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奥运会的宗教价值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特征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当今闻名世界的全球体育盛会，发祥于欧洲文明古国希腊，希腊人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的创办者和践行者。古代希腊是一个城邦式的国家，被半岛错综复杂的地形分割成为许多块，各个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如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希腊诸邦不像古代中国从秦代开始就有“大一统”的文化和政治向心力，因此为了减少战争、维持和平，希腊人需要寻求一种特殊形式来进行对话，来强化希腊人共同的信仰和增强社会的整合力。因此，这种对话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活动方式和宗教仪式。由于希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希腊人普遍体魄强健，尤其是斯巴达人，他们崇尚英雄，崇拜体魄强健的战士。因此，通过竞技的形式既能表达和平的愿望，又能展现希腊人的宗教精神，这样便衍生出了希腊式的竞技运动。在希腊神话中，住在奥林匹克山的宙斯是最高天神，他代表了无限的力量和无上的权力，是希腊人精神世界共同的崇拜对象。所以，希腊式的竞技比赛是以奥林匹克为名，以得到宙斯的神谕为追求的竞技大赛。

古希腊和古中国在宗教方面存在共通性，因为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多神论国家。首先，古希腊和古中国一样没有一个唯一的主神，如中国人的尊崇神氏非常多，释迦牟尼、太上老君、玄天上帝等，并且中国在供奉神氏时表现出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态度，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点供奉不同的神氏，而这些神氏都是有具体功能性和实用性的，如中国人家里供奉的灶神是最典型的表现。古希腊的神氏也具有与之相似的特性，诸如主管希腊农业的德墨忒尔、太阳神阿波罗、火神和匠神赫斐斯塔司、掌管商业的赫尔墨斯以及希腊的灶神(家神)赫斯提亚等同样具备实用主义倾向。但是，与中国这些具有完美人格的神氏所不同的是，古希腊诸神明显具备人的行为和意识形态，且具有人性一切应有的基本特征，即具有同人一样的身体和感情，同人一样的欲望和需求，而不同点则在于他们比人类更强大、更有力量，并且是永生不死。正如爱德华·麦克诺尔所说，“他们与人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吃的是仙家美食，饮的是琼浆玉液，因而他们长生不死。他们不住在天空或星球上，而是住在奥林匹斯山顶，这是位于北希腊的一座海拔约一万英尺的山峰。”^[23]

因此，希腊的宗教更似是人的宗教，而不是神的宗教，希腊人对神的膜拜实质是对人类肉体能力无限超越的顶礼膜拜，从某种意义上讲希腊人的神是希腊人对这种超越的意向神。所以奥林匹克的精神实质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本精神。连奥林匹克运动先驱者顾拜旦自己都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和宗教理论上的学说”、“青年们崇拜的对象”^[24]。甚至可以说，奥林匹克所体现出的宗教特征是人类对自身自然性不断超越的生命哲学。如今，我们仍旧能从奥林匹克圣歌抑扬顿挫的音调中听到那川流不息的生命意志和激昂豪迈的奋斗精神，正如尼采《查拉斯特拉如是说》里疾呼的那样:“我教你什么是超人，超人就是超越超人自身!”从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酒神和日神对自我超越的不断求索。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内涵

宗教一词在语源学上可以说是同神以及对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社会存在形式。从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宗教活动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项古老而年轻的体育盛会也不例外，这与其本身与希腊神话甚深的渊源是紧密联系的。从古希腊的雕像和史料记载可知，奧林匹克竞技运动多以裸体形式进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特征和审美形式。希腊人崇拜形体美，并以人的身材之美而著称，在希腊的神话中，身材健美的神族儿女无处不在。正是由于对至善至美形体的崇拜，古希腊的奧林匹克竞技才会以裸体为荣，认为身体是大自然恩赐的一种形态，在展现自身魅力的时候，要尽可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奥林匹克运动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表现出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热爱。这也是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很重要的特征。美国学者卢卡斯(J.Lucas)也认为:宗教、和平、美丽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三大要素^[25]。

