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文明与体育孕育

一、原始文明样态

原始社会是对人类初期生活阶段的一种表述，由于时间的久远，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法直接描述的，但是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原始文明并没有彻底泯灭，在人类最大的原始文化博物馆——自然界中，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关涉到原始文明状态和征象的材料，并且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和整理，对原始文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整体上对原始文明的状况做出一些基本的归纳。

文化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过程与结果。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1]而为了维持肉体的存在，人们就必须展开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原始社会“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的。”^[2]由于生产工具的简陋和交往方式的狭窄，原始人的实践活动带有非常强的实用目的性，即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是劳动的直接目的，而且获取生存资料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几乎全部时间。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了文化的基本性质和状态。尽管从文化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原始文明可以分为不同的域系，但是从物质活动的层面来说，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早期人类均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生产工具比较简单，使用石制的投枪、投掷棒、磨光石斧、三角形镞、尖状器、刮削器及骨制的鱼钩、鱼叉和锄，后期才出现弓箭和陶器等。

人类史前社会，莫尔根将其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人们不得不住在树上;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懂得使用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并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已经能用石斧等工具制造独木舟和木屋等。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渔猎转入畜牧业，其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人们知道了除铁之外的一些金属加工，但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此时人们已懂得谷物的种植;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当然，由于处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原始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征。如北美原始文化在旧石器时代便以地区类型而显出其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东部是古代文化传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以伍德兰地区(即东部森林地区)为中心，并延伸到加拿大平原地区。其居民过着季节性生活。早期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后期始出现农业和陶器。西部地区初为沙漠文化(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7000年)，以西北沿海山脉和落基山脉间地为中心，扩及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东北、加利福尼亚南部一带，初期以采集野生植物和猎捕小动物为生，使用石制的投枪、挖土棒、磨盘以及筐篮。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200年开始过定居农业生活，为北美西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中国史前文化，古代典籍多有记载。《古史考》说:“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茹毛饮血;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尸子》记载:“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白虎通》则载有:“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而且中国古代典籍所载也不断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渔猎、采集和农耕构成了中国史前文明时期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这与其他民族并无大异。

原始人的物质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原始文明其他表现形式。原始宗教是原始文明的重要内容。宗教源于人对世界的神秘感知，“对原始人来说，纯物理(按我们给这个词所赋予的那种意义而言)的现象是没有的。流着的水、吹着的风、下着的雨、任何自然现象、声音、颜色，从来就不像被我们感知的那样被他们感知着。”^[3]原始人的知觉根本上是神秘的，对世界的神秘观感开辟出了原始文化的宗教场域。

崇拜大自然是原始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原始人早期的宗教形式之一。当然，由于原始人各部落所依赖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因此对大自然崇拜的对象也不同。在大自然中，为原始人普遍崇拜的对象主要有土地、天体、山石、水火和动植物等。土地是人类赖以生活、生产及万物生长的场所，土地被神化在原始文化中是极其自然的事;天宇的深邃和宏大，给人以极大的神秘感，特别是天体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闪雷鸣、风霜雨雪等)又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自然给人们带来敬畏感。因而原始宗教中对天体和天象加以神化、加以崇拜的成分也十分突出;对动物、植物的崇拜是狩猎经济和采集农耕经济在宗教意识方面的反映，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现在洞穴、岩壁上描绘刻画动物与人类狩猎活动的形象。这种对动物的崇拜，在今天有些地方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相当隆重。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各个氏族集团，往往把自己的始祖与某一类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这类动物或植物被当做本氏族的标记，它的盛衰就象征着本氏族的盛衰，因此，也被当做图腾予以崇拜。

对神秘对象的崇拜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宗教献祭仪式，人们以祭祀、歌舞、禁忌等方式表达着对神秘对象的献媚和尊崇，以期得到佑护和保全，原始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催开了原始艺术之花。

在原始文明的谱系中，音乐、舞蹈、绘画等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塑成了人类艺术的最古老的形式，这些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又往往是与原始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强大的自然力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神秘的主宰力量，为了取悦于自然，获得神灵的保护，歌舞等便成为人向神灵表达愿望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次狩猎的成功，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次男女求爱的冲动，一种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人们都可以任感情的需要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无须在此时审视形式是否完美，掂量其情感是否适度，一切都是任其自然，化之于自然。”^[4]除了歌舞之外，原始人还创造出了大量的绘画作品，考古学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人所创造的壁画、岩画，它们向现代人展示了远古艺术的独特魅力。

