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Isolated Individuals to Heated Market 　从孤独的个体到炽热的市场——《张晓刚书信集》读后　文/王志亮

书信越来越成为研究当代艺术史的重要材料。相比那些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一丝不苟的文字和心怀叵测的话语，它能让我们触摸那些鲜活的心灵。我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理性思潮时，曾将历史材料分为发表与未发表两类，其中，书信就属于未发表的私人材料。这些不面向公共空间的文字，多少年后更能向我们真实地呈现那些人、那些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在黑夜中涌动的文字，帮助我们揭示那段历史。读王广义、舒群等人的信，那严密的操作计划迎面而来；读张晓刚、毛旭辉等人的信，那孤独的灵魂和无奈悠然而至。但无论是为名誉的操作还是为精神的孤独，在90年代都归于市场的交换，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动获取，后者有些被动给予。主动获取者欢呼雀跃，被动给予者却有些犹豫不决。

《记忆与失忆——张晓刚书信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近20年来发展的一个缩影，呈现了艺术家如何从一个孤独的个体转为市场的参与者。1981年到1996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理想转入90年代现实市场的时间，也是艺术家由国内革命转入国外奋战的时间。张晓刚与友人长达16年的通信帮助我们记录了这段历史。张晓刚的作品之于这样一个转折的背景下，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但当他在那个时间那个境地面对那些事件时，心情却十分复杂。由书信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张晓刚生活的几个转折点：1981年与周春芽的几封通信，张晓刚显得无忧无虑，直到1982年开始，工作分配不顺利，成为张晓刚生活的一个转折；昆明的时间虽然劳累，但还算充实，1985年他的一封转调四川美术学院的信件使自己的生活再度陷入“灰暗”，这个时间持续并不长，1989年在“西班牙使馆的私人家里”做的那次小展览是张晓刚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开始，这也意味着他那孤独的灵魂逐渐汇入芸芸众生的日常世界。王林、吕澎、栗宪庭、张颂仁等人的名字在1989年之后频繁出现在张晓刚的信件中，由此可见，那个孤独于西南的张晓刚已经不再存在。

从1989年开始，信件中多了很多关于“钱”的字眼。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那时的张晓刚对市场充满了警觉。当1989年3月23日张晓刚对毛旭辉谈到卖画时这样表态：“我想，昆明‘塞纳河’边的痛苦经历和那些日日夜夜的体验、思考、搏斗，并不是为了换得今天的几本挂个名的‘新潮’书刊和卖画所得的生活补贴。”可是这种警觉丝毫没有抵挡住市场冲击。1992年张晓刚出访德国，观看了那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在8月份他写给栗宪庭的信里涉及到他们对市场的态度：“想到在北京时那晚咱们聊的，中国前卫艺术没有被政治压倒，却有被商业冲垮的危险。”既然市场不能拯救中国的前卫艺术，那么什么能够拯救呢？张晓刚十分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判断：“中国当代艺术首要的问题仍是一个学术定位的问题”。在同一个月，他写给王林和叶永青的信中再次重复了上述看法。戏剧性的是，当张晓刚回国后，他却参加了打着以市场化操作为目标旗号举办的“广州双年展”，并在1993年参加了栗宪庭和张颂仁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张晓刚的市场经历从此开始。(www.daowen.com)

本书奇怪之处恰恰在此，从1992年9月10日至1993年3月11日，没有一封信件被发表出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晓刚经历了因为“钱”而吵得沸沸扬扬的“广州双年展”和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市场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难道是张晓刚在出版书信集的时候故意屏蔽了这些信息吗？还是他在这个时间段内根本没有和朋友写信提及此事？如果原因是前者，我想，这是对历史最大的不负责。“后89中国新艺术”展之后，张晓刚认识到“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却正是中国艺术家既悲壮又无法回避的当下现实”。 所以，在1993年，他与张颂仁已经有了实质的合作关系，并写信给张颂仁希望知道汉雅轩关于自己的“操作计划和展览等的想法”。

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就是在他面临国内/国际，精神/市场等诸种矛盾下产生的新的探索。张晓刚实言自己新作的成功只是“交上了一点好运而已”，正是在这一年，他带着自己对“前卫”的警觉，放弃了自命“前卫艺术家”的想法。对于张晓刚来说，放弃前卫，似乎意味着自己已经进入历史，他开始称比他年纪小的艺术家为“年轻艺术家”。1994年之后，张晓刚的信件越来越少，即便是有书信往来，也不再出现“孤独”、“精神”等形而上的词汇，“中西文化”、“中国身份”等词汇成了后来艺术家的关键词。就这样，通过书信，我们读完了1981年——1996年的张晓刚。

恍然发现，历史本无对错，关键在于你遇到了哪些人和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