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我们要考虑一些实质的问题。要怎么考虑，我现在没有一定的看法。如果找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个切入点就是关于人权的问题。这个切入点是这样一个思路，这中间也是错综复杂的，有一批从事儒家伦理研究且很有造诣的美国学者，对人权本身发生了很强的质疑。最有名的一个就是Henry Rosemont，他讲过荀子，讲过莱布尼茨和儒家的关系。他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非常认同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的抗议精神，他对美国的资本制度深恶痛绝，而且对美国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很反感。他曾在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授课，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很有认同感。他一个人帮助复旦大学三十多个大学生到美国各个大学学习，而且现在（他们）都有很好的造诣。他认为人权大有问题，第一个就不能接受将人权扎根在个人主义。他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关系网络。我说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非常重视“中心点”。他根本不重视中心点，只重视关系网络。他说：我Henry Rosemont是一个具体的人，我就是我父亲的孩子，我孩子的父亲，我妻子的丈夫，我朋友的朋友。社会角色定位我是谁，把社会角色拿掉了，就没有我了。所以，他批评人权。人权观念认为，我尊重你的人权，你尊重我的人权，我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我在尊重你的人权的同时，可以剥夺你所有其他与人权不能挂钩的资源。我们前面提到的“经济人”非常突出人权的价值，但他一点同情、责任、慈悲、关爱都没有。他批判这种观点。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你一篇文章，它在我和狄百瑞编的《儒家和人权》里面。Joshua Cohen是罗尔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现在到斯坦福大学教书了，他就曾针对这个问题和我交换过意见。我讲儒家的人权观，他做了评论。他说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把人权立基在领导者的责任基础上。他的思路是怎样的呢？他说，是否可能实质上让每个人都得到人权，但其理论结构却不是在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比如说，儒家有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一个人越有钱，越有势，越有资源，就越能为社会所有人负责。孔孟以来的抗议精神都是从这里下来的。所以，在一个政权中，如果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责任感能发展出来，就可以造福于民。这种责任感不是要求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我赐予你什么，他是从公仆的角度来行使他的领导权，他对你有关爱和责任。因为这个原因，每个人在社群里都有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赐予的，你要做一个领导你就非如此不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不符合这个标准，我就可以批判你，从臣子来看我可以离开你，从老百姓来看就可以革命。在这个压力下，你必须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各种资源你都必须保障，没有保障的话你就失职了，失职的话你就应该改变，不改的话我就有权要你下台。从这方面可以发展出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很健康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人，都有权利要求。在这个思路上你才能把罗尔斯所讲的要向弱势群体倾斜的那个观念落实了。倾斜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来倾斜。从目前的美国而言正是反其道而行，以前的双语教学给搞掉了，以前让富裕的白人社群的孩子坐汽车到另一个穷困社群的学校去上课的要求也没有了，另外给少数族裔的孩子留下大学录取的配额也被取消了。全部去掉以后，有钱的人越有钱，有资源的人越有资源。而且他们一直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很危险的信念，就是只要财富增加，一般情况自然会好。事实证明没有出现他们说的那种改善现状的情况。共和党，特别是布什，对所谓自由市场有很奇怪的浪漫心态，他们做的所有决定都有利于跨国公司、富商大贾和有权有势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民主党比较能照顾无依无靠的人，但因为它属于地方政治，被边缘化了。(www.daowen.com)

我最后再谈一点，到底儒家哲学讨论的是私德还是公德的问题。这和Hadot讲的精神训练的问题有关。在自由主义的潮流里，可以不出现修身的问题，因为修身问题是你个人的问题。但在儒家的传统中，从《大学》开始就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非常清楚，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能够修身，特别是你要在政治领域发展，修身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领导者、被领导者、有权有势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士农工商，都要介入这个领域。这是基本训练，基本道德。

卢：所以我觉得梁启超讲，中国传统私德发达，公德不昌（“私德昭彰，而公德缺损”），这可能是个比较简单的判断。你只能说，在儒家那儿没有明确区分出公德和私德，也没有剥离出一个作为全社会所有人基本要求的底线的公共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儒学里不包含公德的思想。我觉得您关于private morality（私德）和personal morality（自我道德）的区分是很有意思的。能不能讲在每个人的道德实践中，他的private morality和被他自己认同的public morality就正好是他的personal morality？能不能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