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上次您谈到,如果西方也有进步主义,它是不是和欧洲中心论密切相关。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过了。下面我想问的是,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类的科学和艺术进步了,道德上就会堕落。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
杜:这个课题的确有意思,我们要从儒家的精神到西方启蒙进行全面的反思。我提到过很多次,在启蒙刚开始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这一批人,都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参考。这中间的经历你很熟悉,伏尔泰和卢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他们两个人的思路分歧很大。伏尔泰非常认同儒家,卢梭则对儒家很有怀疑,因为他的理想是要找高尚的原始人,所以他对文化的腐蚀性非常敏感。他对康德的影响非常大,康德的思想是从卢梭的问题开始的。卢梭有一个基本的设想,这个设想后来就发展成一般意志(general will)。这个“一般意志”有很大影响,很多人说毛泽东也受到它的影响。
卢:有中国翻译家把general will翻译成“公意”。(www.daowen.com)
杜:对,就是公意。从这方面可以了解,卢梭认为人类文明在某一方面的发展会造成它其他方面的堕落。一方面他有一点道家的意味,道家对机械、工业、社会、文化这些人为因素的发展都持怀疑态度,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方面的发展,认为这些发展绝对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相信卢梭也持这样一个论点。我不一定能抓住这个论点后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但德国浪漫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可能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资源。
如果从儒家的传统看,这个观点有两面。一面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不丢掉人的原初存在的直觉,孟子讲的“四端”都是人的原初存在。如何“求其放心”?“放心”就是如何把已放出去的心收回来。把心放出去之后,原初的智慧,“良知”、“良能”可能就照顾不到了。“放心”可能有很多原因。孟子也讲了,他不是禁欲主义,但是他反对欲望的过分发展,所以他主张“寡欲”。“寡欲”就是少一点欲望,但是“食色性也”这些都是要满足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社会,或者他们说的“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浪费的情形不得了,我相信孟子不会赞成。所以,一方面一个人有原初的善心和由儿童的自然、天真、浪漫所发展出来的人性,这方面的价值很高;另外他跟道家有很接近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说儒家在发展的早期曾受道家之类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曾受法家的影响。因为受法家的影响,儒家就逐渐支持了专制政体。儒家跟专制政体,跟官方意识形态有合拍的地方。道家那条思路不说一定批判现实政治,但至少脱离现实政治,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你甚至可以说儒家这个大传统的发展,并非只有儒法之争,它是两种力量在儒家内部的发展。一个就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一个就是用政治权威来腐化、利用道德资源。我以前常用这个例子,从司马迁的立场来看,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有独立精神,而“曲学阿世”的宰相公孙,还有汉初的叔孙通,则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可能是主要的矛盾。
另外一面,我相信儒家和道家很大的不同就是,儒家把文化当成“人文化成”。“人文化成”就是要一方面转化这个社会,另一方面“赞天地之化育”。“赞”意味着转化社会,其实是替天行道。人类创造出的文明有几个特色。它一方面使人的各种不同价值能够充分体现,它创造意义;另一方面它在创造意义的过程中要和自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精神相配合。所以,它一方面注重人的原初智慧,另一方面注重人文化成和人的发展。卢梭所担心的,儒家不能说不担心,但是儒家是从正面来肯定文化发展的,所以伏尔泰比较能够接受儒家的观点。伏尔泰和卢梭有很重要的辩论。在英国也一直有这种类型的辩论。有些受到中国儒家影响的人,对考试制度、官僚制度的发展,对儒家突出精英主义都表示赞同。在中国思想界你们提的很多问题,在西方也有所反应。也许西方做出的反应是对中国问题的折射,这个折射是面对西方自身碰到的大问题来进行探讨的。但是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绝对把中国当做重要的参照,而且他们并不一定觉得他们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超过了中国,在很多地方中国有不少长处可以为他们所借鉴。这跟19世纪黑格尔以后,到20世纪,一直到今天的这条路线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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