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奥运会发展的心路历程

学术界把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即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80年和1980年以后^[24]。

一、艰难探索

现代奥运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现代奥运的初创阶段，时间跨度为1894年至1916年。笔者把现代奥运第一阶段的时间起点确定为1894年，而不是现代奥运会正式举行的1896年，是因为1894年诞生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式运营。之所以把第一阶段的截止时间确定为1916年，而不是1914年(有些学者把第一阶段的截止时间定为1914年，其理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因为虽然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定于1916年在柏林的第7届奥运会被迫取消，但是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因特殊原因不能如期举行的奥运会，届数顺延。为了便于现代奥运会按四年一个周期发展，第一阶段的截止时间应确定为1916年。在第二阶段时间的确定上，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对此笔者按照相同的理由，重新确立了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

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举办成功，但这仅仅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这一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它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难以预料。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恢复古代奥运会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次会不会是昙花一现，重蹈历史的覆辙?奥林匹克运动能不能持续发展起来，如何发展?这些是这一运动创始人最初面临的问题。他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为这一运动找到一种适宜的发展模式。从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林匹克运动处于艰难的摸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奥林匹克运动得到社会的承认，站稳脚跟，生存下去。而当时的客观条件大大增加了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

从外部环境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和其他任何国际体育活动一样，要求有进行国际活动的条件。但是，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与发展之时，也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急剧变化的时期，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既统一又对立的状态，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外来文化的逆反心理，妨碍了国际间的正常交往。奥林匹克运动要打破狭隘民族意识的隔阂，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正确地认识自己以外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人们从各自狭小的天地走出来，对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广阔的也是难以理解的世界，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奥林匹克思想也还不了解;这一时期尚不发达的交通、通讯等条件也远不能满足国际盛会的需要，给这一运动的发展造成了很多困难。此外，现代竞技运动还正在发育，即使在欧洲也还不普及。欧洲大陆的体操与英国竞技运动两大体系谁优谁劣，人们争执不下。这种争论又掺杂着民族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情绪，非常激烈。周期性地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国际性的综合运动会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

从奥林匹克运动内部的条件来看，现代体育刚进入国际化的阶段，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组织支柱，除了国际奥委会外，国家奥委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简写NOC)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s，简写ISF)这两个支柱还处于待发展状态。1896年以前，除了体操、滑冰和赛艇外，大多数运动项目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际组织。没有统管一国或一个地区奥林匹克事务的国家奥委会，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证;而没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运动项目的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担负起本来应该由这两个组织处理的各种事务，与一些国家的体育基层组织如单项协会、大学代表队或俱乐部直接打交道。比赛项目的具体安排，如项目的取舍、规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只好听任主办者自己去决定。这时的国际奥委会本身也不健全，只是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私人俱乐部式的组织，它在国际体育中的地位还远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奥林匹克运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运行机制，还没有完成其内部的设计，例如应该有哪些结构因素，这些结构因素的相互关系如何，奥林匹克体系与外部如何联系等，都是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内容相当丰富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必须首先使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兴旺发达起来，以此推动整个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周期性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奥运会的模式，从表层的物质设施和活动内容，中层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深层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进行探索，使现代奥运会初具雏形。

但这一时期，奥运会的活动内容、组织制度和思想都不成熟，还缺乏系统性，国际奥委会的权威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有种种误解:

第一，误以为现代奥运会就是古希腊运动会的翻版。这种观点以举办了首届奥运会的希腊人为代表，他们认识不到现代奥运会完全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以为它仅仅是古希腊奥运会的恢复，因此想将奥运会作为其民族的文化遗产，固定在雅典举办，由此引发了与国际奥委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紧张关系。

第二，误以为现代奥运会就仅仅是纯粹的竞技运动的炫耀。1900年巴黎博览会负责人皮卡特认为，奥运会不过是“体育活动和竞技运动的表演”，使奥运会比赛分散在博览会的16个区中，成为博览会招揽顾客的工具。美国展览区负责人似乎有同样的认识，希望得到组委会的允许，在美国区内修建一个运动场，让美国运动员“向其他国家显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竞技运动”^[25]。

