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其人而存其处——成都杜甫草堂游记

杜甫生活的时代已经远离我们1100多年了，但杜甫的名字仍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留给世人的千古诗歌依然充盈滋润着现代人日益贫瘠的心灵家园，成为中国诗歌星空中永恒夺目的“夜明珠”。我认为杜甫就是中国诗人和黎民百姓的精神偶像和坐标，杜甫草堂就承载着这一千年不朽的人文使命和历史担当。游览杜甫草堂，就等于是朝拜杜甫的一次精神还愿和灵魂洗涤。

1997年4月，我携妻带子慕名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匆匆忙忙中看了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的草堂形胜和孤寂风姿，在草堂中寻找了几句学生时代背诵、研习的熟悉诗句，在自以为是的吟咏中轻松洒脱地穿堂而去。

2010年4月，我则是心怀仰慕、敬畏、追问和叹服之情，静心从容地朝拜了“诗圣”草堂的。看到诗人留给我们的小茅屋和传世诗章，以及现代人秉承杜诗刻意营造的绰约婉转、曲径通幽，如同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澈秀丽的草堂园子，引发我更多的是沉甸甸的怀念和忧思，还有对诗人生不逢时、苦苦挣扎突围的深深惋惜！

在成都“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清幽一隅，诗人用一生的人生遭际、仕途沉浮和诗朋酒友精心营造起来的一个小茅屋，为何能引得历朝历代的名人雅士、文人墨客如此的流连往返，并让包括古代皇帝亲王、大儒名硕，现代伟人、政要名流在内的游览者，一次次拨冗凭吊，一次次捐助修缮，一次次毫不吝啬地倾情留下大量歌咏草堂、盛赞杜甫诗歌诗品的文墨？我反复思忖着，可能是杜甫草堂承载了过多历史的、物质的、精神的以及诗歌的宗教般的寄托和象征意味，才使人们禁不住心向往之，不能自己，以至于循环往复的。

杜甫草堂担当了诗圣著千秋的心灵承载

从实来说，杜甫草堂的建筑构制风格简约，朴质无华，沉静雅致，既没有宫殿般的富丽堂皇，也没有一般寺庙的轩昂恢宏。然而，杜甫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甚至有点残破的小茅屋中，写下了无数名篇佳句，流芳千古而不衰。在飘忽不定的乱世烽烟中，草堂给予了诗人难得的身心归宿和人间温暖，草堂也因诗人而声名远扬，成为现存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最具特色的“名人故居”。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延安的土窑洞，毛泽东在阴冷昏暗的延安土窑洞中，写下了多少光辉的革命著作，并指挥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小茅屋与土窑洞，名人与伟人，经典诗歌与卓越政治，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和暗示？不过，世人皆知的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只是他们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罢了。

杜甫“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表现出非凡的才华。十四五岁时即有文名，被前辈誉为很像汉代大文学家班固和扬雄的文采：“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20岁时，杜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漫游，南下吴越，东游齐鲁，过着潇洒快意的生活。尽管期间曾经返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却并没有影响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豪迈乐观心态。而他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便是他漫游创作实践的深切体会。

在唐人的生活里，漫游又是如此的唯美和诗意。在开元十六年（728）阳春三月，长江两岸，烟花烂漫，李白在武昌的黄鹤楼上，目送故人孟浩然泛舟漫游扬州，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洒脱诗章。唐人的漫游与爱好诗歌、崇尚科举制度有关，更与当时的干谒风气密不可分。杜甫的漫游，也是通过游历各地美丽的风景和迥异的风土人情，增长阅历，开阔知识视野，同时希望能结交到赏识自己的官宦和社会名流，为自己日后入仕创造条件。

十年漫游，杜甫留下了歌颂大唐盛世的诗篇。“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此时的杜甫，颇负才气和志向，“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立志忠君报国，建功立业，为大唐王朝施展一腔殷殷热诚。

