再希望增加直接进口原油数量或签订长期的直接购油协议，然而由于海湾国家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严重依赖西方石油公司，政府所掌控的份额油数量有限，无法满足中国直接购油的愿望，双边石油贸易只有少量是直接进口现货，大部分交易仍必须通过国际期货市场进行^[8]。

从苏丹、也门等边缘地区渐次靠近海湾世界油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合作经历了从两厢到中心、从配角到主角的过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石油历时6年在苏丹营造了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利益区，拥有1400万吨/年的原油生产能力和长达1506公里的输油管道，以油气开发为突破口带动苏丹经济全面快速发展。2011年7月的南北分立虽然改变了苏丹国内的石油占有格局，南苏丹掌控了75%石油产量和储量，但却严重依赖北方的输油管道和炼厂，双方都难以承受停止石油生产的灾难性后果，中石油在原有生产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依然如故，南苏丹独立4天后首批出口的100万桶原油流向中国既是必须也是必然。沙特是全球原油储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地区和国际政治境遇比较优越，稳占中国全部石油进口量的1/6左右。2003年以来，中沙能源领域的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具体的大项目包括沙特南帕斯天然气田项目（2003年）、沙特延布聚丙烯生产项目（2004年）、青岛炼油厂项目（2005年）、福建炼厂和加油站项目（2007年）、中沙（天津）石化项目（2010年）、延布炼油厂项目（2011年）、昆明炼油厂项目（2011年）等。

截至2010年年底，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有公司的海外投资项目总计144个，散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金额累计近700亿美元， 2010年的海外权益原油近7000万吨。然而从经营业绩看，三大石油巨头海外投资的亏损项目高达2/3，每年从海外项目中获得的原油权益产量难以与投资成本画上等号，在销售收入、净利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世界能源巨头差距悬殊，抗风险能力并不强。例如，对伊拉克鲁迈拉油田的开发就不应该抱有上游亏损下游补、主业亏损副业补以及类似于国内炒房囤房的投机心理，不应该以政治理由模糊成本收益核算。更严重的是，一直得到政府强大财政及政策支持的三大石油公司，在很多海外投资中对自身利润的考量远高于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每年运回国内的原油仅占海外权益原油的1/12，其余的都以现货价销售到国际市场，例如在苏丹南部开采的原油大部分都销售给了日本、韩国等国家^[9]。企业考虑自身效益当然无可厚非，也是经营者最起码的职责。但三巨头不是一般的企业，国家之所以赋予其油气开采、进口、炼制、批发特权，就是为了确保石油供给安全和秩序。这是国企性质所决定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很多时候和政府的关注点并不必然地一致，所以要改变这种惨淡的海外经营业绩和自私的企业行为，就不能仅靠思想教育、约谈和行政追究相关领导者的责任，而应该以成熟的市场机制要求和监督能源巨头的每一个“走出去”步伐。中资石油公司的“走出去”战略必须符合经济规律，不搞成本的政治化模糊化核算，不一味追求综合型能源公司的超大规模，权责清晰，奖惩分明，注重投资回报，注重内部业务及部门的专业化与细分化，缩短与国际能源巨头的差距，更专业、更有经济效益地开展对外能源合作。只有通过与对象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才能够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多的产油国愿意以合理的价格卖油气给中国，确保在国际局势动荡期间拥有安全可靠的油气运输能力。

（二）以成熟的市场机制应对产油国进军国内能源市场

对阿能源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接受拥有上游资源优势的阿拉伯产油国能源企业进军国内能源市场，尤其是成品油交易市场。这是“走出去”战略的应有之义，应对之策就是必须尽快在能源领域建立成熟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石油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军事与政治问题，石油的政治味再浓厚也仍然是一种可以买到的商品，其主要交易场所是国际原油市场而非战场。客观地看，中国一直都完全拥有国内能源价格的话语权，只是中国价格暂时还缺乏足够的市场影响力而未能被国际商家认可并作为基准价进行交易，所谓的中国没有油价话语权或者要争夺国际油价话语权本身是个伪问题。用国有资本绝对控制能源市场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能源安全本义的曲解，真正的能源安全应该实现充分有序的市场竞争，严格依照市场规律办事，最大程度地降低行业生产成本，在国际油气供应短缺、中断或价格暴涨时保持有效的应变能力，包括储备能力、增产能力、替代品开发与供应能力以及强行压抑需求的能力。

