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病毒的斗争

病毒的历史即一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史记》也曾用“疫”、“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这些也许可以认为是人类对流行病认识的“萌芽”。从《史记》起到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西方也有多次大流行，如公元前4世纪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14世纪的黑死病等。

黑死病病毒

牛瘟病毒变种

长期受疾病流行困扰的人们开始积累对它的认识，并推测引起流行疾病的病原。分子生物学家指出，传染病病原及与其有“亲缘关系”的细菌和病毒，在家畜和宠物中流行。比如麻疹病毒与牛瘟病毒相近，科学家推测古代农民因经常接触染病的牛，就携带了牛瘟病毒的一种变种，也就是现在麻疹病毒的“祖先”。

追溯传染性疾病的源头，农耕文明时人畜的朝夕厮守往往成为新的传染病的来源。

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耐尔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的。

显微镜诞生后，对病原的关注到了相当高度，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

科赫采用牛、羊和其他动物做实验，发现了结核杆菌。他发明用固体培养基的“细菌纯培养法”，首先采用染色体观察细菌的形态，并运用这些方法，分离出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杆菌，同时确证这些细菌与疾病的关系，提出了“科赫原则”，作为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疾病的病原的准则。

1566年就有了关于疯狗咬人致病，即狂犬病的记载。

1889年巴斯德指出，狂犬病这种病原物是某种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过滤性的超微生物”。1892年俄国的伊万诺夫斯基发现其病原能通过细菌所不能通过的过滤器。科学家发现这种显微镜下看不到病原物，用试管里培养细菌的方法也培养不出来，但它能扩散到凝胶中。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病原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有传染性的活的流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病毒”。

狂犬病毒(www.daowen.com)

人类在最早的狩猎和采集文明阶段，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考古学认为，约在1万～1.1万年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农耕文明阶段，人就跟家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了。

历史上死于来自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不是美洲原住民对流行病如此缺乏免疫力，美洲的历史完全可能被改写。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由于海洋的隔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与病毒，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抵抗力。

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区区168人在秘鲁登陆时没想到，天花病毒会在短时间内消灭这个丛林帝国，留给他堆积如山的金银。早在1520年，天花就随着一个受感染的奴隶从古巴抵达墨西哥。大肆流行的瘟疫使他们失去了一半人口，包括皇帝。侥幸不死的人也被搞得筋疲力尽，无心抵挡欧洲殖民者。墨西哥也因此人口锐减。

天花病毒

黄热病度

虽然新大陆也有众多人口和拥挤的城市，但它未曾把致命的疾病传播给欧洲人。这是因为美洲缺乏这些疾病的源头——家畜，欧亚大陆的流行病是从已驯化的群居动物疾病演化来的。美洲土著人只有5种驯化动物:火鸡、羊驼、鸭子、豚鼠和狗。这些动物要么不群居，要么与人的接触没那么紧密。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对殖民者有利。热带地区的疟疾、霍乱和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致命的传染病。黄热病原本局限于非洲西部。非洲黑人对于该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旦感染虽也会出现头痛、发烧、呕吐等症状，但数天后即可痊愈。由于近代的贩卖黑奴活动，黄热病被带到了美洲，毫无抵抗力的白人、印第安人和亚洲移民成为黄热病的牺牲品。最严重时，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拿破仑对黄热病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麻疹病毒

这里还有一个现代的例子:格陵兰岛气候严寒，人口稀少，交通不便。1951年4月，一个正处在麻疹潜伏期的水手从丹麦哥本哈根来到格陵兰参加集会，引发麻疹流行，4212人患麻疹。

不难看出:人类历史与人类疾病史有着关联性，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