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古镇的文化魅力

如果说英国的剑桥是一位婉约的窈窕淑女，牛津就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我进入牛津大学城，恰是一个天气清朗的早晨，街心一个十子尖顶的小塔在温湿的晨光中迎接了我的到来，据说这是牛津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牛津“老人”的面孔在我眼前纷至沓来，次第绽放。牛津的建筑风格千姿百态，古色古香，相映成趣地熔铸耸立在并不规整的街道两旁。灰色中透黄的墙体色彩，褐色与白色相间的房顶小塔，传统的尖顶造型，城堞式的建筑边沿，椭圆与方形交织的窗棂，线条流畅滚圆的石柱，精雕细刻的人物雕像和艺术造型，镶嵌门楣上的各色徽章，爬满古枝老藤的石墙石窗，斑驳的、泛着绿意的残垣断壁，尤其是我还看到了一个气势卓尔不凡的大门，缠绕垂吊着细密的藤枝，让我联想到这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垂垂老人，又使我感觉到像是一个沉沉睡去的老者的墓道入口。难怪英国有句民谚：“穿过牛津城，就犹如走进了历史。”

牛津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是当之无愧的。她的教学活动可追溯到1096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漫长历史。穿行在这个千年学府城，更多的是感受到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与沧桑，文化精脉传承下来的气场与色泽，人类智慧交融碰撞所镌刻下来的文明圣光。你看，那里的庭院街衢、石桥小路、城堡教堂、雕塑艺术和古树老藤，无不承载着牛津教授和学子们昔日瑰丽的梦想及辉煌。我在不慌不忙的穿梭中，先后走过了耶稣学院、市政厅、拉德克利夫图书馆、圣玛丽贞女教堂、牛津大学叹息桥（也叫毕业桥）以及莫德林学院等，牛津的代表性建筑及学院依次闯入我的心魄和灵魂，让我一时半刻还难以承受和消解。不过，牛津大部分的学院是不对外开放的，虽然我们从大老远的中国赶来参观，但牛津却管不了那么多，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学院门口伸长脖子去探视那些院落深处的景致。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在牛津900多幢古朴精美的建筑群中穿梭徘徊，慢慢体悟他独特的历史建筑文化以及浓郁厚重的学院气息。

我猛一转头，只听同伴说那就是牛津大学的叹息桥，来牛津“到此一游”的纪念性标志。果不其然，那就是我在书籍和媒体上经常看到的牛津标志性建筑造像。细一观察和琢磨，实际上她就是两栋楼之间的一座过街天桥，桥楣上还锈迹斑斑的，似乎一扇窗户上的玻璃已经破碎，拱形结构，中间是穿越行人的通道，既不高大，也不气势，不知她的鼎鼎名气从何而来？不管怎么说，万里迢迢来到英国牛津，拍照纪念总是免不了的。牛津给我印象极深的圣玛丽贞女教堂，教堂坐落于牛津大学城中心，在17世纪以前一直是牛津举办大型会议和音乐会的场所。她的正门是一个高耸的哥特式风格独体建筑，整个教堂就是一个精致典雅的音乐厅。教堂里面的装饰简约庄重，墙壁上一排排的圣玛丽雕像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置于两个小厅中间上方的管风琴精巧雅致，线条舒展流畅，极富音乐的质感；一幅模仿于梵蒂冈教堂的欧洲油画美妙传神，引人驻足遐思，听说临摹画师仍然健在；更加美妙惊艳的还是她的玻璃画，禁不住让人惊叹无声，玻璃画中的人物及背景被窗外的光线映衬的生动逼人，凸透感极强，恍如“圣母玛利亚”从天堂脉脉地飘逸而来。值得一提的是牛津的拉德克利夫图书馆，她的建筑风格极像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圆锥形造型，独具神韵，安详别致，从外形看不出是一座图书馆，但她的确又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建筑历史达400多年，藏书500多万册，仅次于大英图书馆。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又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公共博物馆，早在1638年就向社会公众开放，馆中搜集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并设有艺术考古的附属图书馆，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参观亮点。

