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与华侨领袖陈嘉庚

关键词：毛泽东陈嘉庚华侨

【案例呈现】

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

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陈嘉庚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慰劳团在重庆慰劳考察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陈嘉庚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在茶会上，陈嘉庚在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陈嘉庚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6月20日，陈嘉庚自延安经山西、洛阳、汉中，回到成都。他兴致勃勃地向已返成都的第一团讲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和毛主席的几次会见。

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陈嘉庚曾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下午4点，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间，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陈嘉庚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一到延安，就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一天，毛泽东宴请陈嘉庚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办公室的摆设也十分简单：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几个长短高低不等的木头凳子，墙壁上挂一张作战地图。所有这些，陈嘉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陈嘉庚将此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希望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嘉庚一一答应。

陈嘉庚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摘编自《党史文汇》，2004年第4期(www.daowen.com)

【案例讨论】

1．陈嘉庚为什么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

【案例点评】

本案例介绍了爱国华侨陈嘉庚1940年通过对延安的访问，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其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当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根据地认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实践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³⁾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拥护蒋介石的，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陈先生远在海外，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使他对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恶魔”，“不但资本家没有生存的余地，而且男女混杂，不讲人伦”等谣言，信疑难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在访问期间，陈嘉庚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等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地方；同延安各界人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经过实地考察，他心中的疑团解开了。

陈嘉庚先生离开之后，热情向国内外宣传延安真相，在一次国民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把延安和重庆作了对比，比较这两个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不同。他公开说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使他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良好社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完全消除对共产党的各种误解。这对当年南洋广大爱国华侨的宣传必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陈嘉庚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救国救民，为国为民，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曾对中华总商会及各社团同仁讲：“世上有三种话，即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漂亮话我未有学习，敷衍话难免使到会诸君失望，老实话恐有一部分人不喜听。我前年回国考察，与此次回国观光，无论在国内外讲话，均凭见闻事实与良心而言，故前次南返报告延安政治良好，毛主席诚恳虚怀，终必胜利；蒋介石狡诈无信，政治腐化，终必失败。日本败降初时，侨众咸庆升平，我则谓内战决难避免……初时多数人不信，盖其时蒋毛势力悬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与我毫无关系。惟诸君诚意惠临，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幸祈原谅。”⁽⁴⁾表现了陈嘉庚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也表现出他对国内形势的远见卓识。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通过记录陈嘉庚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本案例适用于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四节“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部分的辅助教学，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