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6年的反冒进

关键词：1956年反冒进实事求是

【案例呈现】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

1956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初步拟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同1955年相比，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6％，农业中的粮食产量增长9％，棉花产量增长18％，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0％左右。其他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也要采取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本来这些指标已经过高，可是在当时的形势压力下，各地各部门在制订各自计划和下达任务时又层层加码，纷纷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到5年甚至3年内完成。结果，指标越定越高，速度要求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搞越大。

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过大，1956年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由于在生产、基本建设与物资供应之间不相适应，导致许多工地发生停工待料和不能按期开工。

上述情况的出现，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早在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就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实施了“压一压”的方针。尽管经过压缩以后经国务院批准下达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还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但在压缩指标过程中明确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为不久以后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6年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严峻形势后，国务院立即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等把主要精力开始放在反对急躁冒进上来。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1956年的国家预算和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及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交换意见时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强调在党内只有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冒进思想，我们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才能正确地前进，指出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提醒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并强调克服急躁冒进只是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偏向，而对党的“多快好省”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则“要坚决地加以执行”。10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明确指出：鉴于1956年度计划中某些项目过高，某些费用用得多了，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些适当压缩，确定基本建设投资为111亿元，比上年减少20％，并且在国家机关中大力开展节约运动。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一股来势凶猛的盲目冒进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1955年夏季以来膨胀的炽热空气，开始压缩和冷却下来。这不仅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重要理论与事件》，载新华网，2003年1月21日(www.daowen.com)

【案例讨论】

1．当时为什么会出现急躁冒进的情绪？

2．如何评价1956年的反冒进？

【案例点评】

要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必须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离开物质基础，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势必适得其反。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在接踵而来的胜利面前，开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保守的斗争，使党内滋长了“左”的情绪，加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6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种情况，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有效地纠正了这种倾向。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止住了。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1956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们经济建设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提前到来。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¹⁾

1956年，党中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得到了党的八大的完全肯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没有在广大干部中对这一方针进行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全党的思想并未真正统一到这个方针上来。1957年反右倾斗争以后，急躁冒进的情绪又开始滋长起来。毛泽东又多次批评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因而包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同志，都没有再提出不同的意见，致使冒进日益发展，终于导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损失。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一节“良好的开局”部分的辅助教学。可用于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作“大跃进”运动发生的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