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盖性、整体性的人文精神

杜：我完全赞成。事实上我就认为，儒家作为一种涵盖性、整体性的人文精神，就既碰到精神性的问题，又碰到自然的问题。儒家可以为人类进一步的存活，以及各种价值的体现提供这样一个思路。政治哲学长期讨论的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如何安排个人的问题，所以西方从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或者为了个人的尊严，或者为了个人的自由，或者为了个人的人权；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多半是在处理这两个问题。现在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不仅处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而且主要以个人的尊严作为核心的价值。这有Hobbes（霍布斯）的那种忧虑，就是政府变成强权，因为人与人处于斗争的关系。自由主义想从程序政治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有人性的社会，要突出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存活的可能、个人的发展等一批最核心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如今到了21世纪，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三个向度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第一个就是从社群的角度。它是这样一个思路，以前威廉·詹姆斯讲过，没有个人的创意，社会就毫无活力可言；但如果没有社会的同情和鼓励，个人的动力就会枯竭，所以个人和社会要健康互动。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个人的价值都要靠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富足、社会的和谐来保障。所以中国和美国在人权对话方面不要意气用事，或完全搞成政治上的斗争，而要平等互惠地对话。比如中国说，我们第二代的权利，包括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不仅跟第一代的政治权一样重要，可能更先在。美国说，你必须有政治权，人权要高于主权。这些都可以辩论，可以讨论，而且有互惠的可能。这第一个向度就是社会。第二个向度是自然。不管以前讲的“经济人”，或者以前讲的那些价值，都没有把自然这个维度带进来。没有把自然带进来，共生共存就成问题。人类和自然能不能有持久的和谐？谋求持久的和谐人类就要改变生活方式。以前启蒙那套价值没有考虑自然对人的存活是关键的，因此没有为现代人生活的改变创造思路。它没有要求你做一个素食者，要求你寡欲，要求你不要浪费资源，没有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些价值。第三就是精神世界这个向度，要讲人的意义，人的终极关怀。我为什么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有这四个向度，个人、社会、自然、天道，以及由这四个向度展现出来的四个方向。以前不注意，因为怕个人受到外力的干扰，要保护个人，但从来没有要求个人修身。为什么冯契的贡献很大呢？因为他想从儒家的修身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在这方面看，他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从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安顿的问题来讲，以前我也提到过，就是每一个人的素质都是人类社会能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用很平实的话讲，这些素质就包括，不能做损己损人的人，也不能做损己不利人的人，或者损人利己的人，最好是做利己利人的人。这种要求我相信绝对不过分，对讲政治自由的人也可以作为参照。

卢：刚才已经提到了，现代性导致了巨大的危险，吉登斯他们把它叫做risk（风险）。这种风险已经跟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的风险不一样了。它不是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的危险，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危险。吉登斯把它叫做人为的风险。这种人为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它使得人类生存已经失去了安全感。比如不断积累的核武器，不断积累的核废料，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上垃圾堆积得越来越多，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等等。中国传统文明，从古代来讲，诚然经常遭受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但它绝不会造成像今天这样巨大的人为风险。那么就此而言，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明有它的优点呢？

杜：上次我去参加InterAction Council，遇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已八十多岁了。他说，现在也许美国一国的核武器的杀伤力就是二战所有武器杀伤力的一千倍，可以毁灭好几个地球，而这就掌握在像布什这样的人的手里。这些人傲慢且无知，非常危险。另外社会贫富不均，赤贫的问题很严重。中国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2 400万人以上是赤贫，基本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假如你再把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因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这种现象恶化得非常快，影响非常大。这种完全不刹车的心态本身导致了无限的物质追求。再说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又没有其他任何机制，因为跨国公司的力量很大，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可能是贫穷国家资源的总和。再加上生态环保的问题。怎样重新和地球签约，人类社群怎样寻找一个处世之道，怎样使得世界各洲的人都把非洲的问题当成自家的问题？《纽约客》以前登载过一幅漫画，地球是一个救生艇，我们都在救生艇里面，它已经要沉了，结果有几个站在顶层的人说：“你看，幸好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殊不知，不多久就轮到他们了。有人甚至说，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解体了，但社会主义解体后，接下来就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存活问题。

