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俗的神圣与神圣的凡俗

杜：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般人对它理解得不够。Herbert Fingarette（芬格莱特）就提出，儒家是以凡俗为神圣。凡俗的神圣（或神圣的凡俗）就不仅指大自然无尽的奥秘，也指人的日常生活，指我们常讲的life－world（生活世界）。最平实的日常生活里就有无穷的奥秘，看你怎样去体味它。《中庸》阐述了凡俗生活的非凡价值。为什么中庸的境界比奋不顾身的牺牲自我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勇更难得？就是因为它要求我们在凡俗的生活中体现神圣的意义。孔子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4]大家都饮食，每个人都过日常生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了解人生价值里最核心的东西。如此看来，如果你有这种思路的话，有对自然奥秘的体悟，有对它的自然主义理解，并体认到自然的超验维度，那么，与儒家不仅没有矛盾冲突，而且相辅相成。

卢：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有兴趣就谈，没兴趣就不谈了。我认为文明是不可以没有科技的，只是科技不可以凌驾于道德之上。您曾经谈到过儒家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生态学转向，我好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过。那么，您认为科技是否可能也出现一次生态学转向呢？我认为现代科技仍然是预设主客二分和还原论（归约主义）的科技，同时它也是征服性的科技，而这种征服性的科技事实上已经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灾难。您看，今天的生态灾难实际上不仅与工业体系有关，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流行有关，实际上也与现代科学所追求的方向，与现代科技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有关。我们上次谈过在“质子加速器”里去加速质子，吴国盛等人就把这种研究叫做对自然的“拷问”。因为，自然中原来没有那些东西，我们只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一种人为的、极端的条件，去造成一些自然现象（实则人为现象），以便能够发现“科学规律”，进而根据这些“科学规律”去改造环境、制造物品以满足我们的贪欲。现代科技就带有这样一种很强的征服性。它并没有按自然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本然状态去认识自然事物，所以它所指导的工业文明才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那么将来的科技有没有可能出现生态学的转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杜：有一种提法和你的看法比较接近，就是“科学的人化”问题，humanization of science。意思就是，不仅从科学技术理性来看，科学的发展有一种内在逻辑；西方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真理，所以，它把所有其他的价值都淡化了。它不惜代价用一切方法来了解自然，因为自然的奥秘不容易为人所理解，这种追求真理的态度当然有价值。所以，一个科学家的人文关怀不是从事科学研究本身所必需的。当然，科学家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这个情怀。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说科学理性本身是不是也应该包括一般所了解的非科学的人文关怀？你提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和牟宗三问儒家能不能开出科学、开出民主有关。它能够开出的科学不是实证主义、逻辑实证论所理解的科学。牟宗三讲“良知的坎陷”，我不认同这个观念，这不是坎陷的问题。良知内容非常丰富，它有内在转化的可能。良知也是一种理性，理性里面还包括合理性，包括沟通理性和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只是理性的一部分。怎样发挥其他的理性，使得工具理性不成为宰制性的？怎样超越量化的、狭隘的真理观？更宽广的真理观大概和意义世界不能分割。(www.daowen.com)

启蒙的组成部分是科学理性的发展，这是它的核心。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是技术，他们认为他们所追求的是了解真相，而且越来越精细越深入，科学研究的尊严和吸引力即在此。科学家认为严谨的科学研究与松散的人文研究乃至宗教信仰截然不同。但是，科学研究也涉及信仰；如果不说信仰，至少也是一种承诺。在承诺中还有很强的愿景，这种愿景吸引着科学家们，使他们全神贯注。我妹妹是科学家，专门从事基础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她研究的是基因内部的变化。她现在最大的忧虑和愤恨就是受到政治的压力，只能做与实用有直接关系的课题。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的人与做研究的人是不同类型的。即使拿到医学博士，想要做研究，还要拿一个科学上的PhD才有资格。现在让医学博士来领导做基础研究的人，因为希望研究成果能立即治疗艾滋病、癌症，这对她做基础研究是很大的干扰。有人把生物学弄得很神妙，认为发现人类基因组是了不起的突破。但是，从我妹妹她们做的研究来看，发现人类基因组只是初步的初步。发现人类基因组只相当于把地图展现出来了，但是这里面每一点和其他点的关系是什么，还没开始研究。而且不要忘了，如果两点之间有互动，那么整个地图就要改变。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比如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经过细胞染色体的分化，它在人的生长过程中，怎样长出各种器官？这个奥秘不要说对人，即使对鸡，对狗，对更低等的动物都还是一个谜。这中间需要突破的课题很多。

今天所谓“大科学”的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有时是一个国家都不能负担的。美国本来想造比瑞士的CERN更先进的加速器，但因为需要的资金太多，被国会否决了。现在几乎每个领域中大科学的研究都是如此，不可能像爱因斯坦或天文学家那样，拿一支铅笔，一个本子想问题就行了。科学研究对技术的依赖太大。天文学家如果没有哈勃望远镜，可以观察的范围就受到限制。所以，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体现的一个特殊现象。第一个政府要投资，人类社群要投资。我们是把一大笔钱用于做这个研究呢？还是救助穷困的人呢？还是处理艾滋病的问题呢？科学不可能与其他领域脱节，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人文考虑、人文关怀被提上日程。最突出的是生命伦理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像迈克尔·桑德尔就参加了总统特派的生命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处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