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奥运会的政治价值

政治是一定阶级和阶层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便开始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中枢调控作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奥林匹克运动也不能例外，奥林匹克运动从其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都是和政治如影随形，政治就像是一根红线贯穿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始终^[19]。虽然从一开始，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各级奥委会也不是政治组织，试图摆脱政治的干扰，使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中立的纯体育性质的运动，把奥运“非政治化”始终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原则，但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诞生于西方政治社会之中，从一开始，它所追求的理念就有明显的政治含义，在奥运的发展实践过程中“奥运政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政治价值日益凸显。奥运的政治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化解民族矛盾，缓解政治纷争

奥林匹克运动致力于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许多国家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和解及民族团结。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同联系、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寻求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另外，奥林匹克运动采用体育运动作为民族间沟通的工具，而体育本身并无政治性，它是一种国际语言，不要翻译，不需要解释，人们就可以自由地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不分肤色、种族、贫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在统一的规则下，紧张激烈而又公正友好地竞争，这种大规模的人民间的互相接触、互相了解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这种极淡的政治色彩，使之成为完成一些极为困难、极为敏感的政治任务的理想工具。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当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史上，奥林匹克运动往往成为结束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难题的先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北共同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为“一国两制”条件下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对峙已久的朝鲜南北双方，是以探讨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的对话;南非也是以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一)奥林匹克运动关注全球未来的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关注全球未来的发展，客观上推动着国际政治体系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和平与发展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毒品泛滥问题、艾滋病问题等关系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全球性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威胁和制约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他们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奥林匹克运动提倡友谊、团结的精神，引导世界各国以友好合作的态度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从而促进国际政治体系各行为主体间的耦合与联动，深化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

(二)奥林匹克运动为各行政主权国家搭建外交平台

当有关国家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之时，体育运动可以被用来作为缓和关系和发展合作的工具，它预示着新的外交关系和酝酿新的国际合作。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就是明显的事例。冷战后期，奥林匹克运动帮助结束了美苏两国及其同盟互相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的局面。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国际奥委会的发起下美苏两国奥委会签署了一个反对抵制和合作协定，并被两国政府予以接受，是冷战即将结束的一个早期暗示。同样，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曾建议在朝鲜举行一些比赛，以此缓和可能出现的紧张冲突。尽管平壤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依国际奥委会的看法，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而在南北两个朝鲜之间所进行的斡旋至少是有助于保全北朝鲜的声望，确保在汉城的奥运会正常进行。国际奥委会的涉足促使两韩进行了后来的交流，结束了两韩兄弟近40年的对立。通过这种方法，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了体育官员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并且最终发展到外交关系的合作。

可以讲，尽管奥运会对严肃的外交领域影响甚微，但他们被广泛应用于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换言之，当涉及主要国家利益时，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政府官员不会把奥运会应用到与重大国际国内政策相关的谈判上。但是当涉及为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文化交流和一般沟通的渠道时，奥运会往往会派上用场，其可以为这些官员提供会面、谈判的机会，即使它不会影响讨论的话题和结果。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正在南美访问，每次双方正式会谈前，主人都会先跟吴副总理聊聊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对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二、维护世界人权，消除种族隔阂

奥运政治化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把奥运会作为与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前台。尽管《奥林匹克宪章》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宗教或者政治歧视，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违人权基本原则的事例还是经常出现。国际奥委会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严格地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其在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不得考虑任何有关人权问题的事项。但是事实上，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都极力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严重危害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也促使国际奥委会逐渐意识到了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而从另一角度来讲，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也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在保护人权、消除种族隔阂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411(E)号决议，呼吁“所有政府、体育组织和其他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来抵制南非体育组织或者运动队参加国际比赛”。第二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6(F)号决议，呼吁制定《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并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委员会。最终，1977年，联合国通过了《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这也促使国际奥委会必须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驱逐出奥林匹克大家庭，这一公约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南非。联合国自身并不反对体育运动，其只是认为，为了保护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人权免遭非法侵害，抵制也是必要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实践证明，国际奥委会已经把保护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问题来加以对等。例如，在利用体育运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艰巨运动也在体育运动领域得到了体现。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支持下，国际社会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南非实行制裁。迫于法律的压力，1960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罗马奥运会，1970年，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南非奥委会的会员资格，直到1992年，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才获准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前，国际奥委会不允许南非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相违背的。通过国际奥委会不间断地限制和实施反种族隔离运动，也彰显了国际体育法律制度在迫使南非政府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国际体育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及合法性正在逐渐得到认可。1991年，南非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终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也表明，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体育联合会的措施有助于在体育运动场内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但对于体育场外的人权保护制度能够做出多大贡献就需要时间来加以证明了。

