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西夏黎民

有人说，历史是不可深究细刨的。否则，你对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难以信服甚至于匪夷所思。鲁迅先生曾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的确，历史的脸谱有时成了川剧的“变脸”艺术，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将历史的脸谱描摹的五花八门。更为离奇古怪的是，历史老人还是一位挑三拣四，嫌贫爱富的“势利眼”。西夏王朝便是被势利的历史老人有意和无意忽略的“真实历史”。

在我肤浅的认识当中，西夏只是中国历史星空中飘忽即逝的“边缘王国”，曾在酒泉的大地上征伐和短暂逗留过，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800年后的今天，当我走近西夏，看到的除了废墟还是废墟，看着宁夏贺兰山下高低起伏、或大或小、星罗棋布的孤寂的一座座坟茔，好像一幅在旷野中徐徐展开的西夏历史画卷，向我们倾诉着其曾有的辉煌与悲壮，而最震撼人心的废墟当属西夏王陵。当我参观了宁夏西夏博物馆，朝拜了西夏王陵，仔细翻阅了从出土文物史料中考证的有关描述西夏的零星历史碎片后，才清晰地知晓，我们曾经长时间是西夏黎民百姓。我们尽然在这个“鹰一样崛起，又鹰一样消失”的王国的羽翼下生活了整整191年的历史。在近两个世纪的时光当中，酒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与北宋王朝并无关系。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说西夏短暂吧，他却真实地存在了近两个世纪，而与他同时代的中原王朝北宋存在了167年，辽国存在了218年；他们之后的金国存在了119年，南宋存在了152年，征服了西夏王朝的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元朝也只有短短162年的历史。说西夏漫长吧，西夏王朝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在中国历史年表中，没有记载西夏历史的年代表，而对仅存在了一年半载的一些朝代却有精确的记述。一部泱泱5000年中华文明史，煌煌二十四史中，没有一部记述一个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国的正史专史，甚至于都没有留下完整的汉文字记录。就连我们的毗邻甘州编纂的《甘州府志》也以“西夏僻陋，绝无记载，尤少见闻，事无可考”而一笔带过。而西夏王朝残留下属于自己的西夏文字记录的残碑断语，由于年代久远，破译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从西夏黑山威福军司所在地的黑水城，也即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占了已知西夏文物90%的西夏文物史料，遗憾的是大部分在1908年被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抢先盗走。西夏王国就这样永远消逝在历史的暗夜中，无人解读，无人奠念！

我们不能清晰地知道和承认自己曾是西夏黎民，那是我的无知。历史没有真实完整地记录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国，这是历史的错失，也应是中国历史学家的悲哀。

既然我们曾是西夏的黎民百姓，我最想探究的是：西夏凭借的是什么力量和策略，周旋和缠绕在宋、辽、金以及后来的蒙古大汗的夹缝中轰轰烈烈地生存了189年呢？西夏统辖时的酒泉大地上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呢？提出这两个问题显得有点幼稚和可笑，既然西夏连完整的历史都没有流传下来，怎么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欣慰的是，随着二十世纪来居延地区黑水城遗址、宁夏西夏王陵等地考古挖掘资料的不断出现，武威《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发现和破解，莫高窟中西夏壁画、雕塑和佛教经卷遗存的细密研究，西夏残碑断岩的不断出土见光，以及宋史、金史、辽史中有关西夏零星记载的拾遗粘连，加上现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敦煌学家披沙拣金、索隐探微的考证研究，西夏王国消逝的历史背影，又从时光的甬道中缓缓凸显出来，隐约地向我们走来并诉说。

