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奥林匹克运动的广泛开展(1949—1979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个重新走向强大、统一的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翻开了它新的篇章。就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年，北京就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体育会议——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到了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大行政区开始设分会，在省、市、县设体总分会，在各基层单位设体育委员会，负责各自区域的体育工作。之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陆续改组和成立了23个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和部分行业体育协会，这些组织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他们代表中国参加各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活动，是中国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基础。至此，奥林匹克运动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内部真正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一、国内体育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使体育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日益成为全民性的活动。为了体现“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政府做了不懈的努力，为群众体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1年开始推行第一套广播体操并发布了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开展工间操的通知，1954年颁布了“劳卫制暂行条例”。各级各类基层体育协会大量涌现，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军队体育、民族体育获得了空前发展。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把学校体育作为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1951年，政务院做出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设备，加强学生体格锻炼”。教育部规定，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必须每周上两学时体育必修课。1956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对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和选编教材的原则作了规定。1954年，国家体委在各地实行《体育锻炼标准》的基础上，参照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制定了我国的“劳卫制”。锻炼内容包括田径、体操等多种项目，根据年龄和水平分级、分组，目的是培养健康、勇敢、乐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1955年，“劳卫制”在全国施行，1964年更名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75年改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应当说，该制度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体育竞技方面，我国参照苏联的经验，结合具体国情，逐步建立了层层衔接的训练体系，筑成了一座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的“金字塔”。广大的基层体育代表队、基层训练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及普通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形成了人才的塔基;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学和重点业余体校是塔的中层;经过训练和竞赛，将优选人才荟萃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及行业系统的代表队，最后到国家队，形成人才的塔尖。三级训练体系为普及奥林匹克运动，提高竞技水平走出了我国自己的道路。在短短几年内，竞技水平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飞跃和突破。1956年，陈镜开首次打破举重世界纪录;吴传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会上首次夺得重大国际游泳比赛金牌。

虽然，1958年之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中断了联系，失去了奥运会的竞技舞台，但中国人民并未放弃实践奥林匹克理想的初衷，她以自己的方式在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至1965年，在各类竞赛活动中已打破全国纪录6 300多次，在游泳、田径、举重、射击、射箭、速滑等项目中142次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共获得乒乓球和速滑13个世界冠军。“文化大革命”拉大了我国体育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但1977年后竞技体育又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此阶段共举行了4届全国运动会和多次其他全国性综合运动会。高水平竞技运动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新中国竞技运动的广泛发展，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

二、积极向外拓展的体育空间

1952年，国际奥委会在大陆与台湾参赛资格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派出一支代表团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虽然没有获得奖牌，但是飘扬在奥运会会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向全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人民加强友谊的良好愿望。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资格，但是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却在未经任何人讨论的情况下，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之中，制造了“两个中国”的局面。为了新中国的尊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宣布，在问题未妥善解决之前，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但是，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大气候中，国际奥委会无法避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继续维持了“两个中国”的决议。因此，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断了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切关系。台湾地区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以同样理由，退出了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八个国际体育组织，董守义也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国际体育环境更为艰难，但是体育界没有中止冲击世界体坛高峰的脚步，也没有关上与国际体坛联系的大门，而是迎难而上，积极地拓展国际体育空间，打开通向世界的途径。1958—1979年，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进行了3 322起体育交流，人次达48 856以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1973年，随着毛泽东主席“一条线”战略的制定，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在当年即迅速上升，达到109个。这一系列的国际体育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锁。在此期间，主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1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965年)是我国体育对外交往和国际体坛影响较大的赛事。(www.daowen.com)

国际乒联章程规定其成员可以是“国家和地区”，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国际乒联中也保留着席位，因此，中国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八个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后，仍继续和国际乒联保持着正常联系，中国积极参加了唯一保持正常关系的国际乒联的活动。1961年，在中国北京主办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个世界性体育大赛。参加这届锦标赛的有32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夺得了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亚军，庄则栋和邱钟惠分别获得男、女单打冠军，中国队还获得4项亚军和8个第3名。这届锦标赛正式宣告了世界乒坛“中国时代”的到来。

在当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环境下，为了摆脱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1962年9月间提出了举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国家运动会的设想。9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尼西亚召开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在万隆会议精神的引领下，1963年11月10日，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2 404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规模庞大的盛会。中国派遣了由22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一，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可以说，新兴力量运动会冲击了国际奥委会的强权势力，促使国际奥委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增进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体育水平的提高。

三、“乒乓外交”的影响

“乒乓外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体育界、外交界的一次重大事件。在当时恶劣的国际形势下，乒乓外交以体育方式解决了一项具有全球效应的政治外交问题。它是体育为国际政治服务的一个典型例证。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于1997年为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发来的贺信中所说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乒乓外交，生动地显示了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方面，起到了多么积极的作用!”^[6]

1970年11月，因“文化大革命”停赛多年的乒乓球队获得了参加斯堪的纳维亚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也正是这次比赛开启了中美乒乓外交的契机。3月30日，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会间休息时，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主动向中国代表团团长宋中表示:“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能去访问中国，一定能学到很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官员所传达的信息，当赛事正酣之际，周恩来就在会见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时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4月6日，毛泽东在反复斟酌后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亲自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尼克松接到电报后，连夜召集罗杰斯和基辛格共商对策，得出了一个结论: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7]。随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相互接触。”

可以说，“乒乓外交”是以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为形式，以两国政府的高层对话为实质的。继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4月访问中国后，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于1971年7月实现了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缔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小小的乒乓球，使美国——这个大国之中最年轻的国家，和中国——这个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国家，跨越了没有交流的20多年，结束了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时代。它的影响力是极其持久而广泛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间高层领导人的握手，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姿态，标志着国际环境向新的方向发展的态势，为中国体育界在这一时期重返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以及各国际体育组织，并最终进入国际奥委会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四、初登国际体坛

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随着国际外交形式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重大变化，我国逐步恢复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加国际间的体育赛事。1974年9月1日至15日，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派出了269名运动员参加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中国运动员获33枚金牌、64名银牌、127枚铜牌，团体总分列第三位，开创了中国正式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历史。1978年12月9日至20日，第8届亚运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派出了280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了15个项目的比赛，获金牌51枚、银牌54枚、铜牌46枚，团体总分列第二位，与列第一位的日本队的差距大大缩小，对日本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在大中学生级别的运动会上，中国也开始崭露头角。1974年9月24日至27日，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前联邦德国威斯巴登举行，中国运动员在田径、体操等项目上取得了较好成绩。1978年7月19日至23日中国运动员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第3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仍然在体操和田径比赛中取得了较好成绩。1977年，中国代表团共38名选手参加了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第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1枚银牌、3枚铜牌，奖牌总数名列第18位。197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参加了游泳、跳水、水球和田径比赛。中国女子跳水选手陈肖霞获得跳台跳水金牌。虽然，初登国际体坛的中国选手的成绩虽然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一系列的活动却开创了我国体育的新局面，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