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奥运会兴起的社会文化基础

现代奥运的兴起，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自14世纪以来勃然而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下，在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的。

一、社会背景

(一)工业社会的特征

17世纪末，以蒸汽动力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时代。和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其一，劳动场所以工厂为主体。在农业社会，人们是以田野为劳动场所的;而工业社会迫使人们放弃田园劳作而进入机器声轰鸣的工厂进行劳动。其二，生产工具以动力机器为主导。在农业社会，人们是以木材、铜铁等制成的农业工具从事农耕和渔猎生产，以延展人的劳动器官;而工业社会以火车、轮船、机床等动力为工具从事工业生产，以强化人的劳动能力。其三，资源利用以货币(资本)和不可再生能源为主旨。农业社会，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土地，所使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畜力和水风等提供的可再生能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抗争关系;而工业社会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货币，所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和电力，人和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人对自然资源的掳夺关系。其四，生产特性和产品的占有形式以集中化经营和个人占有为主流。农业社会的生产是分散型的，产品的占有形式是自用家庭式的;而工业社会生产是集中化大工业生产，劳动产品由个人占有。其五，人类的交往以直接、快捷为主诉。农业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往是有限的，信息的传播是间接的、缓慢的;而工业社会的集中化经营方式使得人们的交往空间得以拓展，交往机会得以增多，信息的传播更加直接和快速。

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人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需要。

(二)工业社会的影响

工业社会的到来，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类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各种动力机器的发明与创造，不仅引起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而且也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生理学等有关人体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欧洲出现了一个需要体育，并创造出新的体育手段的时代，形成了欧洲大陆的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及竞技运动体系。”^[8]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在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工种专业化的条件下，人的身体被肢解成机器的附件，造成人体的畸形发展。同时，大工业生产引起的文明公害在英国和欧洲相继出现，如都市化生活方式、紧张的节奏、污染的危害和肮脏的生活环境。在新时代条件下造成的人类隔绝的生活方式和由此产生的孤独感，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诸如吸毒、赌博等社会不良现象，促使人们去寻求一个理想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人的身体本身，体育便成了一种日益迫切的社会需要，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工业社会，在给人们带来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也为现代体育的发展和奥运会的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思想基础

(一)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从14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相继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思想革命，其目的是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欧洲封建主义的精神支柱——中世纪的宗教哲学。

基督教曾以异教活动罪名使古代奥运会惨遭厄运，基督教所倡导的“灵肉对立论”和“禁欲主义”，使得中世纪的欧洲体育除骑士训练外全面凋敝。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在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基督教的神本主义，广泛地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主张以“人道”代替“神道”的基础上，又对基督教所宣扬的“灵肉对立论”和“禁欲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同时，宣传古罗马诗人朱维纳尔(Juvenal，60—130)“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思想，宣传“灵肉和谐”、“身心并完”的身体观，宣传现实的、健康的、幸福的生活观。

三大思想文化运动通过宣扬古希腊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赞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与理想，不仅为现代体育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古希腊体育和奥运会的关注。

1516年，古希腊诗人品达歌颂古奥运会的《颂歌》和保萨尼阿斯关于古奥运会的著作第一次有了法文译本。蒙泰涅在他的《论文集》中也提到古代希腊的奥运会。第一部由神学教授特奥多鲁斯·安东尼德斯(Theodorus Antonides)撰写的叙述古奥运会的历史专著于1732年在荷兰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出版。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1712—1778)和德国体操之父古茨穆茨(J.C.Gutsmuths)都对古奥运会的教育和道德意义表示了极大的兴趣^[9]。

(二)资产阶级教育改革

资产阶级教育家们认为，教育是“人类得救”的重要手段，而青少年是“人类得救”的希望，因此极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并纷纷提出自己的教育理想、原则和方法。

资产阶级的教育旨在培养身心完美，能文能武，具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知识和超强的能力，以及具有开拓、进取、务实精神的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实业家，而不是中世纪的骑士和僧侣。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古希腊教育制度和古奥运会的基本精神符合文艺复兴以来的教育家们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原则以及古希腊体育教育的精神，对旧教育进行了改革。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1632—1704)便提出“绅士教育”的主张。他吸取了古希腊教育的基本经验，认为“绅士教育”应包括智育、德育和体育三部分，对体育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他说“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一个民族，“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0]为了培养出具有强健体魄、竞争精神和实战本领的社会人才，洛克要求在绅士教育中开展骑马、击剑、游泳、划船、舞蹈等活动，特别强调开展竞技运动。在绅士教育的推动下，竞技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资产阶级教育家卢梭也提出“自然教育论”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他在《爱弥儿》中描写了如何将一个儿童培养成为自食其力、身强体壮、勇敢刚毅、心地善良、能独立思考的人。在卢梭的教育思想中，对古希腊教育制度和古代奥运会的教育价值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要求爱弥儿“通过跑跳等活动获得一定的有关古奥运会的知识”^[11]。