牛津最大的学院是基督教堂学院，创办于1525年，学院钟楼每晚9时零5分，会敲响101下，这是为了纪念建院之初的101个学生。马格达伦学院是牛津最美的学院，其巨型方钟楼是牛津的标志，已有500年的历史。而墨顿学院与大学学院、巴里奥尔学院并称为牛津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学院。牛津大学自建校以来，为英国培育出了众多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从牛津先后走出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50多位首相中，就有30多位毕业于牛津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铁娘子著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牛津瑟蒙威尔学院的高材生；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希思，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也都毕业于牛津大学。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弗兰西斯·培根曾在牛津学习和任教；天文学家哈雷曾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哈雷彗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爱略特也曾在牛津学习深造。还有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艾略特的《荒原》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殿堂中完成的。如今的牛津大学是由35个学院组成的联合体，有学生1.5万人。众多的学院散布牛津全城，其古色古香、敦厚沉寂的楼堂殿塔，构成了牛津城的主要建筑景观。市内12万人口，城市生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学生的需要而组织开展的。

牛津又是一个充满遐想和故事的学府城。走在这个小城里，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可能就藏着让人回味无穷的精彩故事。千余年来，这里出了太多的名人和伟人，他们或以此为人生起点，或以此为历史舞台，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等领域里自由地驰骋，有些人甚至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和坐标，也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徜徉在历史伟人们曾经就读的牛津校园中，我们可以尽情放纵自己的思绪，想象他们当年多彩多姿的生活和情调。在牛津市的中心地段，我们看到了很多琳琅满目的咖啡店、书店、酒吧和快餐店，那是学子们流连忘返的地方，据说牛津的咖啡更是韵味悠长。街道上穿梭不息的行人中，大多是充满朝气和才气的年轻学子，他们是牛津“老人”生生不息的血脉传人。漫步在这个充满神秘、梦想、希望和宗教色彩的小城里，往往会忘记现实世界的纷扰和喧闹，忘却历史和现实的分界线，让灵魂重新在历史的长河里荡漾，我们远逝的青春的旗帜，也会梦幻般地缓缓飘舞在教堂的顶端，迎风飞扬，激情四射。牛津，你充满了太多的、诱惑的生命色彩！

牛津为何兴盛近千年依然魅力十足、声名远扬？探究个中原因，主要是牛津的办学思想是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提倡独立思考和个人创造精神的发挥，与其实行的“导师制”和“学院制”教育管理模式密不可分。有人将牛津“导师制”的教育体系概括为“合作探讨式”的教学模式、“德智合一”的教育理念和“温馨家庭式”的教学氛围。关于这个问题，现代一位幽默大家李格曾在其所著的《我所见的牛津》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算是对牛津“导师制”教学模式最好的解读。

“我所以仰慕牛津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还未受到一种衡量‘成绩’的风气，未沾染上驰骛于看得见，可以示人的“能率”的热狂。牛津大学的整个教学制度，是叫贤才占便宜，而让凡庸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愚钝的学生，经过相当时期，牛津大学也给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的意义，不过表明他吸过牛津的空气而未坐狱。社会对于多数的学生也只能期望如此而已。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也无须踏着步等待最后的一双跛足羊跳过篱笆，他无须等待别人，他可以随意所之，向前发展，不受牵制。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就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著名作家林语堂也在《话牛津》一文中说：“这也许是英国之所以伟大，也就是牛津之所以伟大的缘故。牛津太不迎合世界潮流了。因为他不迎合潮流，所以五百年间，相沿而下，仍旧能保全他的个性，在极不合理之状态中，仍然不失其为一国最高的学府，一个思想之中心。所以‘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唯我独尊’，这种精神求之于中国，唯有康有为、辜鸿铭二人而已。”牛津数百年来保持了他的教育教学传统、格调以及鲜明的个性，也就是中国的大学所一贯标榜的“办学特色”，才灼灼矗立在世界高等学府的巅峰之上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的大学以及教育行政官员们不得不深思和借鉴的地方。(www.daowen.com)

牛津的“学院制”教育管理体制独具特色。尽管牛津的办学经费大部分由政府出资，但牛津的各个学院相对独立，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具体的教育教学管理政府并不干预。牛津大学犹如是各个学院的联邦，校长是一项荣誉职位，主持学校的所有重要仪式。学校的实际工作由一位副校长负责管理，副校长由各学院轮流产生，任期4年。牛津各学院的教学管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每个学院自行聘任管理教职员工、以及与学院所包含科目有关的一切学术性事务；自行承认、监督、监测所有毕业生相关科目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牛津曾发生过前首相布莱尔出面疏通一位考生的录取问题未果，布莱尔在一个私人场合发了一句牢骚：“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牛津师生知道后，学校立即取消了原定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并对政府干预学校的招生事务提出了抗议。牛津“学院制”的教学管理体制由此可见一斑，这让中国人真是难以想象的。