对一直主导中国成品油市场的国有石化巨头来说，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业的民营油企，而是两类暂时还被挡在国门之外的潜在对手：一类是来自欧美的石化行业巨头，他们拥有中国同行亟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二类对手来自产油国，他们拥有上游资源优势。两类对手的共同点都是挟器自重，希望中国在国内市场上做出让步。列入世界五百强的国际石化公司早在2006年就已全部在中国投资建厂或设点，进入了除批发以外的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只是因为暂时还无法获得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权才不得不把重点集中在炼油和零售网络拓展上。相信一旦放开成品油批发业务，跨国能源巨头必将凭借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技术优势、日趋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优良的服务占领成品油市场。与此同时，尽管21世纪已经不是产油国可以单方面决定的“石油政治”时代，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利益平衡，但产油国依旧可以利用雄厚的战略资源和粗大的油气管线提高自身话语权重，通过操控原油供应的总量、种类、稳定性以及优惠程度等显示力量。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就积极在中国青岛、厦门、天津、昆明、广州等地建设大型炼厂和仓储中心，试图从上游向中下游延伸，进军中国国内能源市场。

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中国2004年12月开放了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12月开放了原油、成品油批发市场，跨国石油公司和民营油企等实体开始参与国内油品市场竞争。然而由于对能源市场的改革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对改革可能失败的担忧在很多时候超过了改革失败本身可能带来的影响，故开放市场并不代表着完全的市场化马上就会随之而来，一系列针对进口、市场准入和价格的管制措施有效地使油品市场在名义开放后依然处于封闭状态，甚至对能源行业是否应该采用市场化原则都没有基本共识，更遑论明确的方针和具体的时间表。石化行业目前的开放程度，本质上都是一种预演式“练兵”而非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石油本非天生的负担或财富，而是一件可以深入挖潜的商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绝不应该仅仅因为油价涨落就轻易发生逆转，成熟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比拥有油田和管道更能保障能源安全。只有尽快地推动实现充分的市场化，打破“名义竞争，实际垄断”的石化行业格局，在上游勘探开发、中游加工冶炼、下游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培育出真正有效竞争的市场，才能够真正规范2000年以来世界能源巨头和产油国对国内能源市场的进军步伐，最大限度地防范外来冲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

三、工程承包和相互投资的期望与现实

（一）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的进展与限度

中国企业的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开始于1978年年底，第一站是也门和伊拉克。经过此后30多年的惨淡经营，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近1.6万家，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人员140万，境外资产总量近1.2万亿美元^[10]。最近10年，中资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的工程承包累计完成营业额增长迅速，从2001年的98亿美元、2004年的135亿美元快速提高到2010年的1100亿美元。然而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利益就如同沙滩上容易坍塌的华丽建筑，庞大的盘子和过于集中的业务布局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010年3月从利比亚的大规模紧急撤侨实际上反映了两点无奈的现实：一是中国在利比亚没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经济利益，主要是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类建筑项目，基本无缘油气和军贸等利润丰厚的大项目；二是在利比亚的生产和经营风险过高，中国有限的政治影响力暂时还无法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一窘境实际上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海外经济利益现状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诸多内在缺陷。