一、西夏存亡的策略与轨迹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党项族原先居住在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唐朝初年逐渐向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迁徙，后向宁夏伸展蔓延，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党项人素有草原野兽的凶猛和剽悍，他们像一匹自由奔腾的野马，或肆意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上横冲直闯，消逝云际；或聚集于山谷把酒啸唱狂舞，酝酿和谋划着他们的野性和智谋，铸造利剑，梦想着像与他们具有同样血性的匈奴、吐蕃、回鹘之间的比拟和交锋。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安抚、和亲和征伐并用，是稳固边疆的主要手段。大唐王朝赐党项人“李”姓；北宋赐党项人“赵”姓，都是处于安抚边疆的考虑。公元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借助辽国的势力和北宋抗衡，攻占了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改设西平府，为西夏建国奠定了初步基础。1006—1032年，在首领李德明的领导下，党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完成了由氏族酋长向封建地主的转变。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立了地方封建割据政权。因其地处北宋王朝的西北，故史称西夏。鼎盛时期，西夏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略大于现在甘肃、宁夏、陕西和山西面积之和），人口约500万人，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历经10代皇帝，建国189年，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亡。西夏对中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那么，西夏这只野心勃勃的草原雄鹰，他将高悬挥舞的剑锋指向何处呢？甘肃河西走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一条血染的长廊。《重修肃州新志》中说，河西走廊“盖其地势险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故五凉相继，虽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中华，与五胡角立。”正因如此，用兵河西走廊成为西夏王李元昊的首选策略。1036年，李元昊先占领了甘州和凉州，进而向河西纵深一带用兵，相继攻占了肃州、瓜州和沙州，随后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凉州置西凉府，重兵镇扶吐蕃、回鹘。至此，河西走廊包括酒泉之内的版图囊括其腹，我们成为西夏长期统辖的黎民百姓。

西夏王朝满足了攻城略地的战略意图后，这匹草原狼便也膨胀了其与北宋、辽国叫板与抗衡的雄大野心。

西夏建立以前，李元昊采用联辽抗宋的政治策略，多次进攻宋朝边境，让宋仁宗和满朝文武大臣惊慌失措，无以应对。士气灼旺的西夏军队连连获胜，扩大了自己的疆域版图，还掠夺了宋朝百姓的大量财物。从公元1040年开始，西夏向北宋先后发起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之战和定川之战，基本上都是宋军惨遭失败。好水川之战大胜后，李元昊万分得意地在山川峭壁上留下了“夏竦何其耸，韩琦不足奇，满山龙虎辈，犹自说兵机”的打油诗。而北宋的夏竦、韩琦、范仲淹都因这次战役失败而被贬官降职。1044年10月，西夏与北宋均感多年的战争伐戮，民不聊生，百姓怨愤，国力凋敝不堪，经辽国撮合使双方达成和议，北宋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但西夏必须对宋“称臣”。

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词人巩固边防的决心及意愿，同时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和士兵思乡等复杂的心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一词也是描写北宋与西夏战事的，像这样的宋词还有许多。而范仲淹“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词句，也许就是词人对兄弟民族之争发出的心酸和无奈的感慨。

当西夏与北宋和议书的纸墨未干，西夏与辽国的积怨纷争又甚嚣尘上。西夏建国前，一直与辽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030年辽兴宗还将宗室女封为兴平公主，嫁给了李元昊。可到了1044年10月，西夏与辽国的多重积怨终于演变为残酷的战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双方互有胜负，李元昊向辽请和成愿，辽、夏冲突暂告结束。

西夏在建国初期，连续与宋、辽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取得了与宋、辽在政治上的分庭抗礼。尽管以后西夏在形式上仍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形成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历史局势。

三足鼎立的历史割据刚刚形成，桀骜不驯的一代草原战鹰就忘乎所以了。1048年1月，46岁的李元昊因夺占儿媳为新皇后，被儿子宁令歌杀害，谅祚即位。1049年7月，辽兴宗乘李元昊刚死，新夏主年仅周岁，下诏亲征西夏。在辽国来势迅猛的接连打击下，夏军惨败。西夏只好派人到辽国请求讲和并依照惯例称藩，向辽称臣纳贡。

