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载人航天史

载人航天，是中华民族攀登现代科技高峰新的标志性工程，是新中国建设成就新的重要象征。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送给我们两枚导弹，中国领导人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声音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由他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前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1近程地地导弹。据史书记载，火箭故乡中国的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前苏联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

前苏联的样弹让中国人看出了名堂。之后，我国一些科学家建议开展我国卫星工程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由钱学森、赵九章等负责拟订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代号为“581”任务。1958年4月，几千里之外的大漠开始兴建我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20世纪60年代，中国航天人决定研制一种三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将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就在中国航天人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1961年4月，前苏联“东方”号运载火箭顶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腾空而起，宇航员加加林上天了。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星际航行座谈会》。此后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提出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设想。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研究制定星际航行长远规划。

在“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以后，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并提出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同时决定研制一种三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航天人借用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次艰难的迁移行动为这枚还没有诞生的火箭命名——“长征”号。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长征”号火箭在多次失败和成功中日益成熟。

1970年1月30日，为发射卫星做准备而实验发射的第一枚“长征”号火箭获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长征”1号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顺利升空。

毛泽东在说完“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的12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卫星在太空中飞翔。

1974年11月5日，“长征”2号火箭首次发射。由于一根控制信号导线在巨大的震动中折断，火箭在起飞20秒以后姿态失稳，火箭自毁。当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在一瞬间变为烈火中纷纷坠落的残骸时，航天人流下了从不轻易流的眼泪。

中国在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之后不久，开始正式策划卫星通信工程。后来称为“331”工程。当真的要把通信卫星发射到所需地球同步轨道时，人们发现手中现有的火箭已派不上用场，必须研制新型能飞得更高、更远的运载工具。

当一切准备就绪，日历已翻到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了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提出了研制“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即“长征”二号E）的方案，即芯级采用二级火箭，它的工作原理是在“长征”二号C的基础上捆绑四个液体助推器，将低轨道的运载能力提高到9200千克。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把一颗模拟卫星和一颗巴基斯坦搭载卫星准确地送入轨道。1992年3月22日，长二捆火箭正式发射澳星B1卫星，由于箭上程序配电器的节点间出现了多余物，导致点火后一、三号助推发动机关机，造成发射中止。

到1995年12月28日，长二捆火箭共进行了7次发射，在第三、五次发射中，均出现卫星爆炸。以后的第六、七次发射中，长二捆火箭均取得成功。

“曙光”号载人飞船计划和第一批宇航员因“文革”失去了上天的机会。

其实，早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前的1965年6月，在安徽六○三火箭发射基地就曾成功发射过一批生物探空火箭，有幸乘坐探空生物火箭上天一游的有大白鼠、小白鼠、果蝇和12只生物试管等，其中有只名叫小豹的小公狗。试验圆满成功，小豹和4只大白鼠都好好地活着。几天后，生物探空火箭又将另一只小母狗珊珊送上天并成功返回。这几次生物探空火箭的发射便是我国载人航天的前奏。(www.daowen.com)

1966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卫星系列论证规划会议，由“651”设计院主持，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关于卫星的会议，并且提到载人航天问题。同年3月底至4月初，在国防科委主持下，北京的京西宾馆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曙光”号载人飞船规划。

1969年，选拔我国第一批宇航员的工作开始酝酿。1971年5月13日，宇航筹备组成立，着手选拔宇航员，并计划在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选拔宇航员在当时是一件大事，需要严格保密。因此，国防科委和空军的几个有关部门以“飞行员体检”为名，从空军上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出了19名。

在第一批航天员中，很多都是空军英雄。航空兵第十八师五十四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董小海、航空兵第三师的飞行中队长鲁祥孝、航空兵第三师的飞行员王志跃都因打掉过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而立下赫赫战功。余桂林在飞歼六时，曾碰到发动机空中停车，失控进入螺旋，由于他的镇静果断，恢复了正常飞行状态，并把飞机安全飞了回来。

但就在我国第一批航天员紧张地进行选拔和训练之际，发生了1971年9月13日的“九一三”政治事件，空军随之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很快陷于停顿，整个“曙光”一号计划也因当时的形势而搁浅。中国第一批宇航员就这样失去了参加载人航天的机会，在“文革”波涛中结束了他们的航天使命。

20世纪90年代，“神舟”再次点燃中国航天人的飞天梦。

进入90年代后，中国航天的科技水平已是今非昔比。红红火火的对外发射服务不仅让中国航天与世界接了轨，更有了长二捆这种让载人上天成为可能的“天车”。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登天激情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1992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在这次会议上，江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中国载人航天由此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被定名为“神舟”号，代号为“921”工程。

从载人航天的运载工具来说，它用的火箭和别的火箭最根本的区别有两条：一是可靠，二是安全。专门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是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就是火箭炸成碎末宇航员也必须活下来的要求，让航天人费尽了心思。为了杜绝所有的“万一”，反复进行的枯燥实验把航天人折腾得心力交瘁。在极度敏感的注意力下，一点点有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都被无限放大，成为足以推翻历经千辛万苦才得来的论证数据、从头再来的无法阻挡的理由。

“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韧说，他始终记得俄罗斯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送女宇航员进飞船时说的一句话：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飞天。戚总设计师说，他希望他所做的一切也能让他安心地对即将踏上太空路的第一位宇航员讲这句话。

1996年11月，我国第二批宇航员共2人前往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接受训练。1999年又选出第三批，共12人。这些宇航员都是身高1．70米左右，体重在65千克上下的男性。他们都是从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出来的，具有近千小时的飞行时间、高超的飞行技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强健的身体、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我国宇航员的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理论培训。这一阶段，航天员要学习飞行动力学、空气动力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天文学和宇宙航行学，以及火箭和飞船的设计原理、结构、导航控制，通信、设备检测等。此外，在这一阶段还要进行宇航员的野外生存和救生训练。如果飞船返回舱由于意外没有落在预定的着陆区，在地面搜救队一时不能赶到现场提供救援时，航天员必须自救。

第二阶段是专业技术知识和单项技能训练。此阶段一是学习载人飞船总体和各分系统的工程技术知识；二是进行相关分系统船载设备的单项操作技能训练。

第三阶段是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这是最重要的训练阶段。首先要学习各种飞行文件，包括飞行程序、任务内容和技术要求等。然后是利用各种模拟器进行飞行训练，内容包括正常情况下的飞行训练、应急情况下的飞行训练、在飞行中发生故障时对故障的检查、判断和处理。宇航员需要在飞行模拟器上反复进行练习，做到熟练掌握，不出任何差错。

另外，在这三个训练阶段还穿插着进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和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所谓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主要是利用人用离心机、低压舱、电动转椅和秋千、着陆冲击塔等环境模拟设备，根据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环境进行训练，这些极端环境有加速度、低压和缺氧等。

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程序分为设计、初样研制、正样和无人飞船试验及有人飞船飞行试验四个阶段进行。无人飞船共进行4次试验，如果4次试验都获得圆满成功，则可进入第四阶段，发射载人飞船。

2005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成功上天，中华民族几千年飞天梦终于实现。至此，登天的“神舟”将载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开始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