人类肉体的有限性和希腊人对无限能力、无限生命无限渴求的内驱力是构成参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运动员向极限挑战的重要动因。由此而言，作为体育运动的奥林匹克便不仅拥有具体的形而下之形式，更具备形而上的宗教和哲学内涵。因而，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是希腊人为了使人的肉体机能全方位地接近神的一项文化创举。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是可以通过一项运动来加以缩短的，这项运动便是奥林匹克^[26]。而这种对不断超越和人体极限的追求使得奥林匹克已不仅仅作为一项简单的体育赛事，而是作为一种带有宗教内涵的文化存在，一项着眼于对人自身自然力不断开发与探究的宗教仪式。正因如此，那些伤痕累累，甚至身体畸形的胜利者才被众人认为是崇高的、伟大的、值得模仿的对象，受到人们的无上尊敬。这样的奥林匹克运动必然会发展为一种对无限力量的讴歌和对肉体能力的顶礼膜拜。进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了更广泛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这种超越性不仅超越了个体，也超越了国家，超越了人类锻炼身体的目的，甚至超越了为国争光的民族主义范畴，从而使得其本身具有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形而上的无限追求。

人的有限性毫无疑问地使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不达到神的无上能力和不死之境。但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却并不因此而放弃努力，他们通过对自身极限能力的不断扩展而一步一步地与意向中的神不断接近，这便是奥林匹克精神中所包含的宗教内涵所在，也是人们渴望在奥运会上不断打破纪录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我们可以从1896年延续到现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圣歌》(Olympic Hymn)中体会到“那古代不朽的神灵，代表着庄严伟大的造物者，随着你降临，你的光芒照耀着大地和晴空，也鼓舞着运动会中在竞技场上力争上游的斗士，戴着你所赠永远常绿的枝叶，斗士们的身体更强壮并永远被人尊敬，在深谷、高山、海洋都充满了你的光彩;白色与粉红色的庙堂满壁生辉，你的子民全部集合在你的神庙前，向你膜拜，向你膜拜”^[27]，体会到那种勇往直前、永不满足、永恒超越的宗教性的强大意志力。

三、基督教与奥林匹克运动

既然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古希腊宗教形态和社会形态所衍生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宗教既可以成为奥利匹克发展的内在动因，也可以成为其衰落的桎梏。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必然随着希腊宗教和社会形态的确立而崛起，随着希腊宗教和社会的衰落而衰落下去。给予古希腊文化最严重打击的是罗马帝国的入侵和统治。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根据大主教布路瓦斯的建议，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狄奥多西认为奥运会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属于异教徒的活动，是对基督教的不敬，便随之下令终止了它的召开。至此，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便中断了一千多年^[28]。

虽然基督教分为很多派系，但教义的核心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即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生就要受尽苦难，最终接受“末日审判”。所以基督教宣扬的恰恰是要高扬灵魂而贬低肉体，主张“肉体是灵魂的坟墓”，这与希腊人的文化观和宗教观大相径庭，希腊人追求是对肉体美的展现和对人类肉身的无限超越，而基督教崇尚禁欲，认为卑污的肉体会妨碍灵魂的升华，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会必然被禁止和荒废。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人们迫切需要挣脱基督教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兴起于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突破口。由于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形式的运动，思想仍然被基督教紧紧禁锢着，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化中寻找理论和思想依据，而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指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所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的旗帜下所展开的人性复归运动，它要把人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肯定其存在的意义^[29]。而作为古希腊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奥林匹克文化当然性地被列入“复兴”的行列，例如，荷马史诗中的体育故事、葬礼运动会、雅典的体操学校、运动场、体操馆、泛希腊运动会、斯巴达五项竞技等;古希腊罗马哲人的体育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推崇。因此，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的复兴，同时也是体育的复兴。当时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则在其兴办的宫廷学校里开设被称之为“快乐之家”的体育宫，并亲自带领学生骑马、爬山、游泳、击剑，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田径运动。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塑造了一对在思想上和体魄上都无比强大的巨人，巨人父子在上午读书，从事科学研究，下午锻炼，从事体育运动。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文艺复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常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30]

