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三烦

在“官本位”思想很浓厚的中国，当官封侯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逐的目标。在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人们依然期望通过毕生奋斗获得一官半职，成为衡量和体现一个人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凭借吃苦耐劳、精业乐业的工作劲头，在年龄还不算太大的时候，还真的混得了一官半职。一则说明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不赖，二则说明党组织及领导对我的信任和认可。鉴于此，我的工作干劲也就更大了，每每总能得到组织和领导的肯定及赞扬。只是在我并不太短的为官经历中，在赢得了为官的虚荣名利和社会声望后，也深深地为“为官三烦”所困扰。

一烦冗长繁多的办会和开会。

俗话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中国党政机关的会议多，我认为在世界上应是名列前茅和“相当”出名的，说严重点我认为都“会议泛滥”、“会议成灾”了。具体表现是会议名目繁多、议程庞杂、时间冗长、内容空洞、参会范围较广。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程序重于议题，空话套话胜于真抓实干的具体措施。结果是办会的人加班加点、耗神费力，讲话的人腰酸气短、口干舌燥，听会的人思想抛锚、昏昏欲睡，让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整天忙于应付会议，无暇抓工作落实，会议效果和工作实绩打了双重的折扣。

从我的工作岗位和职责来讲，一是要主持筹办各种各样的会议。办会的第一任务是准备领导讲话材料，这是会议的中心内容。往往是领导的讲话材料过关了，会议也就准备成熟了。准备领导讲话，也由一些不成文的“内在肌理”，也即讲话领导的确定和讲话材料的内容分工。办会者要根据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党委分管领导和政府分管领导的层级与工作分工，从宏观管理和微观操作、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发展和廉政建设等层面进行谨慎合理的划分。当然，还有讲话材料行文长短的把握，领导讲话先后次序的安排等，也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这些问题确定后，起草讲话、修改讲话、讨论讲话，讲话材料之间的衔接通稿，就成为煞费苦心的事了。记得有一年我参与起草一个领导的综合性讲话材料，我们材料班子的一帮人，通宵达旦地在办公室干了半个多月，吃的是方便面和火腿肠，到最后人都搞得精神萎靡、信心颓废不堪了。这样做的原因是讲话材料总是过不了关。领导要讲新思路、新点子和新举措，我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写呀写，写出的东西，领导都认为不“新”，但领导又谈不出具体的“新”的意见来。所以，我们起草的讲话材料难随领导心意，过了三关都没通过，搞得我们苦不堪言。后来，随着我工作岗位和职务的调整，我上升到了为领导讲话材料审核把关的层面，责任依然重大。秘书人员拿出的草稿成熟完善一些的，修改起来会轻松些；秘书人员对材料主题理解有偏差、准备不充分，完成的草稿修改起来就颇为费心，有时还需要自己亲自“操刀”。修改把关时注重的是宏观要求高度的提升，微观操作环节的细化，国家相关政策的对接，基层情况信息的对称，讲话材料之间的责任划分，表述内容深浅轻重程度的把握等。一般讲，我担当的这个角色，一旦进入“资深”角色，只要我审核过关了，领导也就基本上过关了，把关者和领导皆大欢喜。

长期程式化的办会方式，使领导的讲话材料也成了“现代八股文”。讲话材料都要穿靴戴帽，至少三段成文，大一、二、三，小1、2、3，一是、二是、三是，一要、二要、三要，先总体肯定或评价工作成绩，后宏观性找出存在问题或差距，最后提出工作要求和建议。每一部分内容在段落上都靠虚话衔接串联，每一段内容前都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套话，全文“重要”到底。所有会议的领导讲话都准备书面材料，一则使领导讲话对书面材料有了依赖性，以至于大小会议都准备书面讲话材料，连主持小的会议还要准备主持词，我感觉领导如果脱离了书面材料似乎就不会讲话或不会主持会议了。二则使领导的即兴讲话水平退化或萎缩，有些领导的即兴讲话水平本来是很高的，有些可能即兴讲话水平稍弱点，但讲的机会和时间一多，也就锻炼提高的很不错了。问题是我们这种办会中的形式主义模式，却弱化了领导自身的讲话水平。