从1064—1066年，随着吐蕃族归附西夏，西夏自感力量强大，调集重兵不断攻掠北宋边境和城池，烧杀劫掠，掠夺数万人和牲畜。从1069—1071年，西夏专权的梁太后又对北宋边境连年发动战争，使西夏国生灵涂炭，民生凋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081年5月，北宋以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开始连连得胜，军威振奋，而夏军频频失利，节节败退。到11月，夏军采取引敌深入，断绝粮道，决渠灌宋营的战术，使宋军损失惨重，损兵折将40余万人。西夏击溃宋朝五路大军的进攻以后，对宋朝边境的骚扰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不断充盈自己的国库和钱囊。1082年9月，西夏又主动向北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永乐之战，宋朝兵将死亡达60余万人，损失钱、银、粟、绢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之战的败讯后临朝痛哭不已，只好与西夏议和。

1086年西夏乾顺亲政后，完全依附辽国，对宋则采取和解政策。由于战争逐年减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乾顺还向辽国请婚，1105年3月，辽国将皇室女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夏、辽关系更加亲密。

1102年，宋徽宗起用蔡京做宰相，使宋朝进入了对内打击旧臣，对外用武邀功的更加腐朽黑暗的时代。从1104年5月起，北宋开始不断侵扰西夏，在双方拉锯式的征杀中宋占优势，夏通过辽先后3次向宋请求罢兵，1106年北宋迫于辽的压力与夏暂时议和。北宋蔡京集团经过7年时间的准备，又于1115年再次出兵西夏。在连续4年多的金戈铁马、烧杀抢劫中，北宋并没有完全征服西夏，而北宋由于连年发兵不胜，国内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不得已又与西夏达成和议。

纵观北宋与西夏的一系列战争，北宋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整体实力都远远超过西夏，西夏只是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国。但由于北宋皇帝昏庸无能，积贫积弱，军事腐败，将帅平庸内耗；另一方面，西夏军队凶悍善战，战略战术得当，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北宋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中，北宋败多胜少，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在西夏与、北宋、辽国你来我往的战争残杀中，辽国统治下的女真族借机在我国东北地区逐渐强大。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在今黑龙江畔称帝建国，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首当其冲对辽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侵夺和杀戮。北宋实施联金灭辽的宗旨，西夏采取援辽抗金的方针。宋、辽、夏、金四只虎狼又在草原上展开了新一轮生死角斗。

1122年，金大举攻辽，辽帝被逼逃入阴山，夏出兵救辽，与金相遇大战而败。1123年1月夏再次出兵救辽，受金阻击不前。金派使臣入夏说，西夏如能像待辽一样待金，愿将辽国西北一带割让西夏。西夏见辽国的灭亡已无可挽回，为了西夏的自身利益，答应了金国的条件。这也印证了一句外交定律：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西夏失去辽国这个靠山后，审时度势，顺时依附金国，于1124年向金派使持表称臣。金还将属于北宋的部分地盘“赐”给西夏。1125年金灭辽国后，转而侵略北宋，北宋王朝岌岌可危。西夏乘金与北宋交战的有利时机，出兵收取了金所“赐”的河东之地，迅速扩大了自己的疆域。1127年金兵攻下北宋汴梁城，灭亡了北宋。在金、夏两国的联合攻击下，刚刚成立的南宋王朝宋高宗集团不得不放弃中原，向南迁逃；第二年又渡江而南，苟且维持着他的阶级统治。

群雄逐鹿中原，弱肉强食的新格局业已形成。到了1127年，中国大地上成为西夏、金国、南宋鼎立角逐的时代。而曾经称王称霸的辽国、北宋已转眼消逝在历史的烽烟中了。在89年的刀光剑影中，西夏总体上实施的是联辽抗宋的政策利益主张，辽灭亡后立即联金抗宋，最终在循环往复的征杀中脱颖而出，显示了西夏的智慧、剽悍与强大。

