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命题的内涵

所谓奥运会伦理困境，就是在现代奥运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伦理困惑、矛盾、悖论、冲突或异化现象而引起的人们思想上的迷惑和行为上的两难选择。它表现为人们对现代奥运的价值迷失或价值偏离。伦理困境概念有两层涵义:一是指现代奥运会中有关伦理问题的困境，如参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有关人员的道德问题，奥运会规制合不合乎道德性问题等而引发的道德矛盾和道德冲突，使人们陷入道德行为的两难境地;二是指针对现代奥运会因种种原因引起的困境而进行的伦理反思与批判，而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的实质就是人的异化。异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如果事物始终处于一种萌芽和未开化的状态，其自身的内涵和矛盾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对立面也就自然不会生成，异化现象自然不会出现，其未来发展的路向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人类就不会有思想和行为的困惑。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也印证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于“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这一命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具有必然性

现代奥运会的复归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它是工业文明促成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在工业文明的枝干上开放的花朵。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原始文明状态下就已经出现，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延续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同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未开化状态相一致，体育也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体育既没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也没有很大的规模。实用性和娱乐性较强，竞技性和示范性较弱;经验性和朴素性较强，科学性和系统性较弱，等等。所以，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还处于一种没有充分发展的状态，也就很难有体育异化的现象。但是工业文明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明的素朴性、未开化的状态，而表现出很强的分化性、发散性、扩张性的品格。从大的方面来看，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在打破人的身份依附和自然依附的基础上实现的。前者意味着个人交往和活动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人的生活世界得到了空前的开掘;后者则意味着人不再一味地顺从于自然的摆布，而是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试图成为自然的主人。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程度变化的条件下，人类生活的样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如，生活的混沌状态被打破，生活领域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划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休闲生活等都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与此相适应，体育也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空间，这就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生活的平静格局被打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逐渐被大机器化生产节奏所改变，生活中的张力逐渐加大;生活的平面化被打破，差异性和层次性逐渐凸显，这使得人们与现实世界的接合层面空前增多，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只是在相对单一的环境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不断翻新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开放的世界纠结起了多重利益关系，利益分化和利益对抗逐渐显性化^[1]。

现代奥运会就是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走上复兴发展之路的。很显然，工业文明时代为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和较为充分的支持条件，但是也使得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了一些自我反叛的力量。得益于现代工业文明所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条件，现代奥运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完全摆脱了传统体育的混沌性和素朴性，使得体育领域逐渐成为生活中最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领域。但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复兴发展的现代奥运会也必然与各种力量纠结在一起，与各种矛盾和冲突发生关联，因而随着它的发展和扩张，逐渐产生了与现代奥运会初始阶段的价值预期相悖逆的因素，从而导致困境的出现。

二、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的实质是人本质的异化

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的实质就是异化，关于奥运会伦理困境的实质问题将在第五章中再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奥运会的异化主要体现为奥运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与其价值预期或价值理想相背离的现象，或者说在价值的意义上，它走向了反面。那么现代奥运会的价值期许和价值标准是什么呢?

奥林匹克运动应该承担道德权威的责任，“而这种道德权威，正是奥林匹克理想所决定的。”^[2]“保持奥林匹克理想价值和道德标准，不把它出卖给贪婪的欲望，这是一种完美和平衡的艺术。”^[3]很显然，正是奥林匹克理想蕴涵着奥运会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价值立场。那么奥林匹克理想中究竟蕴藏着一种怎样的价值期许呢?(www.daowen.com)

奥林匹克理想并不是某一个人所规划描摹出来的，它是在现代奥林匹克的百年历程中一脉相承、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或道德原则，是经过许多人的归纳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奥林匹克理想”(Olympic idea)，法文原文是L’idée lympique，这是顾拜旦亲手创建的一个词汇，他早在1894年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结束时的演说中就郑重提到“奥林匹克理想”，他说:“我再次保证，并为奥林匹克理想举杯，这一理想像万能的阳光，穿过许多年代的迷雾，并以令人喜悦的希望之光，照亮20世纪的大门。”顾拜旦于1908年伦敦奥运会后在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又阐发了他对“奥林匹克理想”的理解。他说:“奥林匹克理想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强烈的身体文化概念，它一部分建筑在骑士精神，即你们喜欢称之为‘费厄泼赖’(Fair play);另一部分建立于对优美和文雅的美学概念的理解。我不认为古代(奥运)就缺乏这种理想。”^[4]1929年顾拜旦在巴黎第16届行政区市政大厅宴会厅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又提出了要创立“奥林匹克主义”这一学说。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直接为自己创造的这一术语提出明确的定义。顾拜旦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对之有不同的表述，如称之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1896年)，“强壮的身体文化”(1908年)，“建立在某种哲学和宗教理论上的学说”(1929年)，“一种高尚纯洁、耐力和体力的学派”(1931年)等。此外，他还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信条”、“青年们崇拜的对象”，“奥林匹克主义的基础是推崇奋斗、蔑视危险、热爱祖国、慷慨、骑士精神、熟识艺术与文学”。1932～1935年，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并举办许多讲座，阐述自己推行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观点，如《奥林匹克主义的繁荣昌盛》、《奥林匹克主义40年(1894～1934)》和《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思想》等。1932年他在《体育画刊》上发表了《奥林匹克主义的繁荣与昌盛》一文，对“奥林匹克主义”进行了初步阐述，他认为，体育竞技运动必须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和崇高目标，而“奥林匹克主义”就是这样的哲学基础和崇高目标的体现。他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应当由这样几方面的要素所构成，即“宗教、精英、休战和心灵美”，当然对这几个要素的具体内涵，顾拜旦并未进行详细的阐发。很显然，在顾拜旦这里，“奥林匹克理想”与“奥林匹克主义”是相通的，或者可以说“奥林匹克主义”就是“奥林匹克理想”的载体。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主义”写入了国际奥委会的宪章中，并且明确说明“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是皮埃尔·德·顾拜旦创建的”。《奥林匹克宪章》虽然几经修改，但是这一说明始终保留着。

