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关键词：民盟国民党独裁

【案例呈现】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瑭，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指叶笃义，下同——编者注）。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炎培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炎培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邵先生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一方面向蒋提抗议，另一方面又在报上发表表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因为梅园新村民盟总部已被军警特务包围，我和黄炎培只好分头各找自己的亲友家借住。这个时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在罗隆基的提议下，我们三个人当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头。从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黄、罗和我三个人的会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处，后几天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让出一间屋子来给我们碰头。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人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他办法的余地。张澜最初也表示犹豫。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无论怎样说，文件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的。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

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据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

我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除了当时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于11月7日全文发表而外，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张澜沉痛地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摘编自叶笃义：《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载《上海民盟专辑》，第119期

【案例讨论】(www.daowen.com)

1．民盟是怎样被迫自行宣布解散的？

2．为什么民主党派最终会放弃“中间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案例点评】

本案例介绍了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残酷镇压，以致1947年11月民盟被迫自行宣布解散的过程。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后，一直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使“中间道路”的努力变得极为渺茫。但他们坚持政协立场，不断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和种种暴行。尽管他们人数少，又无军队做后盾，但他们均为受过较高教育的社会精英，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掌握着非官方的社会舆论导向。因此，他们也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与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残酷镇压，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民盟面临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民主党派的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民盟被迫自行宣布解散，一方面，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国民党撕下和平民主的伪装；另一方面，表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但民主党派并没放弃斗争，而是在新的斗争中改变了其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严酷的现实使民主人士认识到：今后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除了根本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外，别无他路可走。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同时，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³⁾

民主党派放弃“中间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主张，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反人民、反民主的必然结果。它在客观上说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想用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建成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的破灭和民主党派的集体转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不仅意味着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努力宣告终结，更为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展现出乐观的前景：它已成为民主党派的新追求、新憧憬。此后，民主党派无论在国统区的人民反抗斗争中，还是在反蒋军事斗争中，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着新中国而奋斗。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三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部分的辅助教学，说明民主党派放弃“中间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主张，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反人民、反民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