西夏人表面上向金称臣、纳贡示好，看到金两面三刀、言而无信的承诺和行为后，该忍则忍；一旦遇到既得利益时，西夏人就会兵刃相见，毫不畏惧，决不放弃攻城略地。1139年，当金与南宋媾和时，西夏借机亮剑反金，攻打州府，占领地盘。这是西夏在三雄角逐中惯有的聪敏和狡黠之处。

西夏自从乾顺执政后，结束了母族专权46年的历史局面，皇权统治不断加强，部落之间的关系趋于融洽，国内极力推行驰兵政、重文治的政策，对外依附辽、金，注重改善与宋朝的关系，大力推广汉族文化，社会日趋稳定。在1139—1193年仁孝执政的54年中，西夏注重用法律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减免地租与赋税，兴办教育和实行科举制度，明晰地方行政设置，改革礼乐和法律制度，推行直言和节俭风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盛况，国力明显增强。

夏桓宗纯祐在1193年即位的时期，金国依然控制着西夏的经济命脉。但金国在此时自身也陷入了危机，黄河在山东与河北平原上一再决口，淹没了金国大片肥沃的土地，致使灾民蜂拥，驿传中断，骚乱频发。1199年，金国动用大批劳力，修筑长城和边堡，试图包围自己的切身利益，免受南宋和蒙古人的步步进逼和威胁。(www.daowen.com)

1205年，西夏人没有想到的是蒙古人第一次入侵西夏，铁木真的铁蹄践踏了瓜、沙诸州，劫掠了大批人畜后扬长而去。西夏人紧急作出反应，将兴庆府改为中兴府，修复城堡，大赦境内，保家卫国。蒙古人对西夏“小试牛刀”，竟使一贯狡黠奸诈的西夏人撕毁了与金国近一个世纪的盟约。这是西夏致命的一步错棋，可能正是蒙古人所想要的结果。

1206年1月，仁孝的侄子、镇夷郡王安全发动宫廷政变，废黜纯，做了西夏第七代皇帝，改变了长期与金盟好的政策主张，依附逐渐强大的蒙古人，对金发动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使双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受到重创，西夏国内矛盾日益恶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坐山观虎斗的蒙古人借机迅速崛起，为西夏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这与1115年西夏与辽国拼力厮杀时，女真族借机在我国东北地区逐渐强大并建立金朝的情形是多么的相似。

1209年，蒙古军队围攻西夏都城，西夏向金国求援，因金国也受蒙古人的侵扰不能自保，没有派兵救援。西夏受到蒙古人的打击之后，慑于蒙古的强大，企图将战火引向金国未果。至此西夏与金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1211年，西夏齐王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安全，自立为王，企图乘蒙古人正在进攻金国的机会，劫掠财物，扩大领土，对金国的战争也越来越频繁。随着蒙古军队进攻金国的局势日紧，西夏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捆绑在了蒙古人的战车上，与金作战，最终竟也成了蒙古人的牺牲品。

1226年2月，成吉思汗亲自统兵十万人，由北路攻入西夏，先破西夏军事重镇黑水城（今居延地区额济纳旗），后又合兵攻克沙州、肃州、甘州和西凉府，河西地区完全被蒙古人所掌控。现存酒泉博物馆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就记述当时成吉思汗率军进攻肃州时，围攻数日，攻取不下，正欲破城屠城时，为避免一场血腥屠杀，肃州城内的西夏大户举立沙，率众偷开城门，将城献给了成吉思汗。举立沙又协助蒙古军剿灭了西夏守军，在战斗中阵亡。因举立沙献城有功，成吉思汗封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即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1227年7月，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西夏中兴府粮尽援绝，投诚蒙古人，建国189年的西夏王朝终于星辰陨落，归去来兮。7年后的金国同样没有逃脱灭亡的宿命。

西夏附蒙抗金的策略，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和随后而至的金国的灭亡。这对西夏是一局败棋，对中国的统一也许又是一局好棋。从此，西夏、金国、南宋逐鹿中原的格局，又演变为金国、南宋、蒙古人争霸杀伐的血腥格斗。血色的草原狼烟，又是何其的残酷、悲壮和燃情？