18世纪末，欧洲博爱主义教育家在教育改革中也充分注意到了古希腊教育的经验和古代奥运会的教育价值。他们以古希腊体育传统为基础，吸取骑士体育和民间游戏创设学校体育，如在德国德绍博爱学校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德绍五项竞技”(跑步、跳高、攀登、平衡、负重)，就是按照奥运会传统以及近代体育项目编制而成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们的体育创设活动，奠定了现代学校体育制度的基础。教育家们在关注学校体育的同时，也在关注着奥运会，如德国的古茨穆茨，在他1793年的有关著作中就论及了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1804年甚至有了恢复奥运会的想法^[12]。

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在学校中进行了广泛的体育教育改革，其中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在拉格比公共学校的改革最有影响力。他认为竞技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培养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必备的领导能力，因而他主张以竞技运动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并且让学生自己管理竞技运动，实行“竞技运动自治”，充分发挥竞技运动的锻炼价值和教育效能。不久，英国的学校纷纷仿效拉格比公共学校的做法，修建运动场，组建运动俱乐部，并按自治原则开展体育活动。后来，阿诺德的竞技运动自治原则和组织方法又越出学校，在社会运动俱乐部中流行。到19世纪70年代，阿诺德的新体育原则和方法逐渐传到其他国家^[13]。

从洛克的绅士教育到阿诺德的“竞技运动自治”，资产阶级在几个世纪的教育改革中，确立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肯定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步形成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而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实践前提

(一)竞技运动的兴起与传播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现代体育的发展出现两个明显的倾向:竞技运动的迅速发展和体育的国际化趋势。(www.daowen.com)

当现代体育在欧洲兴起时，欧洲大陆各种矛盾交错，各国笼罩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各国都很注意体育的军事效能，强调体育与军事训练有机结合。因此，各种体操体系比较盛行。而英国则由于文化传统和“绅士体育”的影响，以及海外贸易的需要，流行着竞争激烈、变化复杂、能激发强烈情感的户外游戏和竞技运动。

19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的竞技运动，越过大洋，远传美国和加拿大。但这种与体操在形式、内容、功能各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的体育形式，在体操的故乡——欧洲大陆，却遭到非议和排斥。

到19世纪后期，体操和竞技运动并存的体育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为适应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和快节奏的生产方式，人们需要具有较好娱乐功能、能有效消除紧张状态的新的身体活动形式，于是，在体育内容和形式方面，面临一次新的选择。这样，在欧洲出现了有关体操与竞技运动孰优孰劣的争论。社会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更富于游戏性的身体运动。而竞技运动作为各种动作的综合体，较之分解的、孤立的体操动作更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于是，到19世纪70年代，竞技运动终于在“体操危机”中迅速地发展起来。竞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竞技运动的繁荣，是19世纪末世界体育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间的壁垒被打破，社会生产和消费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4]

于是，19世纪后半期，体育也超越了国界，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兴起于欧洲的西方现代体育，通过涌向各地的殖民者——主要是以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各种文化人为媒介，向世界传播，形成了东西方体育以及其他不同类型体育交流融合，出现了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和比赛，如1851年伦敦的第1届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1858年澳大利亚的国际游泳锦标赛、1871年布德的国际射箭比赛、1889年阿姆斯特丹的世界速滑冠军赛等。这些早期的国际体育比赛，由于没有公认的权威性组织和统一的比赛规则，秩序混乱，水平较低^[15]。但这些“非正式”的运动会，却“为必然出现的正规国际比赛催了生”^[16]。在“非正式”的国际比赛中，一些国际性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诞生:1881年，第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此后，划船、滑冰、保龄球、自行车等项目的国际组织也于19世纪末相继出现。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出现，使各运动项目在国际范围内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能够制定统一的比赛规则，使运动竞赛摆脱了原来的地方传统，具有真正的国际性。

