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工业文明与现代体育的崛起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农耕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农耕文明时代维系着社会稳态演进的节奏,但这种稳态演进的节奏并非晨钟暮鼓式的单调重复,而是在积聚着历史跳动、文明跨越的巨大动力。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孕育后,人类终于开启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大门,拉开了现代体育运动的帷幕。
人类社会发展到17世纪、18世纪,从英法等国家开始,一场以大机器生产取代传统手工技术操作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逐渐在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开来,并很快席卷了整个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新的文明——工业文明开始呈现。
一、工业文明的特质
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同样是如此。西方工业革命的出现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累,最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这一飞跃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经过宗教改革打破了禁欲主义的束缚,确立了世俗生活的重要地位;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启蒙思潮的涌动,使得个体主义、主体主义、物质主义的原则得到极大的张扬;英法等国发生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法律制度的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性效应;等等。这些都是工业文明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科学的、人文的、政治的、法律的要素也需要经过长期的磨合才能产生合力。另外,工业文明在欧洲一些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率先出现,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工业文明已经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文明范式的转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革新的产物。
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文明图景,和农耕文明相比具有了新的文明特质:
(一)生产能力的迅速提升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过大工业化时代的重大变化:“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块整块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9]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特征,民族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迅速便利,使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不得不走物质生活格局一体化的道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20]
(二)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
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制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沦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谋取物质财富的“委员会”。也就是说,与资本积累扩张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成为工业文明初始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际关系的急剧裂变
大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而且还使得人际关系发生了新的裂变。一方面,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自由度有了空前的提高。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从身份到契约的深层转换。具体地说,一方面,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体现着从团体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代表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过程。总体来看,个人自由度的极大提高,使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和竞争有了较为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他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21]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长出来的工业文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散发出浓烈的拜金主义气息。
(四)精神生产的商业样态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为精神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培植出了迅速蔓延滋长的商业文化。
首先,商业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它投身于人们的消费领域中,使文化自身包容了浓厚的市场气息和消费意蕴。文化的创造本来包含着重要的精神生产和精神升华的成分,但商业文化却像商品生产一样追求一种市场交换价值,从而使得文化机构也被迫向经营性实体让渡。它引导着人们形成这样一种文化意识:文化也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营利手段,因而它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刺激大众产生大众性消费效果。这正如一些思想家所指出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精神文化的生产也被纳入到了工业化或商业化的运作范式之中,充斥着浓厚的商业特性,成为了一种渗透着商业气息的意识形态。很显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精神生产,最终所生产出来的许多产品必然是不关注精神内涵,更多地重视自身的娱乐或其他的功利性功能。
其次,工业文明背景下所形成的商业文化往往确认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以普通民众为影响对象,以鼓励消费、引导消费、投身娱乐为目的,以创造流行性消费或消费时尚为宗旨,努力引导人们通过娱乐和消费活动体现自身的品位和风采。所以,商业文化从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角度来审视,呈现出平面结构的样态。
最后,在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不断地突破地域和人文的藩篱。文化的多元共融的格局慢慢形成,“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