追随文艺复兴的脚步，在16世纪以后，又迎来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是以德国的马丁·路德和尼德兰的加尔文为主导，以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改造基督教，他们一方面否定罗马教廷对基督教的垄断，另一方面否定繁杂的宗教仪式，力求让基督教“平民化”。在身体方面，马丁·路德认为: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上帝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完成在尘世的义务，天职与尽世俗义务是一致的;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31]。他还建议在德国各个城市的学校开设音乐课和体操课，“让每一个学生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潮流下，很多人开始试图恢复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如依奥汉涅斯·阿克维尔于1516年在巴黎组织的“奥林匹克示范表演”。17世纪早期，罗伯特·多佛在科茨沃尔德创立了“奥林匹克赛会”。到了18世纪，规模壮观的“仿古希腊运动会”在1796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庆典上隆重举行。在19世纪后期，希腊连续举行了四届泛希腊奥运会。除此之外，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会”、法国龙多神学院的“龙多奥林匹克竞走节”、英国马奇温洛克的“奥林匹克节”和“马奇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加拿大“蒙特利尔运动会”等，都是对复兴奥运会有一定影响的尝试^[32]。

由此而见，奥林匹克文化作为古希腊杰出的文化创造成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它作为冲破基督教精神和肉身枷锁的文化和宗教武器为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派所使用。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但是他倡导的精神在陈腐、黑暗和禁锢的中世纪上空点亮了一盏启明灯。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奥林匹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一样都属于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核心思想都是对人有限力量的超越，虽然在超越的具体方法和信仰方式上具有很大区别，但在追求人最终的超越性上却是一致的。

四、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价值

价值(value)是当今哲学界的核心论题。价值哲学为我们提供思考生活中哪些事物有意义，实践主题如何选择生命努力的方向，又如何朝着这个方面迈进，精神界应不应该有一种信仰而且应该有哪一种信仰并努力维护她，诸如此类的有关生命存在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如果说，“按照德育的用法”，价值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范围以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可靠的事实。”他又说:“科学不讲‘价值’。”在罗素的意识形态里，价值是一种主观情感的经验。而在康德哲学体系中，价值是非形态的先范畴，是构成世界意义、生存意义、知识意义和先验的基础。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生命价值

一切的哲学和宗教的哲学都是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学说，是寻找精神伊甸园的引路者，都探讨了作为存在者的人生与死的问题，例如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佛教的涅槃说。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畏、烦、死。黑格尔则更加悲观地认为:“人从出生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刑期不同罢了。”因此，对于死亡的超越是所有宗教和哲学命题的核心。宗教创造另一个世界来超越死亡，把死亡本身看作人到达另一个世界的途径;而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否认有神论者创造的死后世界，他们追求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把死亡看作物质转化的一部分，以“死亡意向”来面对死亡，像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追求的“酒神”迪奥尼索斯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对“死亡意向”的超越。奥林匹克文化作为古希腊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在表面上没有涉及生与死的问题，但实质上奥林匹克文化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文化，所谓生命价值是由生命存在的价值、生命延续的价值和超越生命的价值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古希腊奥林匹克文化的核心是超越，每一次微小的对身体的超越都离神更近一点。而古希腊的神是人化的主体，与人的区别就是无限的力量和不死的生命，所以希腊人对不断接近神氏的理想除了无限力量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对于无限生命的向往，在极限的体育活动中不断体现生命价值，不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向“生命无限的意向”而不断追求。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比赛时只允许男子参加，因为参赛的运动员个个都是赤身裸体，这是由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决定的。古希腊人崇尚美，崇尚男性身体的健美，所以在另一个角度上讲，古希腊的运动会是展示美的过程，不断产生新的美的过程。然而，无论人类多么接近神，都不能达到神的能力，也就是说超越死亡只能成为一种意象，而不是事实。人们的潜意识仍然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如何实现这种超越，不仅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超越，而且是肉体的超越。人类显然不能拒绝死亡，但可以通过生命延续的方式达到另一种意义上的“血脉”传递，这种传递具有永恒性的可能，因此，生殖崇拜成为各个民族原始宗教的主要动因之一。