在新建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主持下，各单项的欧洲的和世界的比赛陆续兴起:1891年，汉堡举办了第一届欧洲花样滑冰赛;1892年，欧洲速滑锦标赛在维也纳举行;第一届世界速滑锦标赛也于1893年在阿姆斯特丹拉开战幕。随着国际体育交往的扩大，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体育交流的大舞台，建立一个协调各单项组织活动的国际体育组织以发挥管理作用，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二)复兴奥运会的尝试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面批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宣传古奥运会精神，一面跃跃欲试，对奥运会模式进行了小型分散的试验。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复兴奥运会进行了各种尝试。19世纪30年代，瑞典伦德皇家查尔斯学院的教授沙尔陶(G.J.Schartau)于1834年7月和1836年8月在赫里辛鲍尔格附近的拉姆列斯疗养地举办过两次纪念古奥运会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会”，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奥运会”。比赛内容有摔跤、跳高、爬绳、长跑和短跑。奖品是月桂枝冠^[17]。这一时期，在英国什罗普郡的马奇温洛克(Much Wenlock)由布鲁克斯(W.P.Brooks)博士组织了“奥林匹克节”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从1849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持续了几十年，但始终保持着地方性的特点。此外，布鲁克斯博士还建立了“马奇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1844年9月，加拿大蒙特利尔赛跑俱乐部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在世界各地为复兴奥运会而进行的尝试中，希腊本土也出现了举办泛希腊运动会的活动。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斗争。1830年，希腊从土耳其独立出来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出现了复兴古希腊文明的热潮。1838年，离奥林匹亚不远的古圣道旁的列特林村村民，为了庆祝希腊的独立和解放，最先按古奥运会传统举办了运动会。以后，每四年举办一次，曾延续了一段时间。这个运动会虽然规模较小、影响不大，但它表达了希腊民族复兴古奥运会的热情。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奥林匹亚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展，希腊人复兴古代奥运会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他们渴望借此重振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因此，有个名叫札巴斯(Evangelis Zappas)的希腊人向希腊国王奥托提出了复兴奥运会的具体建议。国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授权札巴斯筹备。接着国王于1858年发布《奥林匹克令》(Royal Warrant)，进一步推动了复兴奥运会的热潮。为了举办奥运会，札巴斯和希腊自由战士捐款在雅典修建了运动场。

1859年，第1届泛希腊奥运会在新建的雅典体育场举行，国王奥托出席并主持了开幕式。这次运动会遵照古奥运会传统，规定运动员必须具有希腊血统，并不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参加者还有来自小亚细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比赛项目有赛跑、跳远、跨越障碍、撑竿跳高、铁饼掷远、抛高、投标枪、赛马、马车赛、划船、游泳、爬竿、技巧和平衡练习等。竞赛的优胜者被授予按古奥运会传统制作的桂冠和少量现金。这届泛希腊奥运会除竞技比赛外，还举办了工艺品展览和商业博览。参加这届运动会的人数不多，运动员缺乏训练，组织工作松散，对比赛影响不大。1870年和1875年又先后举行了第2、第3届泛希腊奥运会。这两届奥运会仍无多大改进，因而引起了希腊社会的议论，促使有关部门对体育和奥运会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认为，没有普遍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为基础而举办奥运会是“本末倒置”，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提倡体育锻炼，学校要普遍进行体育教育，各省首府要设体育场，在雅典中心体育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学校。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样广泛的基础上举办奥运会，才能获得成功。可见这几届泛希腊奥运会虽未能造成很大声势，却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

希腊人复兴奥运会的多次尝试，激起了全民族沉寂一千多年的奥林匹克热潮。但由于试办者仅出自对古代文明的崇敬，或出自宗教的动机，以及民族主义的需要，因而这几次运动会都未能摆脱民间庆典的性质，也未能超出泛希腊的范围。然而，希腊以外许多国家的报纸对这几次运动会作了详细的报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复兴奥运会积累了的经验。

(三)现代奥运会的诞生

在创办现代奥运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先驱者，其中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男爵的贡献最为突出。

顾拜旦出身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巴黎的政治学学院，喜欢修辞学、历史学，尤其喜欢古希腊历史。他对竞技运动亦颇有兴趣，擅长曲棍球和足球运动，曾对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学校的教育改革和英国的竞技运动作过研究。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因此，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仕途，投身于教育和体育改革。

顾拜旦是反对君主制的共和主义者，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在他投身教育和体育改革的初期，正值法国为雪普法战争之耻举国大兴兵式体操进行军事训练的年代。他却希望通过体育改革，增强民族体质，而不是单纯为了备战，因此，他没有一味地支持当时流行的兵操。他对欧洲大陆流行的体操和阿诺德有关竞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比较，肯定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他认为阿诺德推行的“竞技运动自治”，可以同时收到身体训练、道德教育和社会活动能力培养的功效，是对青年实行民主教育的适宜方式。他决定以此模式来改革法国的体育。