诚然，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又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回看西夏的治国策略，西夏走过了一条联辽抗宋、联金抗宋、附蒙抗金之路，并最终被历史淘汰出局。如此外交策略和治国方略，成也西夏，败也西夏。这就是历史的诡异、无奈和残酷之处。

二、西夏时的酒泉经济

西夏建国189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条血雨腥风的杀伐历史。酒泉是在西夏建国前的1036年首先被其占领统辖的地区之一，实际上我们被西夏王朝统辖了整整191年。在西夏掌控的岁月里，酒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西夏统一河西后，在河西走廊分设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在全国分设十二个监军司，实行区域性的统治管理。甘肃军司驻甘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威远城（今金塔县航天镇境内），黑山威福军司驻居延城（今额济纳旗境内）。金塔和肃州归黑水镇燕军司管理，瓜州和沙州归西平军司管理。

在西夏辽阔的土地上，既有美丽的山川，也有富庶肥沃的平原。东部和南部是黄土高原，六盘山是南部屏障；北部是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盟草原，以沙漠为主，间或有茂盛的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祁连山屏护着富饶的河西走廊，中间则仰躺着富甲天下的河套平原。

西夏专门设立农田司、群牧司等机构，管理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河西地区是西夏的重点产粮区，“其地饶五谷，犹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在农业上采用了比较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据《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记载，其农具有犁、铧、耙、镰、锹、子耧等。在耕作技术上，普遍推行了牛耕，这是农业生产上的技术革命。西夏境内“耕稼之事，略与汉同”。瓜州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牛耕图》，画面上农夫穿着西夏人服饰，手中扬着长鞭，驾着两头牛在翻耕土地，反映了当时牛耕已普遍使用，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与中州无殊”的水平。1972—1976年，在西夏陵区先后挖掘的三座陪葬墓中，都发现有铜牛作为陪葬品，反映了西夏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西夏时期对河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又分军屯和民屯，主要力量是士兵、移民和当地居民。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兵民一体，战时出征，平时生产的军事制度。在酒泉一带有2个监军司，兵力近6万人，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西夏还鼓励人民开荒，规定谁开荒归谁所有。敦煌当时的“御仓”窖藏米至百万石，主要是大麦、小麦和豆类，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很快，粮食储备丰裕。西夏王朝制定的水利灌溉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水利设施的管理和水的使用办法。水渠的基层管理者有渠头、渠主、渠水巡检等，有效保证了河西地区的农业灌溉。西夏人占有“善水草，宜畜牧”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后，河西成为“畜牧甲天下者”之重地，包括战争需要的马，沙漠运输需要的骆驼，对外贸易的马、牛、羊等。酒泉不但是西夏重要的粮仓，还是西夏主要的牧区，为西夏王朝连年的征战杀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

西夏时期，酒泉的手工业相对发达。西夏专门设置“工技院”作为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当时酒泉的糅皮、制毡、锻铁、雕版印刷、酿酒、夜光杯生产等行业相对发达，著名产品有皮球、马毯、白帐毡、酒、夜光杯和兵器等。瓜州榆林窟壁画《锻铁图》中，画面上两人手持铁锤，密切协作，正在铁砧上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西夏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情景。从锻铁图中，还可以看出西夏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西夏的冶铁主要是满足生产工具和军器装备的需求而开展的，是西夏重要的生产管理部门。西夏长期的对外征战，使他的兵器制造业有了创新发展，西夏剑和神臂弓等各类兵器、“对垒”战车和“旋风炮”等，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中，有木刮布刀、石纺轮等纺织工具，反映了西夏纺织业的部分情况。雕版印刷品主要刊印佛经，时有酒泉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典籍和诗文、小说、医药、音韵、卜筮、日历等流传各地。从榆林窟3窟（西夏）的《酿酒图》《踏碓图》中，说明当时酒泉的酿酒业和粮油加工业已较发达，主要生产粟酒、麦酒、葡萄酒、青稞酒和白酒等。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肃州出产的玉石出自红水河坝内，有黄色、白色，深碧浅绿，俱可琢器。采玉的洞口出产一种“老山玉”，是制作夜光杯的上好材料。沙州有一种石盐，“名为秃登盐”，“生河岸山坂之阴土石间，块大小不常，坚白似石。”这些矿石为酒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原料。史料记载，西夏时沙州、瓜州的颜料制造业已成规模，主要用于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绘制。

