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大臣出洋

关键词：清末新政宪政出洋考察

【案例呈现】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16日），上谕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这些人等原定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日）出发，不意当天在北京前门火车站被革命党人炸弹炸伤。载泽受轻伤，绍英伤重难行，徐世昌借机请辞。于是改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五人。其中戴鸿慈与端方一路，先行出海，赴美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考察，途中受邀又赴北欧三国丹麦、瑞典、挪威游历。而载泽与尚其亨、李盛铎为另一路，待载泽伤愈然后出洋，先赴日本，旋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所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分为两路。

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事实上，对于身处异域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之处。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大致说来，既有像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像监狱、疯人院这样的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他们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主张“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妄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防止革命，使皇位永固，故而颇受慈禧赏识，决定采纳施行。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确实如此，百年积习，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者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被湮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摘编自王晓秋、尚小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案例讨论】

1．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政治动因是什么？

2．五大臣出洋考察取得了哪些成果？(www.daowen.com)

3．清末“新政”为什么最终会破产？

【案例点评】

清朝末年，迫于国内外压力，清廷开始“预备立宪”，从而掀起了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其范围波及全国，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走向。这场运动的发端，就是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顺应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潮流，决定实施新政。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不少新政措施不能得以有效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的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宫凯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成果缕析》一文中指出，晚清的宪政改革，是中国开始由传统君主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一个具有长期专制封闭性的政治体系而言，这是一个带有实质性变化的大事。政治变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统治者对于变革政治体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为彻底了解立宪将会给统治集团带来的利弊，清政府于1905年特派以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为首的政治考察团出洋考察政治，希望通过对东西洋各国政体的实地考察，切实了解立宪制度，为清廷的预备立宪制订改革蓝本。他们带着“择善而从”的目的，对东西洋各国的宪政、军事、教育科学以及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并且针对清末的改革及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次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清王朝以政府名义派出的第一个政治考察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博采邻邦之良法”为目的的考察团，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自己“天朝上国”的心态，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世界。

罗华庆指出，概括而言，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对宪政认识的归结点，即增进了时代感和危机感。并且，他们就是基于此而向清廷提出了变革政治的重大方略。他们的谋划面涉及较广，其重点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定国是”，即确定实行立宪政体的大政方针。还在考察途中，载泽等人因“见闻较切”而“缄默难安”，合词吁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第二，“改官制”。戴鸿慈和端方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参仿明治18年后的官制，详细地提出了八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机构设置上试行三权分立：设责任内阁，下辖九部（内务、财政、外交、军、法、学、商、交通、殖务）；设集议院，作为国会成立前的“练习之区”；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都裁判厅等为监督、司法机关。在职务配备上精官简政：内阁中总理大臣一人为首长，左右大臣各一人为辅佐，九部尚书为阁员；各部也只定尚书一人、侍郎一至二人。在官员的选任方面：舍弃科第、捐纳、荫袭、保举等陈规，新增官职面向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和游学归国者，并以考试选取。考试科目应视部门、等级而定，但公共的有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等，选贤任能力求学为所用。第三，“平满汉”。为了“统筹全局、永策治安”的需要，端方上呈《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恳求“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其所持理论是，国无论大小，“人民内讧者必亡”；内讧原因多端，而“种族之异同为最”。⁽¹⁾第四，提高“民智”。为了使国民对宪政具有相应的“普通知识与法律思想”，考政大臣借鉴列国经验后提出了几条提高民智的途径：其一，广办学校，尤其多设法律学校。其二，派员留学，重点是“分班出洋学习法律”，学成归国后，按所学学科分类考试、分等录用。其三，多方“导民”。在全国城镇因地制宜修建各种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和公园等，以此促进全民增强学力、丰富见闻、陶冶情趣。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治上的集权和腐败，是封建主义政治统治的千年痼疾，清王朝自然也不例外。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年后它又倒行逆施，如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教学建议】

本案例介绍了晚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过。

本案例适用于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部分的辅助教学，或用于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