总之，作为人类文明的逻辑起点，原始文化包含了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内在矛盾，当然也蕴涵了体育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

二、体育的孕育与产生

在追踪和考察原始文明的基础上，人们也获得了对体育发端的认识和思考。目前学术界关于体育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体育产生于生产劳动

这种观点是诸种体育起源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该观点的主旨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必须从事生产劳动，而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主要是运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采集、打猎和捕鱼等活动，这些生产性活动都是通过人的肢体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劳动不仅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资料，而且人还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即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然化人之功效。当人类使用工具的技巧和自身的素质与生产性活动以及获取食物的多少密切相关时，“采集、狩猎和捕鱼等就成为人类为了谋求生存而必须从事，并且逐步纳入社会教育内容的活动。当从事这些活动的教育逐渐提炼出影响活动成效的力量、速度、耐力、技巧等人类素质时，培养这些素质就可能逐渐从直接为劳动服务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项单独传授乃至相互较量的人类活动。于是，身体活动形式，脱离纯粹谋生功利的身体活动教育及其传承，自然就与当今的体育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5]原始的生产劳动成为人类体育萌生发展的摇篮，后世兴起的诸多体育活动都可以在原始的生产劳动中寻找到它最初的动作原型。

1879年，人们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创作的猎杀野牛的壁画。1965年我国的考古学家又在云南省的临源佤族自治县发现了一批创作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而闻名世界的我国贺兰山岩画中有许多生动表现原始社会狩猎场景的画面。这些原始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多是狩猎等劳动场面，同时也反映出了原始体育的朴素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不断重复的走、跑、跳、掷等肢体动作以及群体性的合作行为都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体育产生于军事活动

原始社会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期，人类不仅要同自然界进行抗争，而且也面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为了开拓生存空间、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原始氏族部落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原始部落战乱和冲突在原始社会是一种常态。“在北京猿人遗址和发现的50万年前的人类尸骨，四肢伤残，脑颅被击开的痕迹比比皆是，反映了原始人在解决饥饿、争夺配偶等方面残酷斗争的局面。”^[6]但是，战争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一所“学校”，在火器发明以前，人的体力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军事训练中非常重视人体体力因素的提高，把体育(挽弓射箭、使用枪矛、骑马、角抵、超距、投石等)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氏族公社变成了‘自治的武装组织’”(恩格斯语)，人类在战争中得以锻炼和成长。就体育的产生而言，战争使得人们认识到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从而把提高身体素质和技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战争以一种残酷野蛮的方式推动了人际间的竞技运动的发展;而且，战争的形式、武器的使用、庆祝胜利的方式等也都在体育活动中有所遗存。(www.daowen.com)

(三)体育产生于原始宗教

该观点认为，宗教是原始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体育就发端于人类早期的宗教祭祀活动。宗教与体育之间的关联性也通过多种形式得以表现。