从内部看，由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参与阿拉伯经济事务的中国企业在意识和操作层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包括缺乏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人才，投资前的风险意识严重不足；不从企业实际出发，自视清高地总想和当地最成功企业竞争；经营管理没有完全市场化，项目运作中习惯于依赖政府力量而非市场规则，经常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成本核算含糊，利益分配不公，监督机制不完善，缺少责任追究制度等。同时，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基本都是以央企为主轴的一揽子投资模式，从银行贷款、业务运营到建筑民工、厨师、医生都从中国直接输出，甚至连钉子都要从国内输出。这种投资链、产业链整体捆包的一条龙投资模式固然有利于管理和具体运作，但同时也存在着如下风险：东道国政局变动容易造成财产安全损失；缺少与东道国的对等性利益互动，实际利益缺乏必要的保护机制；垄断性经营致使少数企业忽视工程质量及社会责任，损害企业及国家形象；汇率波动给工程费用支付带来一定风险^[11]。虽然日益壮大的中资企业被看作是夹杂在服装、电子产品和玩具等商品洪流中的“最新出口产品”^[12]，也的确实现了很多收益明显的项目，例如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开发，华为和中兴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通信建设等，但从2005年开始，盲目自大、效益偏低、对综合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开始逐步暴露，海外亏损触目惊心。中国铁建巨亏41.53亿元的“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项目”就是典型。

参与阿拉伯经济事务的中资企业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上与当地社会还存在一定距离。首先是认定当地员工性格“懒散”，不适应加班加点，因而更愿意雇佣中国工人，甚至突破了在政府基建项目中当地工人比例不得低于51%的限制，冲击了当地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易让当地民众产生排外情绪，认为中国企业同时拿走了他们的金钱、资源和就业机会。其次，一些中资企业采取非法务工经商、虚假报关、偷税漏税等恶性竞争手段，违反当地习俗从事有伤风化活动和违法活动，遇到麻烦的时候习惯走上层路线，把行贿当成例行公事，不仅经营活动在当地社会缺乏理解和支持，客观上还致使中国的贿赂指数（BPI）排名靠后。再次，中资企业在海外大多实行与当地社区隔绝的全封闭管理，既漠视外派劳工的合理要求，也不太尊重当地雇员的权益和习俗，一再引发劳务纠纷，外派劳工的群体性怠工、罢工、游行、示威乃至冲闯和非法占据中国驻外使领馆事件不时发生。事实上，由于西方的殖民统治给阿拉伯国家留下了注重个人权利的西方法律观念和体系，又在当地造就了容易产生革命或者反叛的社会结构，中资企业的全封闭管理短期内固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但却不利于公司在当地的长期发展。(www.daowen.com)

（二）低位徘徊的中阿双向投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多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这是同时期最庞大的全球发展援助^[13]。截至2011年年底，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到了全世界的1/3，中国正由传统的主要外资接收国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主体。2009～2010年间，为了推动各国增加对华出口并吸纳更多中国出口产品，锁定石油、矿石、金属和其他战略资源供应，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100亿美元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2011年之前3年发放贷款的总额^[14]。西方媒体就此认为，“中国所有”时代将取代“中国制造”时代，世界已经进入了“欠中国时代”^[15]。与此同时，21世纪头10年的石油收入是阿拉伯产油国迄今最大的一笔横财，它们几乎都达到了出产石油以来的最高名义收入，其经常项目盈余超出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峰时的一倍以上。2002～2006年间，海湾国家的累计石油出口收入约1.5万亿美元，阿拉伯国家银行业的总资产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三国2006年的资本输出占当年全球资本输出的12%^[16]。

截至2001年年底，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投资高达1.2万亿美元，对华累计实际投资却仅有4.5亿美元，与阿拉伯国家的实际对外投资能力及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17]。此后，受财富剧增、自贸谈判等利好因素影响，加之恐怖活动、亚洲整体崛起等因素引发的世界经贸环境变化，中阿相互投资活动有所上升，直接投资累计从2004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55亿美元，但包括合资项目在内的全部投资总额也仅有100多亿美元，涉及石化、食品、房地产、公路、钢材、家电、轻工和服装等多个领域^[18]。总体上看，中阿双方虽然同为资金拥有和需求大户，彼此间的相互投资却一直差强人意，双向直接投资规模尚处于起步阶段，迅猛增长的印象主要来自纵向的增量比较，从横向的存量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3～2009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对华投资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仅从0.17%增长到0.27%，而且主要集中到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全部对外投资中的占比始终在1%左右徘徊，不仅相对集中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欧佩克国家，而且主要是受到大的跨国并购影响，对单个国家的投资增长态势基本不能持续，一旦所在国局势不稳定或发生其他风险时还会发生大规模撤资。