总之,工业文明是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以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为标志的文明形态,带有非常鲜明的“外显性”特征。这里所说的外显性主要是相对于农业文明的恬淡自适、封闭自足的样态来说的,工业文明更加具有竞争性、扩张性、释放性、开放性、表演性等诸多特点。所谓竞争性,主要是指工业文明倡导个性自由和解放,从而使竞争的原则几乎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主张人的个性和力量获得最充分的张扬,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道德关怀则会变得更加脆弱;所谓扩张性,主要是指工业文明的发展不是以逐渐的渗透来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是受到一种“征服”理念的强力牵引;不仅通过征服自然来获得文明的积累,而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用血和火来开辟所谓“新文明”的播撒道路。所谓释放性,是指工业文明非常重视各种事物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度,强调引领和辐射,反对自适和内敛的结构和态度;所谓开放性,是指工业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系统,而是一个具有“敞开性”特色的结构模式,主张多元,强调兼容,重视变化,寻求创新;所谓表演性,是指工业文明的发展既重视文明内涵的积累和放大,又重视文明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追求流行、普及和轰动性效应的产生。而所有这一切都基本上表现了工业文明的“外显性”特征。
二、现代体育的崛起
体育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明的衍替递进过程中,体育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也必然会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体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或元素。
(一)体育教育思想大放异彩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在工业文明时代,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升是由于人受到了重视,即人的世俗生活、感性需求、价值尊严等方面受到了高度重视,而体育则被看成是充分展现人性、通向幸福的重要路径。也就是说,支撑和推动体育发展的人文思想基础变得越来越厚重。”[23]在农耕文明时期,尽管体育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但是由于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生活空间相对封闭狭窄,人的个性和生命活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和限制,这使得体育具有浓厚的生活化色彩,还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表现领域和形态,其价值和功能往往从属于人类的其他活动,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统治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人神对立的思维形态里,人的需要、尊严、价值以及生命活力都受到压制和贬低,肉体被看成是囚禁灵魂的监狱,一切罪恶的源头,所有强调肉体快乐和身体完美的学说与行为不但不能带来人类福祉,而且只能带来灾难。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幸福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身体之善,因为肉体只是灵魂的寓所和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而“最终的和完满的幸福除了存在于对神性本质的洞见中,不存在于任何事务中。”“人一定得靠上帝的恩赐,再加添某一些原理,然后才可以走上超自然的幸福之路,这就好像自然的原理指示他们达到天生的目的一样,人是不能没有这神圣的动力的。这种原理也就叫做神学的德性。”[24]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就要时时刻刻警惕肉欲的冲动,绝不能听任感观冲动的摆布。很明显,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理念驱使下的体育,不可能不濒临一种被窒息的境地。当然在欧洲中世纪,体育虽然受到宗教神权的严格控制,但是其在民间的活动仍然在延续着,一些新兴的体育活动形式也逐渐出现并慢慢得到人们的认同,在9世纪的英国和13世纪的法国还出现了群众性的足球运动,吸引了很多人参加。13世纪,斗牛活动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十分流行,该项体育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成为西班牙整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得以保留和传承。
在中世纪的体育运动中最应当一提的就是“骑士体育”。“骑士体育”和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骑士”是中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在走向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严格说,骑士意味着一个阶层。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一统西欧,被教皇加冕为“伟大的罗马皇帝”,跟随查理大帝南征北战的12名勇士就当然成了“神的侍卫”,他们被人们称为“帕拉丁(Paladin)”,即圣骑士。这可以被视为骑士文化的起源。骑士制度到公元11世纪才真正成形。骑士原本是隶属于贵族的士兵,他们和国王、贵族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雇佣关系,他们为国王和贵族打仗,同时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罗马天主教和统治者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把骑士阶层推向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战士的骁勇和基督教的神圣信仰开始了有机的结合,骑士随之也具备了一个新的身份:基督卫士。披上天主光辉的骑士终于成为人们尊敬和崇拜的人物,他们在基督教教义的感召下乐于救助鳏寡老幼,忠诚于统治者和基督,他们像神甫和农民那样,被视为基督文化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三大阶层之一。
骑士优雅的行为举止和勇敢忠诚精神是需要不断培养和强化的,而骑士的培养和训练对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世纪,骑士的训练内容主要是“七艺”,即骑马、投枪、打猎、击剑、游戏、下棋、咏诗。在这七艺中,高超的骑术最为重要。为此,中世纪在骑士当中经常举行跳马比赛,跳马运动开始初期是在生龙活虎的马背上跳上跳下,后来则出现了专门用于日常训练的木马和专门传授跳马技巧的教师,而且用于练习的木马的形状也不断改变,今天体操比赛项目中的跳马和鞍马就与中世纪骑士的骑术训练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骑士体育也对市民的体育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人羡慕骑士风采,自然而然也模仿起骑士体育,射箭、击剑、赛马等体育活动也在民间得到了开展。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出现后,束缚体育发展的宗教价值观逐渐被颠覆,一种新思想的曙光沐浴着体育,这里所说的新思想就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并迅速激荡高涨的人文主义思潮,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高扬人权反对神权,注重现实生活的幸福,摒弃天国的极乐之境,特别是古希腊时期对身心和谐、身体健美的重视的价值观念又被重新提起并赋予新的表现形式,艺术作品焕然一新,摒弃了中世纪表现憔悴虚弱人物形象的宗教艺术传统,而塑造出了身姿健美、情绪乐观的艺术形象。许多西方近代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体育的热爱和尊重,重视体育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5世纪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维多里诺就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维多里诺提倡身心兼顾、德智并重、发展儿童个性与培养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的教育。学生必须上体育课并进行军事训练,学习骑马、射箭、击剑、角力、游泳及各种游戏。维多里诺认为健康的身体是智力良好发展的前提。维多里诺强调发展儿童的个性,主张教师言传身教,以慈爱之心关怀学生,与学生共同生活。在他的学校里,很少采用体罚。学生通过团体游戏引发兴趣,激起责任感;在音乐、舞蹈和唱赞美诗等多项活动中,发展儿童主动、积极、活泼的天性。维多里诺把他的这些教育理念都付诸实践,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孟都亚郊外创办了一所学校,他将其命名为“欢乐之家”,后来又仿效古希腊的体育馆,称之为“体育宫”和“学宫”。学校周围清流环绕,草木叠翠,优美的自然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维多里诺亲自带领学生从事骑马、击剑、游泳、射箭、郊游、爬山等体育运动,还专门为城镇因贫困而无法上学的儿童编制了一套健身操,他开创了近代人文主义教育的先河。
