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天人合一”

卢：儒家的“天人合一”被认为是儒学对当代思想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但是我想“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而不可以理解为人与终极实在的完全合一。所以，我主张在自然环境与作为终极实在的大自然之间做出区分。我讲的终极实在相当于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大全”，就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大自然，也相当于儒家所讲的“天”。理解这一意义上的大自然或许应注意两点：第一，大自然是“存在之大全”，即是至大无外、无所不包的，从而是无限的；第二，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而不是所有死物（或客体）的集合。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环境指很具体的自然系统，比方说太阳系中的地球生物圈就是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你可以讲自然环境是有限的，但是“大一”或者说“大全”是超越的，是无限的。所以，我认为“天人合一”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融合，而不能理解为人与终极实在的完全合一。“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或许是更好的说法。我做出这个区分，主要还是借鉴了基督教的某些智慧。比如在基督教中觊觎上帝的全知全能是一种罪过。但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某些表述，比如“心即理”，心与理合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或者“圣人为天地立心”，这样一些表述有时会误导人们，认为人心可以把握宇宙的所有奥秘。我觉得这是不太确切的一种表达，尽管它与现代性的狂妄相比，不会导致宰制自然的狂妄，但我认为它仍然是一种狂妄。所以我一直觉得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有些表述容易引起误解。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这个当然是大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教授冯禹，原来是人民大学毕业的，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天人关系”。当然除他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研究。中国传统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多元多样，并非只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路，也有“天人相争”、“天人相抗”的观念，比如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其实这中间就有怎么样靠人来转化自然，甚至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当然，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现代所提出的那种了解甚至宰制自然的傲慢，因为实际上不可能。但是它的逻辑被推到极致就可能导致这一面。我们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而毛泽东特别强调“愚公移山”。另外，还有“大禹治水”，这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种观点，我认为是健康的，也和《旧约》里讲到的诺亚方舟那种消极的方式不同。《旧约》认为，如果上帝发大水，那么你是不能够对抗的，你的唯一出路就是逃避，等到上帝让水退了以后你才能回来。而中国在这方面所体现的是人定胜天的精神，不仅是改变自然，还要通过人的创造力使得自然灾害转化为能够恢复“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文化成，把洪水改变为有利于人们维持生活的灌溉系统，因为洪水是变态，必须使其转化为常态。大禹的“疏通”不仅是把水给疏通了，另外，把人和“上帝”（天）的关系也疏通了，把人间的关系也疏通了。我觉得意义深长。

不过对你所提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钱穆当然是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界的大师大德。他在晚年，大概九十多岁了，由他口授，由夫人胡美琦女士记录了一个非常短的，大概只有一千多字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副题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可能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人心和天道的合一。这篇文章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以后，台湾的学术界，包括他很多最亲近的弟子，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该文原是庆祝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的贺词，他的夫人后来又把它在刘梦溪所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再度发表。再发表的时候加了一篇长序，在序里她就提到，当钱先生口述时，她曾质疑说，这不是老生常谈吗？钱先生非常生气，说以前讲的现在还可以讲，以前讲的没有新意，现在讲的有新意。他说这是他的彻悟，就是说不要掉以轻心，要理解他的新意。我刚才讲了，这篇文章在台湾没有引起什么震撼，但是季羡林先生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写了一篇对钱先生的文章的回应。在回应里，他把钱先生一千多字的文章全部收在里面。他说，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在大陆学术界很难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他认为，钱先生讲到了人和自然可以结合的问题，但没有谈到所谓终极实在的问题。唯物论也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罢，有“自然的人化”的提法。以前我认为这是对自然的侵略，但李存山先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然的人化也可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当然可以这么理解。季羡林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在大陆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包括李慎之、蔡尚思、张世英等很多人都做了回应，由此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海峡两岸，不少思想界的高人，如季羡林、张世英、钱穆、唐君毅，乃至牟宗三、冯友兰，他们都有这样一个理念，即强调天人合一的重要性。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就是他们确实感受到现代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仍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提供参照。

这个问题确实有两面，一个就是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天人关系；另外一方面，“天”是终极实在的理念，你刚才讲到冯友兰的“大全”、“大一”。在自然环境这方面，它当然有限；在终极实在这方面，天事实上是无所不包的。我认为，可以这样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天无所不在，无所不觉，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和西方上帝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两者各自的利弊也非常清楚。对儒家来讲，因为天不是无所不能，所以人要赞天地之化育。在基督教思想中，因为上帝是全知全在全能，所以人永远没办法理解上帝。因此，上帝有时对人文世界的残暴也是人所不能理解的，这个在《旧约》里叙述得非常清楚。如果用人的狭隘的心理来揣摩，上帝会生气，会愤怒，有时会把一个城消灭掉。消灭它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有一帮使上帝非常痛心的人，但毕竟还有一大批无辜的人。这到20世纪有很多大的悲剧，如纳粹。上帝怎么能让这些现象存在呢？很难回答，必须深思。

