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道德进步

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特别是伦理学圈子里，也曾经出现过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是滑坡了还是进步了这样的争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物质的繁荣，甚至科技的进步，但是道德却滑坡了，因为人欲横流，刑事犯罪迅速增加；而毛泽东时代曾经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况，所以他们认为是滑坡了。但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认为不能这样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来了个性的解放，国民的独立自主性提高了，权利意识在生长，所以道德是进步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使得经济增长了，科技进步了，但是就中国目前情况来讲，道德没有进步。但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命题放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背景里，来评价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相对于中世纪的文明是不是一种进步，就不能这么简单武断。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比如说经济增长、物质繁荣、科技进步，这些方面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讲资本主义相对于中世纪就是带来了道德的堕落，没有丝毫道德的进步呢？我们能不能这么判断呢？

杜：我觉得我们应该对经济决定论有一些质疑和批评，但是历史发展阶段论，甚至贝拉讲的宗教发展阶段论，大概不能不接受。不能不接受的意思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完全从物质来看，你刚才提到经济增长、物质繁荣、科技进步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交通的发展使我们对全球有了实际的经验，这是以前的人类文明无法想象的。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出现具有全球意义的思想家，以前黑格尔这些人物多半是靠想象，没有具体的经验；人类也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能够离开地球去反观地球。如果完全用黑格尔那套观念，绝对精神（consciousness）是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的，而这几个发展阶段和实际的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在这一点上我接受卡森斯的说法，而他是受德日进，法国一个很奇怪的神学家的影响。我对德日进也很有兴趣，这个人有未来学的眼光，他对未来的判断、预言都很到位。

世界上有一个德日进学会，上次它的纪念活动是在联合国的大会场里召开的。法国来了一大批学者，中国也来了一大批学者，但中国的学者多半都是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因为德日进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好像与北京人的发现有关。他作为一个对旧石器时代有研究的paleontologist（古生物考古学家），是非常专业的。他在中国十三年，大半都在黄土地进行发掘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在他的整个传记里，没有人发现他的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自己没有说，人家也没有理由断定。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他大概没有接触到像样的思想家。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法国的贵族，我相信他认为他思想中的那些东西在中国没有什么好谈的。当然这是他的傲慢。他到今天还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从他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个复杂化的面向，以前的二分法、线性思维必须改变，需要一种多元、复杂、多层次的思维方式。

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们要重新看我们的时代。如果照雅斯贝尔斯讲的“轴心文明”的说法，“轴心文明”影响了世界好几千年，现在如果说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文明，它当然和科学技术有很大关系。另外，以前所有轴心文明的出现都是相对独立的，也许它们是第二序思维，也许是超越观念的突破，但现在不管你属于哪个大的文明，你必须要通过对话，大家要面对面交流。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以前如果你在佛教社会，在印度教社会，在中国儒家社会，或者在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社会里面成长，那么其他宗教你可以不接触。2006年香山会议的时候，荷兰前总理Ruud Lubbers就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他是荷兰人，做总理十二年了。他出生在荷兰一个天主教家庭，而荷兰主要是一个新教社会。他说他在城里长大，一直到17岁才碰到一个中学同学不是天主教徒，而那个人还是个新教徒，仍然是基督教文化里的人。现在这种情况不可能了。我们这边有个教授叫Diana L.Eck，她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影响很大，叫The Pluralism Project，关于宗教研究的多元主义和多元化。在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她完全在波士顿地区做研究，找了很多研究生，了解波士顿地区有多少种不同的宗教。基督教也有很多教派，不管我们说邪教啊，旁门左道啊，甚至相信魔鬼啦，相信巫师啦，总之有很多种。她做了研究，发现在波士顿地区宗教是应有尽有，它的多元多样使人惊讶。不管哪个教派，都有多元多样的情况。另外比如华人的基督教会，你也接触过不少，它们也有它们的特色。比如台湾来的传教士，大陆来的传教士，每一个地方来的都希望有自己的教会，而且它们之间不一定沟通得很好，所以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第一，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说因为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物质主义，它在道德上就是堕落的。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坚持回到夜不闭户，为人民服务，大家关系都很好的那段时间^[2]，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代所代表的是强权控制下的极小的生活空间，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表面上有些自由，其实都是虚伪的。我觉得杀伤力很大的一种做法就是鼓吹那种大公无私的人格形象。在伦理道德上看起来，这种人是纯粹的，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也是没有任何自我的。这是通过政治话语塑造出来的形象。若真的要成为年轻人的典范，那就是“洗脑”，那比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方式更残忍。浪漫地认为那个时代更好，想回到那个时代，我认为是荒谬的。如果往前看，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一些价值确有阴暗面，这毫无疑问，因为它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甚至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斗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伦理价值就是个人的解放。你刚刚提到，关于人权意识的增强啊，个人活动空间的扩大啊，个人选择自由的提高啊，等等。它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发现它是更复杂，你的选择也更多，你要再回到那种还没达到这个阶段的社会，第一是不可能，第二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回去。你可以说他被腐化了，他堕落了，但他不会愿意回到过去。(www.daowen.com)