在我从事政府秘书办公工作的十几年里，我感觉原酒泉地委书记陈宝生、原酒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金寿等，都是即兴口头讲话的高手，他们做重要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都不拿稿子，常常安排秘书做录音整理，他们的讲话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措施具体，语言生动，文采斐然，让机关干部群众肃然起敬，拍手称赞。这应是我们领导干部讲话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领导讲话都要达到陈宝生、李金寿等那样的水平，主要是倡导不要搞过于形式主义的东西，大型会议的工作报告写成完整的书面材料，一般会议将会议要点列成提纲即成，其他小会短会让领导即兴讲话。要在党政机关中大力倡导领导即兴讲话、讲短话的风气，逐步克服机关办会上的形式主义作风。

二是我要陪同领导，或代表领导、代表单位参加各种各样、名目众多的会议。好多会议开完就完了，也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有时需要程序性的主持会议，有时还要有分寸地发个言、讲个话，讲的往往也是程序性的套话和虚话，不能把领导要讲的话越俎代庖了。

三是由我主持召开各类协调会议。这类会议相对内容实在，主题单一，主动性以及会议时间都由我根据会议内容灵活掌握，克服了长会、大会的枯燥乏味。

客观上讲，为官者筹办会议、参加会议以及召集会议，都是安排工作、宣传发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作形式。并不是我既想为官，又不愿筹办会议或参加会议，而是我认为我们的会议已经演变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碍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所以，对目前官场盛行的会议风气，我感觉不胜其烦。

二烦伤身耗神的吃喝。

古人讲“民以食为天”。吃饱喝足本来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可非议。可能中国人是穷惯了、饿怕了，所以在吃喝方面格外重视和讲究。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肚子”，以至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经济条件改观了，人们又追求吃好、吃档次、吃水平和吃规格，尤其是党政机关的接待工作，对这个度可就真的不好掌握了。于是，接待中的攀比之风和奢靡之风越演越烈。党和国家为此下发了大量的文件和规定，三令五申限制接待标准和规定，想刹住党政机关大吃大喝之风，但人们总以“招商引资”、树立“对外开放形象”、表达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忱等“工作理由”，使一个个规定和制度付之东流。

党政机关超越规定的饮餐接待，既花费了国家和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在党政机关工作中负责或参与接待人员增加了“陪吃陪喝”的烦恼。生活条件好了，接待水准自然高了，接待中光上的酒种类就有很多，白酒、红酒、啤酒以及饮料等一应俱全。虽说根据客人级别对上酒水的档次做了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因讲究热情和档次，上的酒往往都是超规格的。接待中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好客，主人就要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名目和说法劝客人喝酒，先是“新闻联播”，再“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最后是“嘉宾特约”，一轮又一轮，将气氛推向高潮。为了让客人喝酒，为了表示敬酒者的诚意，我们这些陪同接待的工作人员轮番敬酒时，经常是“客人随量我喝干”，客人没喝好，我们先喝倒。真应了一句酒场上的俚语“要想喝好，主人撂倒”。

原先的接待是正式宴请一次，其他时间安排工作餐招待。现在是顿顿都安排宴会，不上酒客人认为不重视，不劝酒宴会气氛就冷落，有怠慢客人的嫌疑。而餐餐上酒和劝酒，我们陪同者的肠胃受不了，肠胃一造反，搞的陪同的人心里特难受，陪客人吃饭喝酒就像喝毒药，苦不堪言。有些接待活动，若主管领导外出，请其他市级领导出面陪同，领导们也是处于健康的考虑怕喝酒，所以不愿出面陪同。有时接待就连科长、秘书等工作人员都是能躲则躲，不愿意陪酒。更要命的还在宴会结束后的“第二酒场”。有时为了加深与上级领导的情感，或者是办成重要公事，或请领导协调解决重大矛盾问题，或是迫使重要投资商最后能“一锤子定音”，敲定投资项目和资金，不是在客人房间早早摆好“第二酒场”，就是在KTV包厢再设场子。“第二酒场”也是白酒、洋酒、红酒、鸡尾酒、啤酒等一揽子全上，一会儿敬这个酒，一会儿劝那个酒。酒喝到这个阶段时，基本就分不清酒的滋味和好坏，管不了主人与客人的区别，更是无暇顾及肠胃的造反情绪，是真正的“舍命陪君子”，需要敲定的事情十拿九稳就成了。从这个层面讲，酒的魔力还是很大很大的。

