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如何重新自我审视和彼此定位
北京博联社 马晓霖
世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世界,都在经历巨大变化,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挑战和选择,也必然需要双方重新自我审视和彼此定位。
一、进步与不足的中国
2008年以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全球蔓延,而且日益严重,世界为之恐慌。相反,经济持续30余年以年均9.5%~10%高速增长的中国势头不减,不仅相继超越德国、日本,以GDP7.3万亿美元的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而且以3.04万亿美元的高额外汇储备,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和世界经济稳定之锚[2]。
中国突然间被推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由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美国希望与其共治世界的“超级大国”。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的世界形象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中国本质上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GDP与美国和日本相差甚远,分别仅为其1/12和1/10[3],科技、技术、教育、军事也依然相对落后。同时,由于资源需求的迫切和海权意识的逐步增强,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中国也面临部分邻居对主权的蚕食,纷争不断,与多达8个国家存在海上划界问题[4]。即使国内,中国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1.28亿人口的温饱尚未解决[5];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十分严重,城镇化造成人口与社会结构变化;贫富分化日益突出;互联网、民主化和法制化使得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平权意识日益强烈。
中国政府无论应对外交还是内政,压力空前,挑战巨大,而且必须在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瞬间转换中寻找合适角色,做出恰当决策,统筹处理好两个大局。只要保持当前的发展势头,中国不仅有望在半个世纪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会将中华文明推向50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顶峰。如果出现重大失误,则14亿人口的中国后果不敢想象。
二、动荡与莫测的阿拉伯
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民众的一次社会变革努力,是阿拉伯人民寻求国家与民族进步、发展的历史觉醒与自我救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个人专制和家族垄断成为历史;叙利亚被迫进行一系列社会与政治改革;摩洛哥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沙特阿拉伯尝试着给予妇女更多权利。其他国家也在以不同方式应对这场以青年为主体的变革浪潮。
尽管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走向宪政框架下的民主政治新生活,但阿拉伯剧变整体上仍处于上升、发酵和裂变进程中。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纷纷掌握国家权力,这是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化,也必然给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还将深刻、全面影响阿拉伯世界与外部的关系走向。
虽然部分阿拉伯统治者被赶下台,但是,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单一、脆弱,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的结构性问题不会马上消失;青年人口激增与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矛盾无法迅速缓解[6];各种新旧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试图主导国家的发展,势必让阿拉伯进入“侏儒时代”而面临“民主乱象”式的政治图景;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待思考和探索;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温和与极端的矛盾将趋于激烈,甚至国家的统一也面临挑战与威胁。
同时,阿拉伯世界原有的地缘政治痼疾依然严峻,阿以和平不仅遥遥无期,甚至因为新的权力变化而面临倒退风险;伊朗核危机不仅使地区核扩散的概率增大,而且加剧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决战式较量,激化伊朗与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方间的固有矛盾;世界能源的紧张将刺激各种力量对阿拉伯地区的渗透与控制;以互联网与移动终端为先导的新媒体广泛应用,将使外来文化进一步攻破传统的文明边界与心理篱笆,引发更加强烈的文化摩擦乃至文明冲突。
三、中阿共同的挑战与出路(www.daowen.com)
经过上述对比可见,面对迅速变化的内外因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共同而艰巨的使命,包括:解决国内的稳定、发展与繁荣,使经济形态更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完善民主、法制和人权事业建设,建立完整的社会和司法公平体系;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构建,使国家适应权力、利益和诉求多元化的公民世界。此外,中阿都要着力改善自身的外部形象,既适应通行的国际规则,又保持自己的文明传承和文化身份,确立中阿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骨干地位和作用。从长远看,中阿更需要实现自我民族复兴,从曾经照耀黑暗欧洲的辉煌历史中寻求信心、灵感和力量,使双方在新世纪的发展中掌握游戏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彻底摆脱多少年受人摆布和遏制的命运。
实现上述艰难的使命,需要看清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和阿拉伯西化、分化和弱化的战略图谋。首先,领导世界、称霸全球是美国长期且公开的国策,不因政府或政党更替而变化。其次,西方文化主导世界500多年的历史[7],且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允许其他文明挑战和分享其既得地位,势必持续不断地向中阿输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最后,中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向心力强,都曾分别持久而广泛地影响过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美国对中阿文明的再次崛起必然充满本能的恐惧,因为中阿文明的成功将打破美国模式的神话,让世界有更多的学习对象和发展选择,也必然降低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历史影响力。
美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与任何国家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利益捆绑的基础上而非道义或价值趋同。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重要启示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双重标准和利益优先原则,不仅介入阿拉伯内部事务,试图引导阿拉伯变局的发展,而且利用伊朗核危机挑动地区国家矛盾和宗派纠纷,为其输出武器、维持军事存在服务。同时,美国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屈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公开阻挠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继续使阿拉伯政府和人民蒙受历史屈辱[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阿不仅需要保持各自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作为两大文明载体、两大政治和经济集团,同属于东方世界,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颇为相似,文化传统和价值认同重合度高,中阿双方完全有理由、有条件在历史友谊的基础上加强和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彼此的交流与融合,共同抵御内在和外在的挑战与威胁,携手创造新的文明与新的辉煌。
【注释】
[1]谢百三:《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一个谜》,《金融投资报》, 2012年5月23日。
[2]张明:《中国外汇安全面临新冲击》,《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7月28日。
[3]游心:《中国人均GDP为何“滞后”》,《第一财经》, 2011年2月15日。
[4]孔志国:《中国海权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1月5日。
[5]中科院:《中国201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6]《黎巴嫩生活报》6月3日援引世界劳工组织统计称,北非失业青年比例高达27%,两倍多于12.7%世界青年平均失业率。
[7]世界史学界以1500年为西方崛起元年,见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
[8]新华社:《美国明确表示将否决巴勒斯坦“入联”要求》, 201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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