西夏时，酒泉地处北达灵州、兴庆府，东及秦州及中原地区，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扼要地段，“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记》）。典出物均为畜产品，换回的则是粮食（《敦煌资料》）。宋人曾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表达了西夏渴望与北宋贸易的心情。西夏与北宋通过贡使进行贸易活动，西夏向宋称臣，每年按规定遣使朝贡，宋则给西夏各种赏赐。在宋、夏关系友好时，宋还设立馆舍，招待西夏使臣，由官方主持贸易，时常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盛况。宋朝还在宋夏沿边之地设立榷场，作为特设的贸易机构，进行大宗商品的贸易。榷场的开放与关闭，同宋与西夏的政治斗争紧密相关。“和场”则是宋夏间官方贸易的又一形式，是仅次于榷场一级的商场。有经过双方协商同意设立的合法市场和单方面设立的定期市场，还有边民之间通过“私市”进行的贸易往来。酒泉的畜产品、粮食、手工制品等通过这些交易市场，流向中州及北宋；西方诸国来中国的使节、僧侣和商团途径酒泉，也带动繁荣了酒泉的商业贸易。

三、西夏时的酒泉文化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蒙、女真、突厥等多种民族组成的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组合和交融发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化。《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一位宋朝官员概括西夏时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行中国法令。”说明了西夏文化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标志。在内蒙古磴口县西北的那仁乌拉山的西夏岩画上，刻有西夏文题记：“文字父母”。将文字看重于父母，表达了西夏人精神世界的追求高度。西夏王朝建立后，“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的李元昊，率先组织人力创制西夏文字，显示出一国之主的雄才大略和睿智的视野。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制成的，文字与契丹、女真字相仿，一字一音，约有6000多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行、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当时的西夏学者在官府的支持下编纂了大量的西夏文辞书籍。如《蕃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五音切韵》《杂字》及综合类书籍《圣立义海》。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的《蕃汉合时掌中珠》，就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对音对义字典，为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提供了“双向双通”的便捷工具书。而将汉文译夏文的书籍更是浩大庞杂。西夏在53年的时间里，共译成了820部、3579卷的西夏文佛经。还翻译了包括《孝经》《尔雅》《论语》《孟子》等在内的儒家教料书，彰显了西夏人超凡远虑的智慧与谋略。

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数量仅次于同时期的汉文题记。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宕泉河东岸的元代喇嘛塔中，发现了三部西夏文佛经，其中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为海内孤本。此件为木刻梵文夹纸本，纸质灰白，柔软细密，页面长20.5厘米，宽9厘米，扉页有双面通栏印刷“水月观音图”。经文部分分上下两栏，上栏有插图54幅，下栏印刷经文51面零一行。全经有西夏文256行2324字。字体为西夏文楷书，字体肥瘦、大小不等，笔画粗细也不相同，但墨色浓浅适度，印刷清晰。说明当时的西夏文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雕版印刷和版面艺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西夏建国前夕，设立蕃汉二字院，汉字院练习西夏文的正草二体，兼及篆、隶，官秩与唐宋的翰林相同。并仿照唐宋科举取士的办法，在各州建立蕃学，根据学习成绩，量才授官。西夏统治酒泉时期，注重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使用汉字汉语，重视儒学教育。创办蕃汉学校，用西夏文翻译印刷《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左传》《列子》《周书》等儒家典籍作为教科书，选择党项族、汉族官僚子弟中的优秀者入学教授。西夏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始终以吸纳推广汉文化为中心，“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为西夏培养了大批“多学识，谙典故”的治世官员。这也是西夏能在山谷和草原上活跃近两个世纪的原因之一。