第三，对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有曲解。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名言:“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强调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广泛参加，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但是也有人希望把它变成一种低级的文化猎奇，一种庸俗的杂耍。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所谓“人类学日”就是一例。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完全的曲解。这个“人类学日”是让一些毫无竞技运动经验的土著居民进行比赛，并设有成绩最差奖，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的种族主义逗乐。

第四，误以为奥运会只是“有闲阶级”才能参加的活动。奥林匹克运动员的业余性与职业性之间的冲突，从现代奥运会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难题。但是在这一时期，关于运动员业余身份的规定有着明显的对劳动者歧视的色彩，使奥运会成为只有“有闲阶级”才能参加的活动。

二、初具形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现代奥运发展的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为1916年至1948年。

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近一个世纪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上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际局势动荡不定，而世界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也更加强烈，奥林匹克运动以促进国际间互相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为自己的崇高目标，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世界大战中断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预定于191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7届奥运会被迫取消，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战争刚一结束，奥林匹克运动立刻重新积极活动起来。

在战前近20年的实践中，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者们已经意识到奥运会规范化的重要性。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认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频频变换不利于奥运会的发展，迫切感到需要一个标准的项目计划，于是在1914年战争前夕，在巴黎举行的第6届奥林匹克代表大会的讨论题目就是“奥林匹克的规章”。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讨论未能进行下去。大战结束以后，1921年、1925年和1930年在洛桑、布拉格和柏林连续三届的奥林匹克代表大会都继续将“奥林匹克的规章”作为会议的中心论题。完善奥林匹克制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短短的20年时间，奥林匹克运动抓住了这一短暂而宝贵的历史瞬间，以第一阶段初步形成的框架为基础，健全奥运会的制度，使奥运会在组织化、规范化的方向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在奥林匹克发展史上是极其重要的。随着奥运会的基本框架、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形成，奥林匹克运动更加深入人心，为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严峻的考验做好了准备。

在奥林匹克运动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些长期困扰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表现。这主要是奥运会参赛运动员身份的业余性的界定和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突出的表现是1936年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举办的冬夏两届奥运会。尽管从物质条件和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两次奥运会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在政治上却为纳粹所利用。希特勒纳粹集团在上台之前，对奥运会持反对态度，纳粹报纸曾攻击洛杉矶奥运会是丑恶的犹太人的表演，新的德国与之毫无关系。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后，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为其政治服务，因此不惜代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筹备，力求在各个方面超过洛杉矶。整个运动会充满了纳粹的政治喧嚣和种族主义的气氛，与奥林匹克和平、友谊的宗旨大相径庭，如开幕式的圣火接力是在一万名冲锋队员的护卫下进行的。神圣的奥林匹克旗帜一度被玷污。

三、机遇挑战

现代奥运的第三阶段是发展和危机并存时期，时间跨度为1948年至198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先后被卷入。这场战争使1940年和1944年两个奥运会年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但是战争也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地域广阔的第三世界，在世界舞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代科学技术开始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距离。在这个“地球村落”里，国家间、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引起的各种冲突也越来越频繁。这一切既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它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巨人，又给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一次次危机。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林匹克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与建设，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所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外部，来自这个飞速变化发展的国际社会。奥林匹克运动能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中求得发展，是它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局部地区的冲突从来没有间断，有时还发展得十分尖锐，但是在和平与冲突两大潮流的斗争中，和平的潮流在整体上居于主导地位。由于战争而中断的现代奥运会在1948年得到了恢复，由于整个国际社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就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苏联首次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积极参加，对奥林匹克运动及奥运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有力地促进了竞技运动，特别是奥林匹克项目在全世界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活动，其运行机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模式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到了这一运动的领导人面前，旧有的模式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不断地发生冲突，而国际奥委会没能对这一时期奥运会的社会化、大型化、综合化的新趋势进行准确地把握并及时做出调整，仍然遵循旧有的体制和运行模式，致使“在处理纷繁复杂的问题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26]。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政治对奥运会的干预;奥运会开始成为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业余原则与竞技运动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的冲突加剧;兴奋剂的使用日益严重;奥林匹克组织出现裂痕;举办奥运会出现经济危机等。