奥地利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一切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而强壮健美的身体恰恰隐含了强烈的生殖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排卵期的女性更加喜欢身材健壮的男性作为伴侣的原因。弗洛伊德还指出，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因此，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力和美的不断追求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延续优秀基因的追求，是生殖性宗教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通过众多古希腊遗留下来的雕像可以看出，他们各个都肌肉丰满、高大英俊，隐含了强大的力比多，这种外在表现形式显然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达到对生命的超越，因而，奥林匹克运动才具有维系生命的宗教价值。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安顿价值

奥林匹克精神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身心和谐健全的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尊重和维护每个个体尊严的公平、合理的美好社会。但是，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以来，比赛中的兴奋剂丑闻、假球黑哨现象、运动员伤病频发、竞技科技产品水平差异等大量影响奥运公平性和有悖奥利匹克宗旨的现象开启了奥利匹克运动异化的潘多拉魔盒，这些危机最深层的原因根源自20世纪以来信仰体系和普世价值观的崩溃，在商业化、功利化的金牌至上主义影响下，奥林匹克的信仰体系已在危机边缘。

在奥林匹克与宗教的融构性不断消解的今天，当代宗教如何与其相适应，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作用，来弥补这种信仰体系的危机，成为当今宗教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行前夕，84岁的教皇保罗二世在奥运会临近的时刻也不忘把体育和宗教撮合在一起，宣布在教廷里设立体育部，并修建球场。梵蒂冈大主教凯文表示:“目前体育界充斥着兴奋剂和暴力的阴霾，教皇希望宗教的介入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体育环境。”在体育部成立后，教皇保罗二世马上发布了一条有关体育的教令，教令的主旨就是凸显宗教和体育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教皇认为:“体育文化的精髓是追求和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这与天主教教廷弘扬的宗教精神正相契合。”

保罗二世对基督教精神的这种阐述正好为信仰危机下的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一种慰藉，从宗教方面来看，要实现当代宗教与体育的融合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突出宗教的服务性功能，这种服务更多地体现了宗教与当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契合。宗教人士承担了“心理按摩师”和“灵魂慰藉者”的角色，2000年悉尼奥运会很多神职人员进入奥运村，为大赛前夕的运动员实施心理疏导，他们通过环境布置、心理暗示等方式帮助运动员克服临战的紧张情绪;有的神职人员则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运动员心结，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北京奥运会前一年，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与香港的一些宗教组织合作开展了“北京植树朝圣之旅”，支持北京开展“绿色奥运”的工作。可以看到，虽然奥林匹克的宗教性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褪色，但其中的宗教情结却始终扎根于这个盛会的基因当中，因为奥林匹克的终极理想与宗教的最高价值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奥运之父顾拜旦在扬弃古代奥运的宗教祭祀活动的基础上，赋予了宗教体育以新的内涵，他经常提到体育的宗教思想，把宗教看作体育的主要共性之一，强调体育与宗教、文化、教育的融合。在顾拜旦看来，“奥林匹克主义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种心灵的态度”。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应当是将人的身、心和各种品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升华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因此，他曾努力通过授予“宗教运动员”称号的方式，通过奥林匹克仪式恢复奥运会的宗教色彩，使运动员和观众进入宗教体育的庄严而神圣的氛围。这一切努力都使得宗教为安顿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追求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只有价值有了安顿之处，奥林匹克的精神才能继续得以高扬。所以，宗教在奥林匹克中必然也应当发挥出其安顿终极价值的作用，以最大程度上消解功利主义对奥林匹克的异化。

综上所述，无论从形而上的角度还是形而下的角度来看，奥林匹克运动都是具有宗教性和哲学性的文化，它在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任何宗教都不能企及的作用。无论是消弭各个国家之间的隔阂，消除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是完善人的精神道德世界，或者是在强健人类的体魄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上，奥林匹克运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性对人类更高的精神诉求和身体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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