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影响深远,对于破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统治、开辟世俗生活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推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马丁·路德对体育和教育都给予高度重视,他号召基督教徒保持身体健康,主张把体操和音乐定为德国教育的固定课程,他倡导德国普及教育,在致德国各城市市长和议员的信中写道:“古人已经慎重考虑与安排,认为人们应该练习体操,这样才不致使人养成尚浮华、不贞洁、好吃、放纵与赌博的习惯。所以有两种康乐使我最感愉快,那就是音乐与体操。前一种将内心所有牵挂与忧郁驱除干净,后者使身体产生弹性并能保持健康。”[25]
17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特别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认为肉体不仅是灵魂的寓所,也是灵魂的工具,总之灵魂所要实现的一切都要依赖于健康的身体,所以他特别提倡人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体育锻炼。他认为,儿童合理的作息时间应当是每天睡眠8小时、锻炼8小时、学习8小时。夸美纽斯还提出了延长生命的三个主要原则:节制饮食、锻炼身体、合理休息。夸美纽斯把自己提出的体育教育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他被后人称为“学校体育教育之父”。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第一次提出了重视德、智、体“三育”的教育思想。洛克之所以把体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在他看来健康的身体是人生幸福和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实现他所提出的“绅士教育”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洛克十分重视体育,因为健康的身体是满足个人幸福、获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是对于人世幸福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26]洛克认为身体强健的主要标准在于能忍耐劳苦,因此他坚决反对上流社会对儿童的娇生惯养,主张自幼开始就锻炼身体。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则提出了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是对儿童进行智育和德育的物质基础,因而体育必须要先于智育和德育。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指出,要从事一门职业,首先要有从事这门职业的工具;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就必须把它做得坚固耐用;为了学会思想,就需要锻炼人的四肢、感觉和各种器官,因为它是人获取智慧的工具;为了尽量利用这些工具,就必须使提供这些工具的身体十分健壮。所以,人类真正的理解能力不仅不是脱离身体而独立形成的,而是有了良好的体格才能使人的思想敏锐而正确。因此,如果要培养学生的智慧,就应当培养他的智慧所支配的体力,不断地锻炼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健壮起来,以使得他们长得既聪慧又有理解力。而人要健壮起来,就应当以自然为师,按照自然的节奏来生活。他从经验事实出发,认为在森林里长大的动物都比在家里饲养的动物有活力,因此,如果人不回归自然,而始终蛰居于城市之中,必然会沾染很多疾病和恶习,身心与品德都会蜕变。卢梭倡导,要让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成长,要引导他们爬山、游泳,在自然的怀抱中健康成长。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工业文明时代的确给人全面展示自己的欲望和激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也给人的生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马克思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异化”状态,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命题,而是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实在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体现在能够从事自由自主的劳动;其次体现在个体的身心都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再次个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有比较充分的自由时间供个人来支配,使人在一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来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多种需要。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些思想是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机器化生产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消除使人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并通过良好的教育使人得到全面发展。1866年,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学校体育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和技能。”[2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欧文的社会改革试验中的一些做法给予了肯定,他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芽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8]马克思把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这就把体育的价值和功能予以了空前的提升。
由上所述,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许多思想家把体育同人的身心健康、人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体现了整个社会对体育的高度重视。
(二)体育科学理论逐步建立
农耕文明时代,体育从总体上说与感性经验密切相关,虽然留下了很多关于人的身体结构、运动与健康、医理药理方面的精辟论述,但是从总体上看还远远没有上升到理性思考和科学把握的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医学、教育、军事领域的副产品,还没有对体育本身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到工业文明时代,体育开始朝着科学化的轨道迈进。当然,体育的科学化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它得益于许多相关科学的发展。