三、缓和国际关系，强化外交合作

当不同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时，体育运动可以充当缓和国家关系和发展国家间合作的“润滑剂”，它预示着新的外交关系的恢复与建立，酝酿着新的国际合作模式的沟通与确立。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以及2000年韩国和朝鲜共同组队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就是明显的事例。冷战后，随着政治争端的重要性急剧消退，国际体育运动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单个运动员的比赛资格、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兴奋剂滥用、种族或者性别歧视以及观众暴力等，尤其是国家之间可以利用体育作为外交宣传或增强威望的工具。冷战后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帮助结束了美苏两国及其同盟互相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的情形。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国际奥委会的发起下美苏两国奥委会签署了一个反对抵制和合作的协定，并被两国政府予以接受，是冷战即将结束的一个早期暗示。

可以讲，尽管奥运会对严肃的外交领域影响甚微，但他们被广泛应用于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换言之，当涉及主要国家利益时，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政府官员不会把奥运会应用到与重大国际国内政策相关的谈判上。但是当涉及为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文化交流和一般沟通的渠道时，奥运会往往会派上用场，其可以为这些官员提供会面、谈判的机会，即使它不会影响讨论的话题和结果。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正在南美访问，每次双方正式会谈前，主人都会先跟吴副总理聊聊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向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利用体育为外交服务。体育既可以达到改善国际关系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反对某种政治势力的目的。通常的情况是，如果两国之间有敌对情绪的话，新成立的国家通常得不到另一国的承认。而且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或者其运动员没有得到参加比赛的许可，那么该国通常是没有得到外交上的承认。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了奥运会，通常也就意味着该国已经得到了其他参赛国的承认。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中国政府指出如果台湾以“中华民国”的身份获准参赛的话就要抵制本届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绝给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办入境签证，除非他们以“台湾”的名义参赛。尽管该决定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加拿大还是拒绝撤回自己的决定，并同时声称要遵守自己本国的外交政策，也即不承认“中华民国” 。最终， “中华民国”拒绝以“台湾”的名义参赛，退出了本届奥运会。

根据国际法，国家可以利用体育运动作为外交承认的一种形式，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运动可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具有特定国籍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时，这就同要求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规则相冲突，因此就出现了外交承认或不承认问题，而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作出的决定通常同国际实践相一致。例如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全部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南也门和北也门、东德和西德各合并为一个国家奥委会;新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共和国、纳米比亚等国的奥委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由于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代表队也在32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奥运大家庭;尽管苏联发生了剧变，但是一支由独联体组成的联合队伍依然成立了;同时在巴尔干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而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戈维纳和克罗地亚都各自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以个人名义前往巴塞罗那。不管怎样，主权国家利用奥运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缓和有关国家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这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奥委会对和平共荣的渴望超过了联合国大会。

四、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

从原则上讲，《奥林匹克宪章》第53条禁止把奥运会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事实上，有关国家或者组织通常把奥运会作为宣传自己形象的工具。对于举办国来讲，举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不仅能够为举办国带来某些政治上的实惠，而且也有助于举办国借此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开展对外关系，吸引外来投资和经济开发。只要有关的比赛没有导致歧视或者纯粹的民族主义的话，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般都认为主权国家利用体育运动增加自己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

《奥林匹克宪章》一方面规定奥运会是运动员或者运动队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强调运动员代表的是其各自所属的国家，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经过其所属国家的奥委会指派才能代表该国参加奥运会。各个国家的运动员都是代表这个国家，获奖之后伴随着的是升国旗、奏国歌等形式，这些都直接关系国家的利益，它可以直接增强国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等，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因此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奥运会这个平台。2008年北京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其意义是深远的，奥运会不仅是一个表演的舞台，也是一个展示的舞台，通过筹办和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最大的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得到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广泛传播，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内在本质的中华体育精神得到弘扬。蒋效愚这样概括北京奥运会的重要意义:“文化的盛会、对外交往的盛会。”这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注重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世界和谐。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方面得到了向世界宣传、展示、交流和发展的机会，也使中国获得了一次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提升国际地位和声望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奥运会提供了宣传、展示、交流的舞台，扩大了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的机会;举办奥运会将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意义，通过奥运会，一方面可以加强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合作，直接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国作为大国的高度安全感和大国的自信，了解现在的中国建设事业在不断进步，人权事业也在不断进步，而不是听某些不负责任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政治家道听途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断加强和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缓和与某些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和国际的关系，尽可能缓和台湾的紧张关系。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试图通过东方儒家文化与奥运文化的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借助奥运会的舞台发扬光大，快速提升奥运舞台的作用;在于中国可能采取参与国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用潜移默化的使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人的奥运文化理念、人文奥运理念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理念，有力地回击中国“威胁”论的信奉者，还能促进综合国力和特定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