1883年，顾拜旦访问了英国，考察了英国学生的各种体育活动，更深感竞技运动的教育作用。这次访问，不仅使他坚定了改革法国体育的信念，更让他认识到:法国体育改革不应仅仅是对英国体育外在形式的模仿，而且应当从体制上予以革新。回国后，他呼吁改革法国的教育和体育制度。由于他对法国教育和体育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1888年，“在教育中普及身体锻炼委员会”(Comite pourla Propagantion des Exercices Physiques dans 1＇Enseignement)成立，他担任秘书长。1889年， “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Union des Societies Franchises de Sports Athletiques，缩写USFSA，简称“法国体协联”)成立，顾拜旦也是该组织的秘书长。1889年，法国政府委托顾拜旦调查、研究学校的体育工作，顾拜旦接触到诸多国内外体育人士，并发放问卷了解国内外的体育状况。同年，顾拜旦还受法国教育部的委派，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体育，并在波士顿出席了体育大会(Congress of Physical Training)，这使他对各国体育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顾拜旦对古希腊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它与艺术、培养品德高尚的公民的教育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支撑古希腊文明的三大支柱。他对古奥运会也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古代历史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像奥林匹亚那样给我以更多的思想养料。这座理想之城，仅就形式而言，是奉献于完全世俗和物质的功业的，但却为那里拥有的爱国主义思想所净化而升华，它就像生命之源，那朦胧的柱廊和门廊在我年轻的头脑中经久不去。”^[18]因此，在1875至1881年间，当奥林匹亚的考古成果不断公布时，年轻的顾拜旦便酝酿着一个宏愿，他写道:“德国已经使残存的奥林匹亚重见天日，为什么法国不能成功地恢复它往日的辉煌?”^[19]顾拜旦开始酝酿复兴奥运会的设想。

通过对各国体育状况的调查，顾拜旦了解到国内外体育组织充满矛盾，如对立情绪严重、秩序混乱、职业运动员增加、商业性严重等。顾拜旦强烈地感到应尽快复兴古代奥林匹克精神，以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体育竞赛。而早些时候希腊人札巴斯创办泛希腊奥运会的经验和教训又给他以启示:今日的世界条件，已远非古希腊时期，要恢复奥运会，就必须使其具有世界性，才有生命力。

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明显。在这种形势下，顾拜旦思考着，既然古奥运会可以体现各城邦的共同性与和平理想，那么，用现代形式来复兴奥运会，使它成为世界性的体育活动，能否促进人们友好共处和世界和平^[20]?顾拜旦的国际体育观念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在他看来，人们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战争。因此，要消除误解、偏见，进而消除战争，首先“要让世界人民彼此相爱”，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各国青年定期聚集起来，让他们通过体育比赛相互了解。这种定期聚会，即被顾拜旦称为“竞赛世界语”的奥运会。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顾拜旦形成了按照古奥运会方式和现今条件组织国际运动会的设想。1891年，他创办了《体育评论》，积极宣传复兴奥林匹克理想，争取国内外的支持。

1892年11月25日，在法国体协联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顾拜旦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其复兴奥运会的构想。他说:“我希望能同你们在符合现代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合作，筹备并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21]然而，与会者的反应却十分冷淡。顾拜旦后来回忆道:“反对?厌恶?嘲笑?甚至冷漠?什么都不是……无人理解，彻头彻尾地缺乏理解。”^[22]但是，顾拜旦并没有气馁，相反，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创建奥林匹克运动的伟大事业。

在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1894年6月16日，“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Athletic Congress)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隆重开幕。到会代表79人，代表着12个国家的49个体育组织。法国驻比利时大使德·库尔舍被选为会议主席，顾拜旦主持大会开幕式。在有2 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法国著名古希腊文化专家切奥多尔·莱拉赫发表了演说，巴黎国家歌剧院合唱团为大会演唱了阿波罗颂歌，唤起了与会者对古奥运会的神往。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了业余和职业运动问题。经过争论，决定遵循“业余运动”的原则，并通过了关于业余和职业运动员的决议。第二阶段讨论了复兴奥运会的问题，并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议。6月23日，大会通过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缩写IOC，国际奥委会在1894年6月23日成立时的名称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委员会”，1897年一家法文报纸Lepetit Havre首次称之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01年更改为现在的名称)的决议，并决定由奥运会举办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轮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由于首届奥运会将于1896年在古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因此希腊人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Demetrius Vikelas，1835—1909)任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顾拜旦为秘书长。

大会批准了由顾拜旦草拟的第一部奥林匹克章程。章程确定了国际奥委会的宗旨、职能和制度，规定每隔四年在某个国家的大城市举行奥运会。章程还规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为田径、水上运动(包括帆船、划船、游泳)、击剑、摔跤、拳击、马术、射击、体操、球类运动等^[23]。

1894年7月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选手的业余资格作出详细规定:“业余运动员”不能参加有金钱奖励的比赛以及有职业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以体育为业的体育教师和教练员不能算作业余运动员。

国际奥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