在杜甫34岁时，与李白、高适有过一段轻松、快意、友谊和诗歌交揉的把臂漫游。三位大诗人在河南和山东等地登高怀古，饮酒赋诗，抒情言志，山林射猎，快哉不已。杜甫与李白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分别时李白叹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表达了他们亲如兄弟，酣畅淋漓的漫游生活。这次李杜相识结伴漫游，是唐代两位诗歌巨星的碰撞，被诗人闻一多称赞为“青天里太阳月亮走碰了头”。这也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舒心快意和刻骨铭心的美丽记忆，李白从此成为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诗歌挚友和情感寄托。

杜甫到了35岁时，开始了困居长安，寻求入仕，施展宏图的十年突围。由于唐玄宗终日沉湎酒色，导致中书令李林甫玩弄权术，打击排挤人才，像杜甫这样的贤才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为了寻求政治和生活的出路，杜甫不得不曲意干谒，逢迎别人，向达官权贵投简赠诗，甚至向唐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希望“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达到赏识和援引，以求政治上的晋升。政治上赤裸裸的残酷打击与诡异变化，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杜甫高昂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他的青春年华就在一片困窘惨败的景色中渐渐苍老，身体也日益衰弱。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说：“疟疾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直到第十个年头，他才被朝廷派了个河西（在同州）县尉的官职。尽管杜甫生活贫苦不堪，但还是毅然拒绝了。十年辛酸泪。诗人已经看透了黑暗险峻的官场，他不肯昧着良心，去干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奉丘作》）的县尉差事。他宁愿继续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贫苦生活。“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十年困居长安的生活，已将杜甫磨砺得通透、省悟、客观和冷静，他清楚地看到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社会黑暗现实，他的思想和诗歌由此转向了关注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风。

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不仅使唐朝由盛转衰，也使杜甫经历了长期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杜甫在战乱的烽烟中逃亡避难，流离失所，飘忽不定；在并不宽泛的政治漩涡中被诬陷、被遭贬、被惩罚，杜甫的仕途理想彻底破灭。49岁的时候，杜甫从西北同谷漂泊到西南成都，来到了相安一隅的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建了这一座简陋的草堂。这是杜甫飘忽不定大半生暂时的栖息之处，更是我们后人领略杜甫，体悟和拜祭杜甫的幸事。我在想，假如没有了杜甫草堂，我们将缺失奠念大唐诗歌的祭坛，“诗圣”不屈的灵魂将飘忽不定，无所皈依。

“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谁知杜甫急匆匆草建的一处遮挡风雨的小小茅屋，竟然开启了后人营造精神家园、修补诗歌以及人文灼伤的民族先河。从760年杜甫初建草堂，到五代韦庄“思其人而存其处”的初次维修，北宋吕大防重建绘像，南宋张焘培修并刻诗碑，元代钮怜重修并请谥杜甫“文贞”封号，明代朱椿等人的大规模重建，以及清代数次的重新修葺，历时1100多年。

杜甫草堂之所以这样代代重修，薪火延续，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简陋的草堂中，杜甫创作了27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在杜甫一生创作的1400多首诗歌中，虽说只占了20%左右，但这些诗歌却大部分是传世不朽的名篇，忠实地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兴衰沉浮和精神轨迹，如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即作于此。因此，草堂成为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坛圣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杜甫便也成为诗歌圣坛上俯瞰天地的精神领袖。而草堂内“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诗史堂”，便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拜祭杜甫，凭吊追思杜甫的具象体现。堂中所挂郭沫若题写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书联，更是对杜甫思想情怀最精当的概括！

杜甫草堂担当了穷年忧黎元的民族情怀

草堂中的一栋小茅屋、三尊杜甫人物雕像，形象传神地表达了杜甫忧国忧民的独特精神秘籍。一尊是茅屋前一丛竹林下的杜甫石像，从杜甫的眼光和面部表情中，透视出他的铮铮傲骨和洞察人间冷暖与疾苦的焦灼。一尊是悲怅地伫立在大廨中央的铜像，概括出杜甫郁郁不得志，却心系黎民的人生品格。杜甫身材修长，身体羸弱，饱经忧患和沧桑的眼睛投向黎民百姓的心房，手中紧紧握着一卷诗书，胸中似有万千汹涌的情绪要宣泄，这个永恒的姿势，成为定格在人们心目中永远鲜活的杜甫形象，那个贫病交加却依旧发出愤怒呐喊的杜甫—“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一尊是史诗堂中杜甫的铜像，头带儒巾的杜甫铜胸像，显得十分沉静敦实，目光深邃而又满含忧思，历经岁月的沧桑洗涤而又坚韧不倒，凝重里不失隐隐的搏动，内敛里迸发出缕缕的忧思。三尊雕像，一个精神路标，一重人生指向。