首先，体育的起源与各种神话传说糅杂在一起，这在世界诸多文化系统中均有体现。古希腊时期的许多神话传说都与体育联系密切。传说众神之王宙斯的女儿阿尔忒弥斯是专门掌管狩猎的山林之王，她经常坐在由两头牡鹿拉的车子上，驰骋于山林之间，猎犬在前面引路，水泽仙女在身边陪伴，逐鹿赶豸，蒲无虚发。阿尔忒弥斯爱上了体态健美的猎手俄里翁，但是却遭到了弟弟阿波罗的坚决反对。阿波罗用计导致阿尔忒弥斯箭杀了正在波谷中嬉戏的俄里翁。俄里翁的死让阿尔忒弥斯痛不欲生，宙斯也为之所动，便安排俄里翁变成猎户星座，与阿尔忒弥斯在天上过着美好的生活。每当天空无云和海上潮平的夜晚来临时，这对幸福的恋人就相聚在一起，俄里翁带猎犬走在前面，阿尔忒米斯手持火把紧随其后，他们所经之地，所有的星星都为他们让路祝福。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对强健体魄、高超箭术和游泳技能的赞美。中国古代也有许多神话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健美的体魄和出类拔萃的身体运动能力的推崇，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中的许多神话故事都涉及了这些内容。《山海经·大荒北经》描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顾，顾于河渭，北顾大泽，道竭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山海经·海外南经》又有叙述:“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翌射杀之。”这三则神话故事分别塑造了夸父、共工、后羿三个长于跑步、角力、射箭的英雄人物。神话世界虽然充满了想象和夸张，但是神话创作的源泉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如果古代社会没有长跑、角力和射箭，就不可能以此为题材创作神话。”^[7]毫无疑问，这些神话故事为我们探寻体育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次，体育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密切相关。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都和一定的宗教仪式相伴随。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表达对所崇拜对象的敬畏和献媚，创制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仪规，这些仪规或是通过歌舞的形式来表达，或是通过竞赛的方式来体现，或是通过献祭的形式来宣示，宗教祭礼形式往往就是一种祭礼赛会，或者说“某些祭礼还逐渐成了以竞技为主要节目的祭礼运动会”^[8]。原始人在举行祭祀祖先、缅怀英雄、祈求丰年、庆祝战争胜利等宗教活动中常常要伴随举行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这种竞技比赛对于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宗教活动的发展，许多与此相伴随的竞技性活动也得以流传，并逐渐同宗教祭祀活动相分离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即拥有了早期人类体育活动外观和内容。正如日本学者川村英男所说的那样，“无论怎么说，在宗教祭祖和宗教信仰中，身体运动的存在是必然的。”原始宗教对人类体育的孕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四)体育产生于娱乐游戏活动

该观点认为，人类早期在生产劳动之余所进行的娱乐游戏活动是体育活动的胚胎。原始社会，虽然受到人自身的素质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制约，获取生活资料占据了原始人大部时间，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分工的出现和扩大，人们逐渐有了可供支配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人们娱乐游戏活动提供了时间保障，于是，娱乐游戏活动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很多体育活动也就在人类早期的娱乐游戏活动中慢慢地产生发展起来。

人类早期的娱乐游戏活动多为歌舞，而歌舞又以模仿各种鸟兽动作为主。“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生产性身体活动的总称。《艺术的起源》一书记载:“狩猎民族的舞蹈，依据他们的性质可分为模拟式和操练式两种。模拟式舞蹈是对动物和人类动作节奏的模仿，而操练式舞蹈的动作并不跟从任何自然界的规范。这两种舞蹈在原始部落里所处的地位是并驾齐驱的。”^[9]这种原始的人类娱乐游戏活动虽然简陋古拙，但确切表达了原始人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和感知。同时，原始歌舞中很多表现元素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转化成了体育的形式，传统武术中模拟各种动物形态的多种拳脚动作就是例证，在今天所流行的许多健身舞蹈中依然可以看到原始舞蹈的影子。

当然，对于体育运动发端的分析研究并不仅限于上述几种观点，还有从人的生理需要、精力体力过剩等视角来探讨体育的起源，这些观点也为进一步洞悉人类体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三、人类早期体育活动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原始文化样态和体育起源诸种理论的分析探讨，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人类早期体育活动的一些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原始体育活动的产生是多源的

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是一个混沌的统一体，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生产、宗教、战争、艺术等杂糅在一起，而人类最早的体育活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萌生的。因而，原始文化的混沌的整体性也决定了原始体育的混沌性，即原始体育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它同原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原始体育的功能是多元的

正是由于原始体育在源头上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哺育，因而其在功能表现方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服务于生产劳动，这应当是原始体育活动最重要的功能体现，因而原始体育活动大部分都与生产劳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弓箭、标枪、石球、独木舟等，既是体育器材，也是生产工具;跑、跳、投掷、攀爬、游泳、划船等既是体育活动也是生产劳动。除此之外，原始体育活动还服务于宗教、军事、艺术、教育活动等。

(三)原始体育活动确定了人类体育发展的基本价值维度

作为人类体育活动的起点，毫无疑问，它是低级的，但是它却确定了人类体育发展的基本价值趋向，即体育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必然预示着:“人类文化的变迁始终会带动着体育的嬗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求体育的改变，脱离或对抗人类文化发展路向和人类生活方式变化趋势的体育活动，是体育自身的畸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