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与他力

佛教，特别是禅宗，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精神资源。日本以西谷启治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将德国的海德格尔哲学与禅宗哲学结合起来。这条思路错综复杂，是20世纪中西哲学从对话而到融会贯通的范例。西谷启治介绍我认识了日本的一位禅师，叫做佐佐木，他大概四十多岁到美国，现在有八九十岁了，目前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禅师。在佛教里，“自力”和“他力”是两条不同的进路。强调“自力得救”以禅宗最为突出，而强调“他力”的是净土宗。比如说池田大作的创价学会就属于“日莲宗”，而“日莲宗”是以他力为主。他们每天念一千遍“阿弥陀佛”，从念本身来得到菩萨的照应。这些都是说，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要靠外在的东西，通过信仰得救。这在印度的传统，在日本，在中国都有，是从devotional（虔诚）来的。以前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够。对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的自力得救了解得多一些。这也就是牟宗三先生讲的“圆教”，心体与性体指同一真实（即实在），它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活动的。活动就是创造，人可以通过自觉的创造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我现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不能靠意志本身来解决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心理学上的抑郁症。你若患了抑郁症，你想靠你自己的力量跳出抑郁症加给你的枷锁，可能性有但都是特殊情况。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不少抑郁症患者选择了自杀。像我们汉学界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叫马汉茂（德国鲁尔大学教授），在他自杀前的半年我们在台北见面，谈得非常愉快，而且他看起来非常乐观。但他的夫人说他患了抑郁症，就要寻短见。他那么聪明，那么有创意，做出了那么好的工作，可他就要寻短见。家人知道他已经非常危险了，怎么防范都不行，结果一下子疏忽，他就从窗户跳下去了。另外，你知道华人世界中一位很杰出的作家，讲南京大屠杀的，叫张纯如，年轻貌美，她是用枪自杀的。她的家庭生活各方面都非常好，而且写书已经出大名了。她也是患抑郁症自杀的。

有些抑郁症必须要找医生帮忙。你如果没有外力，你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跳出来，很难，甚至不可能。如果因为心理的问题而影响到生理，使你的生理发生了化学变化，这不是靠你的主观意愿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人。因为按照中国的老传统，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自救。但是，你能够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你自己是不是真能够经受更大的考验，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家庭关系也是复杂的，在家庭中会出现难以消除的矛盾冲突，家庭中的有些问题不是仅靠善意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也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你担心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问题，也是这样。

而且这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人作孽，那么作孽的人本身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已经造成的孽？因为这些人已经是被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腐化的一批人，这是你讲的问题。这些人如何走出困境？儒家有一个很深刻的观点，在《孟子》里，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要出现一批有创造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不是一般的只说不做的浪漫人物，而是确实能够把事情付诸实施的先知先觉者。在中国社会这个思路一直到今天都影响非常大。我们现在讲要靠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政府的知识分子，而且要出现媒体、学术界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一条思路。所谓移风易俗，大家都觉得虚无缥缈，不知如何下手，但如果采取普通常识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希望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要成为损人损己的人，损人损己是粗暴的，对社会安定的破坏力很大，对任何人都不好；也尽量减少损人不利己的愚昧之徒，损人利己的人也必须减少；利己而不损人，虽然自私自利，但是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而最好是利己利人。

这个世界能不能转化，就看少部分的先知先觉者的影响能不能逐渐扩大。如果利己利人的人比损己损人的人多，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的人可以减少，这在佛教里叫转化。我想，不管从社会分析方面看，还是从政治等方面看，这都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为什么大家说要通过道德教育去解决各种问题？实际上非如此不可。但是从更宽广的领域来看人类处境（或者说困境）便可看到，20世纪是人类最残忍、最血腥的世纪。那么，21世纪是不是可以走向一种和平文化？然而，21世纪一开始就出现了恐怖主义，出现了“9·11”事件。而且现在看起来，美国所代表的这种心态是很不健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完全靠人类本身的自力，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假如不能，或者说力度不大，是不是必须承认他力的重要性？他力不一定是基督教的，也有佛教所代表的他力，就是某种超越人的主观意志甚至群体意志的另外一种更大的力量。在这方面，原住民的精神传统有突出的表现。原住民的长老事实上是最能够听到自然的声音或大地的声音的。

前面提到的那位神学家卡森思（Cousins），我曾和他对话多次，他说21世纪的先知是地球，因为地球可以告诉人类，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现在越来越明显。以前我们经常谈“天”，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使唤天；现在发现天受人的影响太大。那么人类的真正导师就是这批原住民的长老，因为原住民的长老最能够听到自然的声音。