应当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一方面，顾拜旦未对奥林匹克主义进行详尽地阐发为人们留下了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为它植入新的价值元素。如国际奥委会第五任主席布伦戴奇把奥林匹克主义阐述为一种新的宗教，是现代的、真正的、激动人心的、强有力的、动态的20世纪的宗教。国际奥委会希腊籍委员尼奥蒂克斯则认为，奥林匹克主义并非宗教，但是它蕴涵着宗教意识，可以与宗教合作，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都体现了人类的博爱和对世界和平的促进。奥林匹克学院前院长斯则米克泽克提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不受任何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其他因素限制的国际制度，其最终目标是人的协调发展和完善。法国科学院的普雷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针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创造一个完善的人的教育体系。美国体育史学家卢卡斯认为，奥林匹克主义包括宗教、和平和美三个因素。苏联学者斯托尔波夫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建立在全人类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上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奥林匹克精神，还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即在奥林匹克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实施道德教育的总和。所以，奥林匹克主义是由哲学、道德、社会组织原则构成的综合体，它是以竞技运动普遍的、文化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奥运会是它的集中表现，奥林匹克主义不仅是使人和谐发展的工具，也是加强和平、友谊和相互了解的工作。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则对奥林匹克主义作出了这样的阐释: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生活哲学，主要通过增强体质、通过意志品质培养，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和文化教育的结合，使人的身体素质、道德精神获得发展和提高^[5]。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认为:“皮埃尔·德·顾拜旦和一些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坚信，根据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体育运动，有益于年轻人和整个人类，不仅是对体质有好处，尤其是有益于提高道德水准。顾拜旦以极大的智慧提出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他以毕生的精力进行奋斗，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重视诸如情爱、忠诚、彼此尊重、努力工作、谦虚、爱心和友谊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不能用金钱也不能用个人权力来表达，它属于奥林匹克主义。”^[6]1990年通过的《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主义所作的表述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所开创的人生道路，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作用和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尊重为基础的。”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奥林匹克主义在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奥林匹克理想的旗帜也得以有力地飘舞着。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处于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奥林匹克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并不完全一致，有从宗教意义、教育意义、制度建构意义上进行阐述的，也有从道德意义、审美意义和综合意义上来阐发的，但是这些对奥林匹克主义所进行的诠释和建构，始终有着共同的、根本的价值立场，即奥林匹克主义在最终的意义上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追求人的和谐完美就是奥林匹克千年不变的理想、夙愿，始终薪火相传的血脉、统绪。无论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教育原则、一种奋斗参与精神，还是一种精英示范性行为，他们最终都要指向人的，和谐完美是人本质的根本体现。

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所关涉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充分地暴露出它对人的和谐完美的背离，即人本质的异化，也由此来探寻奥运会的未来之路。这是我们对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展开分析的价值立场。

三、现代奥运会孕育着自我超越的力量

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的出现，使得奥运会的价值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被遮蔽，人追求和谐完美发展的目标受到抑制。也就是说，奥运会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奥运会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如奥运会或者被当成了政治博弈的工具，或者被当成了牟利的手段，或者被当成了建构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诸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重要元素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现代奥运会异化现象是需要反思批判的，因为这种异化现象最终在人身上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使人们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具体来说就是，人所创造的体育运动脱离了人本身，并在客体化的过程中，随着自身的不断增殖，其地位优势于人，进而反过来支配人的现象。体育运动的参与不是运动者本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自我逃避。而且，体育运动本来是人创造的一种文化，应当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为广大民众所共享，使之成为属于所有人的东西。但是体育运动的体制化却剥夺了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愉快和喜悦，使体育运动变成了一种与人疏远的东西，最终导致参加体育运动并不能直接与人们的幸福联系起来;相反，会给人们的精神、身体以及社会带来不幸。现代社会中的自由竞争理论和对结果的过分看重促使了体育运动中“胜利至上”倾向的产生，这种倾向必然会造成对运动技术的过高评价，导致只注重运动技术、技能，从而造成失去运动爱好者、淘汰运动技术落后者、盲目强化运动技术训练等一系列异化现象^[7]。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中的异化现象给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这种异化还有积极的意义，这就是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敞开了奥运会的未来之路，即提供了摆脱这种困境的路径。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对抗这种巨大的异化作用，体育运动才有了真正走向社会并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依托。”^[8]因此，现代奥运会伦理困境对于奥运会自身来说也是它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常态，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也是其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力。当然从根本上说，它表现的是人追求完美和谐的历史性和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