牛津虽说距离中国遥不可及，但牛津对中国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1604年，牛津的博德林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图书资料，之后的牛津大学校长等英国名人贤达先后大规模向学校捐赠中国图书，以供师生们学习研究中国学问。1876年学校开始设立汉学讲座，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里雅各被聘为牛津首任讲座教授，他在1886年翻译出版了28卷的《中国经典》，至今被西方学界视为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和其他古文献的权威译本和参考书。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我国甘肃敦煌和新疆盗走的大量经书及文物，运回英国后曾在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进行整理和研究。1938年，牛津聘任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出任第四位汉学讲座教授。1961年牛津成立东方研究所，集合各学院学者从事东方学研究和教学。1994年牛津又整合成立中国学研究所，对中国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中国的逐步崛起聚焦了世界的目光，也聚集了牛津老人“老到”的眼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津并不衰老和落伍，他又是年轻和鲜活的。

说到牛津大学，我们不得不说到中国的大学问家钱钟书以及他的夫人杨绛。1935年7月，年龄尚不满25岁的钱钟书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便与杨绛结婚后同船前往牛津留学，1938年秋又同船回国。钱钟书与杨绛的牛津学习和生活，不但使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学问，还收获了他们的独生女儿“圆圆”—钱瑗，可谓学问、婚姻双丰收。钱钟书在牛津古镇的“围城”中潜心钻研学问，为他日后写作《围城》作了良好的学术性、现实性铺垫；而牛津严谨务实的学风、学术氛围与他集大成的学术代表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互为因果、相映成功，沉淀为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治学理念。《谈艺录》是作者选取中国古代写诗话用札记的体例，历时10年完成的一本文艺理论批评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管锥编》又是集作者数十年心血的煌煌学术巨制，他索隐探微，审慎缜密，披沙拣金地注释了10部中国古籍，由于作者学贯中西、东西融合的学养，使这部著作察古可以知今，见今可以知古。《谈艺录》和《管锥编》堪称“灵蛇之珠”、“荆山之玉”的人类文化瑰宝，而学术著作中接通中西文化桥梁的，就是牛津古镇上那座闻名遐迩的“叹息桥”，尽管它只是架设在建筑群间的一座过街天桥，但谁人不会为从“叹息桥”上一路走来的钱钟书先生大加喝彩呢？

还有被誉为“东学西渐”第一人，林语堂称其为“走路宛如天地间唯我独尊”的辜鸿铭先生,也是从牛津大学的“叹息桥”走向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等地游学，并最终遵从父命“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辜鸿铭凭借自己天才的记忆力和超凡的勤奋，在二十出头就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会通中西的青年学者。据记载，他会操着9国语言与外国人辩论，一张利嘴，几乎骂遍西方人。辜鸿铭不但“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同样是无人向背的。凌叔华称他“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我想辜鸿铭能取得如此高的学问，不能完全归功于牛津。但牛津至少为辜鸿铭这样的“天才+怪才”，提供了一个充分张扬学术个性的平台，疏通了一个走向学术殿堂的思想通道和治学门径。

我从牛津学府城中出来时，天空依然明朗而向好。在返回的大巴车中，我不由自主地又将牛津与中国的大学对比起来。从牛津的身上，我看到的是英国大学的沉静、古老、高贵、典雅、庄严、神圣、自尊、自爱和安详，卓然独立而又默然前行，保持传统而又有选择地吸纳现代精华，在高贵的格调中拒绝时尚的浮躁和张扬，凸现了与众不同的鲜明办学个性。与其相反，中国的一些大学喜欢一哄而上的凑热闹和“追风”，追逐好大喜功的大校园，哗众取宠的大牌子，不切实际的大科研，商业气息浓厚的大市场，官僚色彩浓郁的争权夺利甚嚣尘上，铜锈味充斥其间的学术造假欲盖弥彰。我们大学的师生们大多耐不住寂寞，坐不得冷板凳，心气浮躁，急功近利，见异思迁，巧夺豪取，寡廉鲜耻，心安理得，一些人甚至滑到了人格和学术的道德底线之下。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一些大学还过分追求现代化和功利化，反而将古老的文化艺术和传统精髓打烂和粉碎，注重了外表的现代化，内质空空如也，真正是迷失了自己，丢失了根本和自我。这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这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派诗人梁小斌的诗所疾呼的那样：“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讲，背弃了大学的办学内核，就等于丢掉了开启大学校门的“钥匙”。诗人梁小斌为此坚定地倾诉：“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实际上，我在牛津就找到了我们丢失的钥匙，关键是我们既要有承认丢失钥匙的勇气，更需要有接过钥匙打开大门的坚强信心和力量。牛津以及剑桥们都在遥遥地注视着我们呢。

（2010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