也许我们应该把上帝的声音和自然的声音区分开来。在基督教里，上帝的声音不一定是自然的声音，除非你接受自然律观念。这个观念在天主教神学里很强。在新教特别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色彩明显的新教那里不很突出。它们不仅不突出自然律观念，而且主张宰制自然。甚至把自然、自然规律全部打破，只依照一个外在的超越，而这个外在超越也可能是自私自利、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表现。你看在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传教，所表达的信息有时很简单：你要信神，你就可以发财；你只要有坚定的信仰，那你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只要努力，把钱奉献出来，你将获得的更多。这种商业化、物质化的传道现在是主流。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是西方世界宗教性最强的社会，但是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全是在我看来不像基督教的基督教，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很有创意的是Unitarianism（一神教派），它是拒绝三位一体的，就是爱默生他们主张的，这个教派在美国的知识界有影响，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小，不超过100万信徒。

如果从深层的神学的角度来看，内在超越是否需要外在超越的支援和补充？我的回应是需要。这个需要有很多深层的意义。首先让我们看个人需要。你个人在很多地方完全靠自己的主观意愿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可能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特别在最深刻的自我反思中，你有时候可能把“私我”和“真我”混为一谈。实际上你是人欲横流，你钻营得越来越深，甚至越来越糟，但你自己还以为在进行创造的活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另外让我们看社会。神学家R.Niebuhr（尼布尔）讲过道德的人和反道德的社会。这个问题和屈原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是相同的。中国的仁人志士大半都不为社会腐蚀的力量所动，非要和社会腐蚀力量抗衡，才能站得起来。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另外讲到人类本身，我在想，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也可以承认，假如有一大批人真正地信基督教，真正地信佛教，信伊斯兰教，而且能够通过他们的信仰来转化人类目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所造成的困境，这是人类能够自救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大路，而这个力量大概要远远超出儒家的道德说教。事实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基督教真的能够转化人，基督徒可以把财富当做外衣，从铁笼里出来，那就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物质主义的束缚。就像鲁迅所讲的“铁屋”，人们能从铁屋里出来。鲁迅是很悲观的。对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来讲，这是唯一的人类自救的可能。从非基督徒的角度看，我们要做一个同情的了解，在整个人类社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把如何走出困境看做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如果不能吸收其他资源的话，不仅没办法理解人类目前已拥有的精神资源，甚至因为前面一再提到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局限，不仅做了井底之蛙，而且在井里越挖越深；不仅不能掘井及泉，而且把自己埋葬在深洞里。

这一段话好像跟我以前的理解有差距。不是说我完全放弃了以前的那个思路，而是我看到了另外一面，儒家传统可能照顾不到的一面。我自己一直说我是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这一点也可从我的上述观点中得到印证。如果不接触基督教，对儒家宗教性的理解，对天人合一中深刻的神学意蕴的了解就比较肤浅。所以，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儒家，对基督教创造出来的资源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虽然如此，但是我不能接受外在的超越必须取代内在的超越这一结论。这个思路有宰制性的傲慢。(www.daowen.com)

现在，外在的超越的突出价值，通过那么多第一流的神学家的努力，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而且已经在很多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生根了，已经认为是不可质疑的真理了。而内在超越这条思路的力量非常薄弱，受到各种各样的误解，这些误解来自哲学界，包括一大批人认为内在超越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冯耀明教授即坚信，根据他的分析，“内在超越”根本不合逻辑。我想，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也认为，既然是内在的，就不是超越的，是超越的，就不是内在的。有这样一种批评。当然，也有来自基督教的严厉批评。我有一个希望，就是在文化中国出现一批有原创性的神学家。韩国已出现了。日本只有百分之三以下的基督徒，但日本深入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人也不少。中国在利马窦以后，几乎没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神学家常驻中国，和中国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希望像我的谈友卡夫曼（Gordon Kaufman）那样在西方最有创意的神学家能到文化中国进行哲学对话。另外，世界级的华裔神学家至今还没有出现。很有影响力的像赵紫宸这样的神学家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值得尊重；但是世界级的、有创意的、为世界各地所重视的神学家还没有出现。就这方面看来，怎样在文化中国创造基督教神学的、而且是志愿向这方面努力的人，怎样从中国本土的资源，不仅从儒家，而且从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吸取养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最近，我和两位同道，木村幸子及其夫婿希蒂克（William Chittick）翻译了刘智的《天方性理》，我觉得出版以后将会有很大的震撼。除了利马窦在中国发展《天主实义》所代表的儒家和天主教的对话以外，还有一个传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明清之际中国有四大回教思想家：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他们生活在17、18世纪。我相信这个资源很丰富。既然在中国已经出现世界级的伊斯兰教神学家，而且在17、18世纪我们可以证明确实如此，那么中国也应该出现一些世界级的基督教神学家。中国思想传统中内在超越所提供的资源非常丰富，怎样去理解它？这可能是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应该重视的问题。

卢：今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谈到这里。

杜：好。

【注释】

[1]《论语·季氏》。

[2]指亚伯拉罕盲目服从的方式。

[3]《论语·微子》。

[4]《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