整体上看，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程序，但文化和商业习惯的不同仍严重制约着中阿彼此间相互投资的应有规模和程度。进入中国市场的阿拉伯资本大多以短期盈利为目的，游走飘忽踪迹难寻，2006上半年的调控房价政策曾致使大约240亿美元热钱撤出中国，因而应该加以有效监管，防止冲击中国金融体系。同样，中国资本在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在2009年年底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中，20亿元惨重损失给当地温州商人的最大警示，就是当外部投资大环境出现逆转时，新兴国家可能比发达国家更难解决出现的问题和风险，中国资本到新兴市场的海外投资需要更加谨慎。

（三）贸易顺差的石油美元视角

中国的经常账目盈余是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通常以官方储备的形式出现，且直接从美国经纪人手中购买国库券，放弃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而采取一揽子货币的相对灵活汇率。相反，很多产油国把石油美元投向当作国家机密，他们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秘密的政府投资基金，主要通过伦敦中间商购买的西方公司证券进一步隐匿了真正的拥有者。国际清算银行宣称其无法掌握产油国1999年以来70%的可投资资金的行踪。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阿拉伯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严重妨碍了全球贸易平衡，海合会国家利用石油收入进行投资的决策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利率变化、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稳定，但其严重性却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鉴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复杂性，阿拉伯产油国主要用于虚拟经济投资的巨额石油美元严重妨碍着全球贸易的平衡，是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泡沫和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之一，而且对保持全球经济相对稳定贡献多多，但在围绕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中，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币值受到了过多的关注，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经常敲打的对象。孤立地看，超过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是个大问题，涉及政治、收益、安全等诸多方面，例如在2011年第一季度总体外贸逆差15亿美元的情况下仍增加了近3000亿美元，中国应该更全面有效地予以正面应对。既然现阶段的双向投资主要是中国资本在阿拉伯世界的实体性投资，期待中的产油国对华投资热潮并未出现，石油美元就应该，也可以成为中国应对西方经济敲打的挡箭牌和辩护理由。从根本上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币值是全球经济体制内的可控制问题，远多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却是不受监管的不可控风险，应该予以更多关注。

四、在参与中寻求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阿拉伯经济事务的参与从商贸往来起步，目前已经迅速扩展至工程承包与劳务、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旅游等多个领域，重要的合作伙伴包含沙特、阿联酋、苏丹、科威特、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但同时也日益暴露出两类严重的问题。一是彼此均不是对方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中阿2004年的367亿美元贸易额分别仅占各自外贸总量的4%和8%，2010年的相关数字分别是1494.1亿美元、5%和10%。二是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对所有单个国家的贸易严重失衡和出口增长乏力，能源合作领域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的技术含量低和安全问题凸显，相互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中国在对外参与中只有先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才能切实有效地“影响世界”。具体到对阿拉伯经济事务的参与，中国就必须正视和解决商贸往来中的贸易失衡和具体问题，重新评估在风险较大国家的投资计划，理性看待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和体制改革要求，不重蹈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老路，以积极的国际化视野和成熟的市场化运作保障能源安全，用有效的机制框架稳步推进中阿商贸发展，寻求能够保障投资安全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在整体有效地参与中实现自身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并不完善，一些国家实际上除了市场外什么也没有，一些国家经常违背协议随意增收税费，一些国家滥用救济措施搞贸易保护主义等。恶劣的经营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加快自身的制度建设，从经济视角审视阿拉伯国家市场，既不要将之作为次品和清仓产品的三流市场，也不能罔顾成本地为出口而出口。实际上，且不说海湾国家对产品的质量十分挑剔，被视作廉价货代名词的中国商品在当地很难跻身高档商场；就是普通小国如黎巴嫩也对产品质量很讲究，中国产品因短视而造成市场份额流失的例子很多。另一方面，亟须完善对大宗基本消费品的出口退税政策，纠正部分企业以低廉价格出口而把退税作为赢利的不正常经营模式，给予已经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多家“中国企业商会”等组织更大空间以推进行业自律。