李元昊称帝后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目的在于安宜百姓。我们党项的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要务，像唐宋那样的缛节藩音，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必须改革。”于是下令改五音为一音，有不尊者杀。之后，西夏又广泛采集汉族历代乐书成就，结合西夏国实际，重新制定了新的官乐，被西夏皇帝赐名为“新律”，推广到包括肃州、瓜州、沙州在内的各州演奏礼乐。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五更调》，戏剧残本《刘知远诸宫调》，是西夏人爱好民间曲调和戏剧的佐证。

党项族信奉佛教，李元昊将佛教定为国教，规定一年四个孟朔日为“圣节”，令境内官吏和百姓届时对佛礼拜，为统治者诵经求福。同时还广建佛寺佛塔，修造浮图，兴建了银川市的承天寺塔，贺兰县的宏佛塔，贺兰山口的拜寺口双塔，青铜峡市的一百零八塔；在河西走廊新建了规模宏大的甘州卧佛寺，重修了凉州感通塔及寺庙，供人朝拜和讲经说法。史载西夏时的河西走廊梵刹遍地，僧人如云，香火兴旺。《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述：“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凡“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西夏王朝对佛教艺术的重视和虔诚由此可见一斑。

酒泉文殊山、瓜州榆林窟、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以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地，都有西夏时期修建和抹壁重绘的洞窟。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的《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一文，就概述了西夏时河西走廊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留下的佛教艺术，作者认为当时的西夏已形成了显密兼修、汉藏结合的佛教思想和艺术，榆林窟成为西夏人的礼佛圣地。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反映，莫高窟中属于西夏时期凿建的14窟，重修的87窟。在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有反映酒泉一带打铁、酿酒、耕种、舂米等情景。榆林窟的2、3、29窟，东千佛洞的2、5、7窟，堪称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榆林窟2窟中的“水月观音”、“说法图”、“藻井”，3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坛城变”、“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等壁画内容精湛美妙，气势宏大；东千佛洞2窟的“水月观音”、2、5、7窟的西夏巨幅“涅槃变”，是全国西夏壁画中最大、最精美的“涅槃变”，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水准。

瓜州东千佛洞2窟“水月观音变”画面中出现的“玄奘取经图”；榆林窟3窟“普贤变”旁的“玄奘取经图”等，为现存玄奘取经故事画中最早的壁画，也是小说《西游记》最早的人物原型，画面比《西游记》成书要早300多年，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学研究价值。2003年9月，瓜州文史学者李宏伟等在瓜州县城东发现的西夏时期密宗佛教遗址—坛城，是中国发现最早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密宗佛教遗址之一，该遗址的形制与榆林窟西夏3、4窟，东千佛洞的2、4、5、6、7窟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同。

东千佛洞5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最多，供养人题记多达36条。瓜州榆林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服饰吸收唐宋官服制度，贵族穿“圆领窄袖龙袍”，“庶民则衣青绿别贵贱”。莫高窟491窟的西夏女供养人塑像，神态端庄虔诚，完满地表现了女供养人向佛祈求“宴福”的诚挚感人形态。

从这些壁画和塑像艺术中，反映出西夏时期的瓜州、沙州、肃州等地佛教兴盛，同时说明了当时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西夏无疑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夏王朝与越来越稀少的党项人以及其创制的西夏语言和文字一起陨落在历史的星空中已近800年，但党项人猎猎的战旗、嘶鸣的战马、铿锵的剑戟碰撞声，仿佛依然回响在深邃的山谷和广阔的草原上，其创造的民族气质、文化精粹和宗教习俗等，历史不应忘记，曾是西夏黎民的酒泉人更不应忘记。毕竟，200年的历史并不短暂！

（原刊2010年11月10日、11月17日、11月24日、12月1日《酒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