所以我想，如果回到前面提的人文精神，我们不是讲deep ecology（深度生态学）吗？事实上，人文学也有深度的人文学和人文精神。它考虑的就不是一般平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好到了这个时代，就是到了该认真考虑“何为人”的问题的时代了。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是大问题。人生不过百年，但可以活得非常有意义。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不要说宇宙大化，人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可言？从儒家的人文关怀来看，第一人是观察者。《易经》里讲“观”，观天地之化育，上观天文，下观地理，观就是观察。任何物种不被我们观察就和我们的存活无关，捕捉猎物也罢，为了生存也罢，它要被观察。人的“观”与其他物种有质的不同。从地理的角度看，它是全球的，甚至还要跳出地球中心主义，走向更大的宇宙大化。这是人的观察。正因为这个观察，人从美学的角度讲是一个欣赏者，对宇宙大化，对各个地方展现出来的山河大地，特别是对自然界的美景，甚至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他都可以欣赏。

卢：这就是“赞天地之化育”。

杜：对。再下来他是一个参与者。你从观察到欣赏到参与，再往前看，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不仅是个创造物。假如人的自我理解是这样的，从这方面看，我们才讲，人与人的问题，人的修身的问题，都不只是具有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而已，还有宇宙论的含义，所以非常全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如果进一步问，你刚刚讲的，经过了那么多自然灾害中国居然能够存活下来，那就是说，“天作孽，犹可活”。如果说人文化成，天生人成，那么就有些例外。中国以前还有补天的观念，女娲用五色石补天。这个当然不是中国主流的神话，可能来自苗族，不管它。但是“自作孽”是不可活的，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对它自己这个社群应该怎么样。所以，21世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人的自我理解问题。我们要追问：何为人？这要有一些普遍原则和价值。不要说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我们对人类所碰到的困境可形成某种共识，进而大家都接受某些基本原则或价值。当然会有重叠的共识，让各种不同的传统进行交流对话，犹太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儒家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佛教的传统、印度教的传统、神道教的传统、原住民的各种传统。(www.daowen.com)

对这样一个大叙事，该说与我们不相干，过时了，还是该说它有一定的价值？其实Thomas Berry持这样一个看法，即使你从后现代或解构主义的角度把很多东西都解构掉了，文化、历史、国家、个人都解构掉了，但是地球的出现乃至人的演化，这个伟大的故事你解构不掉。转过来重新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改变，可以重塑，可以重新解说，但没办法把它们统统解构掉。甚至我们所有的根源性都没办法解构掉，你不能解构你的族群，你的语言，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乃至你的信仰社群。但是这些又不是限制你成为具体人的枷锁，而是成全你，使你成为一个充分的人的助缘。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牟宗三说这是层层限定，层层破除限定。比如，正因为我属于我的族群，我才可以对其他族群和我自己的族群做出贡献。我是女性，但是通过我的性别我对男性有一种理解和认识，而不是无休止地进行性别之间的战争。但这中间因为权力的关系，比如男性的权力比女性大，所以女性主义者想要平权。儒家的基本原则是，越有钱有势的人越应该对无钱无势的人做出贡献，对全球社群的安定做出贡献。现在一个值得鼓舞的现象就是极有钱极有势的人极想办慈善事业，这是很好的现象。你看看今天的《纽约时报》，讲从洛克菲勒开始的大慈善家的情况。

卢：今天时间不早了，就到这里吧！我就要回国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但这次在哈佛的时间不允许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注释】

[1]王安石变法时也力主“法先王之政”。

[2]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的关系并不好，由领导人发动的频繁的运动（即斗争），闹得人人自危。

[3]有研究普世伦理（universal ethic）的学者认为，普世伦理只能是最低的伦理要求，即“薄的”伦理要求。

[4]意思是不带任何“厚的”价值观（如基督教或佛教价值观）的持价值中立立场的人，如罗尔斯设想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不带自己善观念的理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