贫病交困，朝不保夕的杜甫，虽然漂泊落难到了成都的偏安一隅，但他并没有期期艾艾于“小我”的温饱生活，而是“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他用自己单薄的身躯，竭力支撑起忧国忧民的民族“大我”。这是杜甫赢得千秋民众尊敬和推崇的真正理由。(www.daowen.com)

诗圣对人间万象、民间疾苦和自身精神突围的表象跃然纸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表达了诗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极端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露。当诗人的儿子因饥饿而夭折，他没有只是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悲痛之中，而是将此牵挂和揪心发散到了广大百姓，“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发出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无限悲伤。“安史之乱”后，诗人对连年残酷的战争对人民群众造成的流血牺牲深感同情和忧虑，也对黎民百信奋力抗敌，挺身救国的高尚精神予以热情的讴歌，其创作的《三吏》《三别》便是生动的写实。当他的小茅屋被秋风所破时，他发出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渴望。为实现这一理想，诗人自己宁可“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该是何等高尚无私的道德情操啊！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与杜甫忧国忧民的灼热情感心脉相承，他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中说：“山川寂寞客子迷，草木遥落壮士悲。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胡宗愈在《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中也说，杜诗“读之可以知其世”。陈毅元帅研读杜甫的诗歌后说：“吾读杜甫诗，喜其体裁备。干戈乱离中，忧国忧民泪。”读杜甫的诗真是察其世、洞其人、品其诗者也。

杜甫草堂担当了车马驻江干的精神朝拜

在杜甫笔下描绘的“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草堂“柴门”两边，所挂的“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的对联，可以说道出了人们朝拜杜甫草堂的又一因缘与心声。

草堂柴门对联的后半句及下联就出自杜甫蜀中所作《有客》一诗：“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就是这座小茅屋，就是一个在小茅屋中贫病不堪的瘦弱诗人杜甫，他写出的诗歌却如同万丈光芒，照彻漆黑的夜空，照亮人们昏暗迷茫的眼睛，让权贵人物们惊羡与妒忌甚至打压，让黎民百姓心中亮堂、过瘾和仰慕不已，虽历经千年岁月的浸摩，至今前来草堂驻足拜访的人们仍络绎不绝。当你进入草堂中的《杜诗书法木刻廊》，看到这些从馆藏的历代名人手书杜诗真迹中精心挑选镌刻而成的诗书长廊，你感觉自己就被诗歌和书法包围了一般，诚惶诚恐而又心生敬畏。这是杜甫的人格魅力，更是中国诗歌的魅力，也是中国文明的至尊骄傲！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李白和杜甫无疑是雄踞于诗歌巅峰的，他们被郭沫若赞誉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其成就后人无可比拟。作为贫民诗人的杜甫，他的一生遭遇了干戈战乱，饱经了漂泊逃离的忧患，阅尽了人间生死离别的苦难，家国之思积于满腔，报国热情无处宣泄，诗歌便成为他最后吞吐倾诉的选择。由于诗人的人生遭际和诗歌路程跨越唐朝的有盛转衰，他虽身居草堂，却倍加关注民生，洞察人间疾苦，忧虑国难家患，创作出大量“铺陈时事”，“致君尧舜”，匡世济时，被誉为“诗史”的传世诗作，故被尊为千古“诗圣”。

唐代诗人韩愈在《调张籍》一诗中，对杜甫的诗歌给予了极高评价：“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南宋诗人陆游在《读杜诗偶成》中赞誉杜甫：“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在杜甫的诗歌中，虽有《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江村》等清新如画，寓意喜人的篇章，但更多的是《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反映和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悲愤诗篇，他把诗歌倾推到了现实主义的巅峰。而他描写日常生活，以诗言志的诗歌，也是别有一番情思和意境。登高则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临水则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秋日是“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写冬日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赞马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描鹰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怀宋玉便说“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凭吊诸葛亮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些作品，由于感兴幽微，寄托宏远，意境饱满，感情浓烈，沉郁顿挫，读来令人荡气回肠，酣畅淋漓。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读出了大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过小茅屋，我们似乎看到了大唐帝国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