但是，如果这个空间没有很深刻的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不谈社会资本，不谈文化能力，不谈伦理智慧，不谈精神价值，那就非常危险。现在我觉得大的危险是从市场经济直接进入市场社会，而且可以说是社会各个不同领域的市场化。在政府，在企业，在媒体，在学术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中都有这样一种市场化的倾向。这样一种倾向会导致非常难以回应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也就是维持社会的最基本的social fabric（社会基本组织结构）会解体。这种社会基本组织结构是一种无形资产，而不是有形的结构，它被市场化摧残得太厉害。其实，就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讲，“市场”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观念。市场不应只是一个熙熙攘攘、唯利是图的地方。不能说，有些人是为义，有些人是为利，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要维持市场的健康，需要大家都尊重它的许多重要价值。法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另外还有公开性、公开度、公平竞争、信用。很多以前完全属于道德伦理的观点，后来都变成经济制度了，比如trust（信贷）、insurance（保险）和welfare（福利），这些都变成经济制度了。其实每一个经济制度后面都有丰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理念。如今，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有一种自我认同，他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关于道德情操的研究，所以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不把《国富论》当做他的品牌，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认同自我，这与苏格兰的启蒙有很大的关系，与休谟这些人物有关。当时也有很多人谈到，如果中国走了苏格兰启蒙的道路，走了这条英国的道路，而不是走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道路，中国发展的路线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并不比实际走的路线糟，可能还有非常大的长处。

从各方面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现代社会在很多地方绝对比“文革”时候更复杂，因此更多元多样，解救它的途径更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可以创造的机缘特别多。你如果和世界接轨，中国正与西欧、美国接轨，而且中国要在西欧、美国的国际秩序里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你不可能用一种简单的、清一色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考验的伦理价值来面对更复杂的、更多元多样的、法律机制更全面的复杂社会。你对它说教是没用的。现在大家平起平坐，对话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怎样能让传统中国的复杂思维成为我们在国际对话中的非常深厚的资源。你想，西方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学术谱系非常深厚。他从中学开始念书到大学，整个古典传统，从古希腊罗马通过中世纪一直到启蒙运动到现在，对比较像样的人物他们都有一定的理解；即使没有从头到尾把人类思想精华都看过，但最重要的观点已经内化在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而且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是所有西方精英，包括哲学的精英、文学的精英、艺术的精英、历史的精英、政治的精英、经济的精英的共同语言基础。你在任何地方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可能发现一个政治家没听过西方历史上那些名人的名字。

中国的情况差别太大。我们怎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谱系和丰富资源活用起来？至少单从儒家传统来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张载、朱熹、象山、阳明、刘宗周、戴震，包括现在新儒学的那一批人物，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些东西学人都应该知道。西方的东西我们不说耳熟能详，也要知道一些。我们在深化对西方的了解时，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我们可以找几家，我甚至认为，可以在西方找几家，中国找几家，建立一个一般的认识框架，然后钻进去。有时候仅有一家，你就能钻进去，比如由大卫·休谟你能钻进去，由康德你能钻进去，由黑格尔你能钻进去，由马克斯·韦伯你能钻进去，任何一个大家你都能钻进去，进而把西方的重要思想当做你自己的内在资源；在中国学术思想方面也要能钻进去，对大体的脉络不能太生疏，这样，我们就有了跨文化对话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