1.体育运动逐渐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在全面复兴古希腊人文精神的背景下,对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们大量翻译和介绍了古希腊体操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和介绍。他们成为联通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桥梁。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就对人体的运动姿势和运动规律进行过研究,他提出了“人体在运动过程中也遵从力学的定律”的观点。意大利医生赫·麦丘尼亚里在1569年推出了六卷本的《论古典体操》,该著作在近现代体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系统总结了古希腊的体育发展,在体育研究方法上又开拓性地提出了实验查证的理论。随着户外运动和体操运动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开展,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论著也陆续出版。1793年德国人古茨穆茨发表了《青少年的体育》,施匹斯于19世纪40年代相继推出了《体育论》、《体操术语的概念》、《学校体育论》等论著,随后,语言学家瓦斯曼道夫和利奥恩也发表了《统一德国体操术语的建议》和《体操理论与术语的假定》等著作。瑞典人伯尔·亨利克·林在19世纪初出版了《体操的一般原理》,他在把体育引向科学的轨道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日趋紧张动荡的世界局势导致了欧洲各国对体育的普遍关注,体育的科学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体育的普及率迅速提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继续拓展了体育研究的新空间、新路径。(www.daowen.com)
2.与体育相关的其他学科迅速发展
体育是一门关涉人的生存、成长、发展的学科,在工业文明时代,人得到空前的“发展” ,一切有关人的生理、心理、体质等方面的学科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首先,体育与医学开始联姻。这种美满婚姻的“爱情”果实就是运动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运动医学是在近代试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中译本书名为《心血运动论》)。在《心血运动论》中,哈维提供了大量的试验证据,其中包括对人的临床观察、尸体解剖、动物的解剖与观察,并且利用定量思维、逻辑分析和生理测试等方法,从各个方面证明心脏是一个可以泵出血液的肌肉实体,血液以循环的方式在血管系统中不断流动。哈维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工作标志着新的生命科学的开始,属于发端于16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维出色的心血系统的研究以及动物生殖的研究,使得他成为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齐名的科学革命的巨匠。他的《心血运动论》一书也像《天体运行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著作一样,成为科学革命时期以及整个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l680年阿·波雷利在《论动物的运动》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人在进行行走、跑、跳、滑冰、举重等运动时所发生的机械运动,这成为对人体运动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开路先锋。1757年至1766年瑞士人冯·哈勒用近十年之工完成了《人体生理学纲要》,对于呼吸生理以及神经、肌肉与运动的关系,对于肌肉的应激反应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794年至1818年,德国人菲特推出了三卷本的《体育辞典》,这套书的第二卷比较集中地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依据对人体运动类型进行分类。1852年德国人施莱贝出版了《运动医疗法》,1855年推出了《室内医疗体操》,开始从临床医学的角度研究人体运动的生理机制。1889年法国人拉格朗热发表了《不同年龄身体练习的生理学》和《身体练习的医疗措施》等论著,在经过上述大量的前期准备后,1911年在得列斯汀国际卫生博览会上,“运动医学”这一概念已经得到确认并被使用。1912年法国儒安维尔体育师范学院建立了生理解剖和力学实验室、放射性实验室、化学实验室;1912年在德国召开了世界第一次运动医学大会;1920年出版了《运动医学知识百科全书》,该著作对以往运动医学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整理。1928年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在瑞士成立,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举办训练班、编辑出版运动医学杂志《运动医学与健康》及其他有关资料。运动医学作为医学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一门科学,在运用医学知识对运动者进行监督和指导、防治运动伤病、研究医疗体育和预防体育疾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体育与心理学的密切结合。这种结合催生了体育心理学的发展与分化。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发现和挖掘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人认识自我的重要路径。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要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29]人由于有思想、有意识、有心理,因而其一切活动都不像动物那样仅仅受本能所支配,靠遗传来延续,所以,掌握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能够更好地激发人的潜能,掌握人的运动规律。
19世纪70年代,在多种因素(自然科学的进步、哲学的转向等)的共同作用下,心理学开始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空间并且进展迅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很快在体育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运动心理学应运而生。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着这个学科正式进入科学的行列。20世纪初,许多国家都展开了运动心理学研究,特别是苏联、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都在运动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逐渐使运动心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理论界域明晰起来。运动心理学主要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等)的特点以及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最后,体育与法律的联系空前增强,体育立法迅速发展。近代体育得到迅速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体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内,使体育逐步摆脱了自然发展、松散运作、简单重复的状态,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体育的法制化过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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