四、改革创新

现代奥运的第四阶段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创新阶段，时间跨度是1980年至今。

自1980年以来，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它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改革阶段，根本目标是变封闭模式为开放模式，使奥林匹克运动适应社会的变化。

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两个原则，即在经济上将奥林匹克运动限制在不谋取任何经济利益的业余运动范围内的原则，在政治上奉行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这种做法曾经产生过积极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使奥林匹克运动在其初期发展阶段避免了商业的侵蚀与国际政治纠纷的干扰，但是也逐渐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封闭式的运作模式，使奥林匹克运动脱离现实生活。

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0年的布伦戴奇时期发展得日益严重。布伦戴奇以其坚定的奥林匹克信念，为奥运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思想保守、墨守成规，在其任期内，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需要全球性的密切合作时，布伦戴奇依然反复强调国际奥委会绝不与政府打交道，只与奥林匹克项目的管理者打交道^[27];在“业余运动员”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他坚持业余的规定不能变更;在奥林匹克运动财源短缺、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依然坚决拒绝引入市场机制，坚持“纯粹”的体育。封闭不仅使奥林匹克运动得不到必要的社会协作，而且在经济上失去来源。此外，他在处理某些政治问题，如两个德国、中国在奥林匹克组织中的合法席位等问题上，也存在着政治偏见和不公正。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社会开始向奥林匹克运动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要求它在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斗争中作出努力;在调和国际冲突中发挥桥梁作用;给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以更多的支持;不仅在竞技运动而且在体育的其他领域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大众体育、体育科学、文化艺术更密切地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不能满足于、局限于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它应当有更经常的活动内容。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封闭性必须打破，只有这样奥林匹克运动才能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它本身也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

1980年西班牙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接任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的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在其前任工作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慎重而坚定地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使奥林匹克运动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新阶段。

2001年7月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对奥林匹克运动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萨马兰奇卸任，比利时人罗格(Jacques Rogge)被选为国际奥委会的第八任主席，继续推行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成为“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社会力量之一，多年来国际奥委会给人们的印象是只关心组织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在它参与了更加广阔的领域”^[28]。

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国际奥委会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更新，奥运会规模的控制，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化等。(www.daowen.com)

关于各个时期存在的问题，我们在以后的具体章节将做细致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2]任海.奥林匹克运动［M］.2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20.

[3]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8.

[4](日)今村嘉雄.西洋体育史［M］.日本:不昧堂，1961:34－35.

[5]Iris Douskou. The Olympic in Ancient Greece［M］.Ekdotike Athenon.S.A.1982:77.

[6]任海.奥林匹克运动［M］.2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32.

[7](日)成田十次郎.教育的历史［M］.日本:不味堂，1988:21.

[8]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40.

[9]国际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中文版第1卷)［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8:35.

[10]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18.

[11]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522.

[12]John MacAloon. This Great Symobol［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47.

[13]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42.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15]曲毅，孙世明.体育运动的全球化［J］.体育学刊，2002(6):1.

[16](匈)拉斯洛·孔.体育运动全史［M］.颜绍泸，译.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216.

[17]J. O. Segrave＆D. Chu. The Olympic Games in Transition［M］.Champaign，Illinois: Human Kinetics Books，1988:75.

[18]国际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中文版第1卷)［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8:35－36.

[19]国际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中文版第1卷)［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8:36.

[20](匈)拉斯洛·孔.体育运动全史［M］.颜绍泸，译.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247.

[21]J.O.Segrave，D.Chu.The Olympic Games in Transition［M］.Champaign，Illinois: Human Kinetics Books，1988:208.

[22]John MacAloon. This Great Symbol［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63.

[23]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155 －156.

[24]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81 －99.

[25]B. Henry.An Approved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M］.Los Ageles: Southern California l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1984:60.

[26](爱)基拉宁.我的奥林匹克岁月［M］.张明德，刘清青，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8.

[27]J. Lucas.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M］.NY: A.S Banres and Company，1980:173.

[28]LAOOC: Olympic Retrospective the Games of Los Angeles［M］，LAOOC，198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