像这样的接待和陪酒，在年纪轻、身体好的时候还是能顶得过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这样拼命的做法，无异于慢性自杀和竭泽而渔。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身体上的有些毛病已经暴露出来，我在坚持吃药的同时，医生嘱咐不要喝酒。但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上酒场不行，上了酒场不喝酒更不行。我也断断续续坚持在禁酒，但都是一次次中途而废。主要是不喝酒无法很好地招呼客人，领导不太满意我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效果；别人请我吃饭时不喝酒，过多的拒绝与频繁敬酒的较量，在言行上可能就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造成主人、客人之间的尴尬和不愉快。(www.daowen.com)

鉴于上述因素，我只能在尽量少喝酒上做文章。我自己的实践反复证明，要想少喝酒，最好的办法是不进酒场。我对可参加可不参加的礼节性宴会，尽量不参加，由秘书陪同市领导参加；由我主持接待的宴会，尽量带几个能喝酒的工作人员；别人请我的酒场，我尽可能委婉拒绝，即便是去了，若喝酒的气氛太激烈，中途寻机会离开；重大接待中时不时偷偷在酒杯中斟上水蒙哄过关，再就是采取“其他小动作”，尽可能在肠胃中少进酒。时间长了，还是起作用的，喝醉和喝难受的时候很少了。只是要完全禁酒，还是不现实的。

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酒又是一剂棉里藏刀的温柔杀手，适量喝是琼浆，过量喝是毒药。历史上因过量喝酒而贻误大事、丢掉性命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酗酒事件也是司空见惯。前几年，我的一位秘书同伴，因身体有毛病，属于绝对不能喝酒的症状，但该同事工作上碍于情面和自身处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就向单位和领导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一直陪同领导招呼客人并喝酒，等发现身体无法支撑时，为时已晚，病入膏肓，很快就远离我们而去，给妻小留下无尽的哀思。身边发生的事例，应该说是对我和我的同行敲响了警钟。但警钟若不常响，人就会麻木而任惯性推入喝酒的快车道，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做我所从事的工作，就得时时提醒自己与喝酒做抗争，若放弃了与喝酒的抗争，就等于放弃了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三烦亲戚朋友的相托。

古代有“一人得志，鸡犬皆仙”的说法。从古而今，一个家庭中若出一个达官贵人，即使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沾光添彩，还使整个家族光宗耀组。这一传统陋习绵延至今，使我这个在政府机关混得一官半职的人深受其累，有时甚感烦忧，还无处诉说。

在我二十多年的机关工作经历中，就一直被“为亲戚朋友办事”这个问题所困扰。我刚工作的前几年，因工作经验和阅历浅，能力也有限，亲戚朋友们找我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年轻也没感觉有什么负担。正是由于我年轻幼稚，当一个朋友因家境困难，要送只有初中学历的弟弟去参军，苦苦哀求我给他弟弟办一个高中毕业证书时，我出于同情心就给办了。结果在入伍审核阶段被他人举报，组织追究下来，领导差一点将我发配乡下或给纪律处分。这件事对我教训很深。调到地区机关后，因工作岗位的关系，亲戚朋友们找我说上学、招生、分配的事情比较多，对这个问题我开始有了压力和烦恼。有些事经过努力，在政策和规定的框架内可以办理，亲戚朋友当然高兴；有些情况要办就会违背政策规定，当然不能办理，何况有前面的深刻教训在心，我不能丢掉“饭碗”去给亲戚朋友办事，这个底线我是始终坚持的。但是，有的是我的长辈，有的是至亲，反复找我，反复诉说，亲戚朋友们不高兴，我也是左右为难，有时压力也大，有时自己跟自己生气。