我也基本上接受，如张载那样讲人“为天地立心”可能导致你刚才所说的狂妄或者傲慢。这当然和现代性的狂妄或傲慢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它完全无害。它也可能有害，其害就是进一步阐发宇宙秘密的意愿被中断了，不会出现超越外在上帝的那些长处。这中间有最大的短处，我想余英时对此深有感触，他就对心学有强烈的反感。孟学大概有这一面，然后到了象山、阳明的心学，他认为这条线索实际上就引发了现代人的傲慢。我不一定接受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心学是反智识的，而朱熹代表的是尊智识。宋儒如朱熹分别“尊德性”和“道问学”，“道问学”跟科学理性有关系，“尊德性”则变成一种主观的傲慢，余英时认为，它后来造成了很大的祸害。他的诠释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是跟你刚刚提到的“圣人为天地立心”的那种观点，包括阳明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象山说“我注六经”，我心就是宇宙之心，不管圣人从东西南北出现，千万年不改变，这些观念可能会造成人的狂妄和傲慢。我的感觉和理解是，老的传统，比如孔子的畏天、敬天，比如“天地君亲师”，这是民间的传统，都有对天的敬畏感。有敬畏感就意味着承认，天确实有人的理智不管怎么发展也无法了解的奥秘。可是孟子却讲“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可以知天，特别是圣人。(www.daowen.com)

基督教传统认为，人不可能理解上帝，因为上帝是奥托（R.Otto）所讲的“全然的他者”。我们上次也提到亚伯拉罕牺牲他的独生子的故事，克尔凯郭尔却指出荒谬本身就体现了信仰的纯净。儒家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信念，而且还会反对这种信念。康德的道德哲学有三个最基本的预设，意志自由、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从人的理性角度来讲，他的意志自由预设其实比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更核心。他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就认为亚伯拉罕是不合理的，不合理也不合情，不合情理的话，上帝也不乐意。所以，康德对理性的普适化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人的尊严源于人的理性。因为康德有清教徒的倾向，所以认为人的感情或者人性中不能普适化的力量太多，所以不能把道德的最高原则扎根在人性中，所以他有抽象的形式的那套规约。从他的角度来看，纯粹理性批判不能接受“荒谬”的说法。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基督教吸收一些资源呢？我认为可以，特别是它的一个观念叫humility。humility事实上指谦卑，表示人的不得已，是对人的限制。我们已多次提到基督教的这样一种传统。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把相对变为绝对这个傲慢在基督教里不易出现，一个人搞“造神”运动，这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不大可能。你不能造神，神就是上帝。在中国实际的政治文化里面，圣王变成王圣，又能与天斗，又能与地斗。譬如“文革”时代就有把毛泽东尊奉为神灵的倾向，后来那“两个凡是”简直把毛泽东的话变成神谕了，这在西方传统里不容易出现。当然也有人说，希特勒的出现，也是西方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梵蒂冈在纳粹时代曾对现实政治完全妥协，严格地是说助纣为虐。这种情况也相当多。

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提过，面对极端的他者（radical otherness）可以是心灵解放的助缘。如果儒家基本的观点和基督教有那么大的不同，从儒家的角度看基督徒是全然的他者，那么和这个他者进行对话，对儒家当然有解放的效应。反过来说，不仅基督教，而且所有在人伦世界之外创造精神领域的传统，包括佛教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因为生态环保的关系，都必须面对地球，对此它们要有责任感。原来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地球是凡俗的世界，是被污染的世界。佛教讲，是红尘，净土不在这儿。那么红尘本来就是红尘，凡俗的世界本来就是凡俗的世界，因为这是恺撒的世界，恺撒的世界就是权力斗争、私欲横流的世界。你以前谈的几个问题，比如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成灾，本来从基督教、佛教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可争议的，它就是这样的。现在似乎不能这么看问题了。目前，基督教的主流是社会福音派，佛教是“参与的佛教徒”，台湾讲“人间佛教”，所以一个现代的基督教的领袖，或者佛教的领袖，他有开放的心灵，对我们现在碰到的空气污染、资源匮乏这些大问题，他当然要做出回应。这样，他跟儒家提到的课题就有合拍的地方。儒家除了面对现实世界必须要解决的游戏规则之外并没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我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应该发展两种语言，除了他们特有的语言，还有世界公民的语言。儒家传统里大概只有世界公民的语言，这是它的长处，当然也有缺失。

另外，我想提一点，如何理解“尽心知性知天”中的“知”。也许因为自然环境是有限的，人的知在了解自然方面可能有一定的长处，一定的通透之处，但也不可能全部掌握自然。“天”在儒家传统里确实有神秘的一面，这是老传统。说“心即理”，你不能在心外求理，这些思路，包括程颢和阳明的思路，把心等同于理，是不是说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奋斗，不经过学习，理就能自然地在心里呈现？这样的话，修身哲学讲不通，而他们对修身哲学事实上是非常关注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包括张载的四句话^[1]，以及他讲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我认为这种观点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理性。这在很多地方都是功夫，需要通过精神的磨炼，才能达到那个境界。这是冯友兰后来讲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是靠你的理性和一般的认识可以达到的，必须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锻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