其次，政府部门应加速与相关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尤其是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敦促更多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将之作为深化双边商贸联系的重要战略性步骤，从而以成熟的工作机制深化双边商贸合作；加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监管、检验及督促，采取适当措施维护产品质量和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完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公司到劳动力便宜、法律法规较健全的阿拉伯国家建厂，并借此向与该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其他国家出口。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已与除索马里外的21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双边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成立了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经贸混委会；与16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与11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

最后，为了保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的经贸、投资安全及合同和协定的延续履行等多项利益不受损害或减少损失，中资企业和中国外交都已经有选择地适度介入了所在国的地方治理，消除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通过与所在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来保证海外业务的可持续性。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和实践经验，这种参与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传统形成了巨大冲突。在传统外交理念暂难改变的背景下，中资企业从自身实际出发对所在国地方治理的适度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黎巴嫩、印度等国企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成功经验来看，中资企业要与阿拉伯国家的当地社会相处融洽，就不能将之作为实施低端劳务转移的主战场，在输出更多中高端劳务的同时尽量使低端劳务本土化，多吸收当地股份和员工，密切与当地社区的交流，与所在国本土企业实现共赢，成为让当地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看得清、摸得透”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事实上，受到中国商品冲击的阿拉伯从业者也在蜕变中成长。一度被中国商品打懵的埃及斋灯业者在数年的彷徨后开始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分析中国产品的长处和顾客群，积极开发新品种，把传统手工制品的重点放在街灯和装饰灯上，缓慢收复被中国产品绝对占领的斋灯市场。从根本上说，在竞争中共同发展，既是中阿全球化时代经贸联系最乐见的结果，也是最终要追求的目标。

【注释】

[1]林桂军：《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2011年度报告》，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2]刘冬：《中国海合会货物贸易的发展与问题》，载王正伟主编：《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1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徐惠喜：《在阿中国商户陷困境》，《环球时报》， 2005年11月7日。

[4]黄培昭：《埃及斋灯很多都是中国造》，《环球时报》， 2006年9月27日。

[5]Ben Simpfendorfer，“Is China Losing Frien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eign Policy， 2009 （4）.

[6]《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商品》，《对外经贸财会》， 2005年第3期。

[7]尹航：《中国变身世界第4大产油国》，《能源研究与信息》， 2010年第1期。

[8]赵学昌：《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全面展开》，载安惠侯等：《丝路新韵》，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

[9]尹一杰：《高出低入：中资石油公司4000亿海外投资收益图谱》，《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7月19日。

[10]王沈阳：《从利比亚撤离行动看“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国际经济合作》， 2011年第3期。

[11]姜安：《一条龙投资模式将受重创》，《环球时报》， 2011年4月20日。

[12]Justin Pritchard，“The Newest Chinese Export:Compan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17, 2008.

[13]Joshua Muldavin，“China’ s not Alone in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Boston Globe， Dec， 2007.

[14]Kevin Gallagher，“The End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 The Guardian， March 7，2011.

[15]Tom Bawden and Kevin Shalvey，“The Era of‘Owned by China’ ”，The Guardian， Jan 12，2011.

[16]曹张伟：《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经济》， 2006年第10期。

[17]程星原：《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简况》，《国际资料信息》， 2004年第6期。

[18]钱学文：《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化与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年第2期。

[19]杨鸿玺：《中阿经贸合作的动力分析与路径选择》，《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