随着我工作岗位的变化和工作职务的调整，亲戚朋友们找我办事的越来越多，所办的事情也“大”了起来。大的方面涉及工作调动、职务升迁、职称评审、招工招干、招生就业、项目承揽、协调资金、疏通行政审批事项等；“小”的方面有子女就学和转学、家属业务培训考试、交通事故处理、索要工程款及工资、工作岗位调整、办理退休退养、落实社保资金、协调处理各类违规罚款和工作生活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各种婆婆妈妈的杂事。我的工作业务本来就很忙，且大多是协调处理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基层上报、上级部门催办的各类常规工作和大量的矛盾问题，为了防止公务忙而忘记亲戚朋友交办的私事，经常在办公桌上一张便笺记录公事，一张便笺备注私事。公事办完了，抽时穿插办理一些私事，办理完的划掉，一时办不了的就暂时放着。问题是事情办不了的，一直放在眼前我心烦，亲戚朋友们催促我心更烦，有时也忍不住将个别亲戚朋友训斥一顿，训斥后我也自生闷气，感觉只有想办法尽快办理了，内心才会安慰和解脱。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民亲戚和普通百姓朋友的疾苦还是深有体会和深表同情的，加之面情比较软，对亲戚朋友们找上门来的事情，总是记挂在心中，尽最大力量去办理。当然，违法的事我是不会办的。问题是时间长了，有些亲戚朋友们把找我为他们办事看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一种得寸进尺，一种理直气壮，让我苦不堪言。有的亲戚朋友让我办了自己的事，接着办子女的事；有的办了自己的事，还要办妻子的事；有的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提出要解决提拔问题；有的解决了工作调动，稍后又提出岗位调整问题；有的办理了他自己的事，又包揽要办他亲戚的事。等等的现象，不一而述。

面对这种情况和现象，我常常暗暗思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因素在作怪？怪亲戚朋友吧，他们认为大家都在这样做，他只找我办了一、二件事，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人换位思考，人多了我就承受不了。怪我自己吧，不办我心里也同样过意不去，亲戚朋友们还会责怪我当了个一官半职，“架子大”，不给人办事。有时我也愤愤地想，党和组织给了我一个领导岗位和职务，这倾注了我几十年的智慧和汗水，那是我辛辛苦苦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取得展现人生价值的一个平台。我为官并没错，我得到的职务，按官方的话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并不是为亲戚朋友们取得了一个办事的“绿色通道”。当官后为了亲戚朋友们一直求人办事，怎么连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都没有了？

有一次，我与一位市级领导无意中谈到这个话题，这个领导说，在中国当官者表面很风光，于私实际上是为亲戚朋友们在当官，当官者为此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听了这番言论，我真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诚然，我不应该是亲戚朋友们办事的“奴才”或工具，亲戚朋友们的生活要靠他们自己去创造，我的生活也是我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我生活的不行，我去找谁？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和中国的官员们悲哀！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和现象，放到历史的长河和更宽泛的空间中去思虑，终于发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作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一个人若是在社会上混出个一官半职，或成为所谓的“人上人”的达官贵人之后，好像天经地义就得为父辈兄长、兄弟姐妹、亲戚亲属、同学朋友等帮忙办事，你如果不办或办得少甚至办不成，你这个“贵人”反而“有问题”、或对不起人，还得背负骂名和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酱缸因子”，对我们今天为官者造成了人格和精神的双重伤害。

当我洞悉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后，对亲戚朋友相托办事的问题，我就有了新的“策略”。对已经为其办过事情的，再给我说事时，我就会有意的疏忽或淡忘，催促紧了我虚于应付一下，免得我包办了他们家中所有的事情；对有些亲戚朋友们提出的问题，确实属于“弱势群体”的，我给酌情办一下；对有些人提出的过高要求和违规办理事项，我明确回答无法办成，也让他们不心存幻想。这样一来，也把我解脱了。因为不用经常求人办事了，好像我的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我有感于这些年的为官体会，对官场上的办会开会、接待吃喝、相托办事三个问题进行浅层次的分析，目的在于自我安慰和自我解脱，同时也是我为官心路历程的一段真实记载。但愿随着中国与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接轨，这些问题会逐步有所改观。

（200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