冯至在《杜甫传》中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成都的杜甫草堂，是千秋“诗圣”诗歌和灵魂的寄托地，也承载着一个民族矢志不渝的精神膜拜。

杜甫草堂担当了烟霏想桂丛的隐逸生活

杜甫从困居长安10年，安史之乱后陷贼和为官3年，到最终漂泊西南成都，杜甫的人生遭际、世事沉浮和致仕结局，使他逐渐产生了“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诗）的人生无奈和惆怅。唐代士人的隐逸之情，在杜甫的心灵沃土中隐隐地滋生出来。

杜甫没有像其他唐代士人那样，将隐逸的目光投向名山大川和古刹寺庙，而是倾注于他自己亲手搭建的草堂中。“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这就是杜甫描述的归隐和出仕的栖息地。

当我们漫步在杜甫草堂里，便是满目的翠绿葱茏，暗香浮动的鲜花和惬意舒畅的诗韵。高的是各类树木和劲竹，矮的是藤是萝，从草堂的照壁开始，直到最后一重建筑工部祠，都被绿树和藤萝包围着，而在参差不齐的浓绿中绽放的梅花，更是杜甫的最爱和诗蕊，将草堂点缀得雅致而含蓄，清幽而斑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草堂从园林设计到植物布局栽培，无一不是遵循杜甫诗中描绘的景致和诗意营造的，呈现出自然逸趣和诗意文韵相融合的邈远意境。政治理想频遭失落的杜甫，恐怕也只有在这个草堂中“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了。

杜甫在寄居成都和草堂期间，恰逢他的好友严武镇蜀，力荐杜甫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并让他入府做幕僚参谋。可官场上浮躁虚伪的气氛和刻板死寂的生活，使他无法适应和隐忍。万般无奈之下，他多次向好友严武提出辞职：“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在遭到好友拒绝的情况下，杜甫又一次借机含蓄地向好友提出了请求：“露漪思藤架，烟霏想桂丛。信然龟触网，直做鸟窥笼。”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思念桂花飘香的田园生活，想离开死水一潭的幕僚生活的愿望。严武看到杜甫态度如此决绝，最终同意他回归草堂生活。至此，杜甫彻底与政治告别，与早年宏大的政治抱负说再见，过着既苦且悲，漂泊动荡的生活，“人事伤蓬转，吾将守桂从。”在西南羁旅久了，杜甫思乡的情感又越来越浓，发出了“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的绵绵乡情。“桂丛”成为杜甫回归草堂、隐逸自然的精神具象。

古代文人入仕受阻或出仕难达夙愿，往往选择归隐和隐逸，以寻求心灵解脱和精神慰藉。唐代以前，人们眼中的隐士是：“古之所谓隐逸者，……盖以恬淡为心，不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北史·隐逸传）唐代的隐士，不再注重外在的山林行迹，而是注重追求心灵的自由达观，大多采取仕隐两兼的隐逸形式。

我认为杜甫选择的隐逸方式，是出仕经历了政治陷害和寄希望于风云际会的理想破灭后的决然隐逸。唐代李群玉在《放鱼》中诗云：“早觅为龙去，江湖莫漫游。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钩。”诗人借鱼寄意，指出功名利禄是诱饵，诱饵背后是杀机；唯有早日归隐，才能获得身体和心灵的自由。杜甫早年从政当左拾遗时因得罪唐肃宗而差点被杀头；安史之乱后因只身投奔远在灵武（今宁夏）的唐肃宗，不料途中被叛军抓获又差点殒命。所以，杜甫在《严中丞枉驾见过》中就有“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早就表达了要像张翰等一样见机知隐的意愿。

这就是杜甫在漂泊寄居西南11年中，为何独爱草堂，垂青草堂，坚韧地用诗歌缠绕覆盖草堂的真切缘由；也是唐代的文人墨客和现代的芸芸众生们朝拜杜甫草堂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情感纠结。

（原刊2010年《飞天之旅》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