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儒家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之情相对较弱,相较基督徒

儒家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之情相对较弱,相较基督徒

时间:2024-05-0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与基督徒相比,儒家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之情似乎比较弱。儒家当然很不同。但儒家也讲敬畏,比如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预设的。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不管是从演化的方式出来的,还是从创造的方式出来的,都有其尊严。

儒家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之情相对较弱,相较基督徒

儒家之敬畏

卢:您曾经说儒家也要求人们敬畏自然,但是根据我的理解,儒家确实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赞天地之化育”。如果认为“天”或者“道”是儒家视野中的终极实在,“上帝”是基督教视野中的终极实在,那么我认为儒家对“天”远没有基督徒对“上帝”那么谦卑。所以与基督徒相比,儒家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之情似乎比较弱。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是不是误解了儒家?

杜:这是个大问题。不仅你有这个感觉,很多人有这个看法,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对儒家进行的严厉批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有外在超越的上帝,不认为上帝和我们之间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humility(谦卑)。我们平常讲modest(谦虚),英文里还有一个词叫humility,这个观念和中世纪神学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把自我乃至人类当做一钱不值的东西。

卢:当做criminal(罪犯)?

杜:不是criminal,因为你是有原罪的,是sinner(有罪者)。面对无穷光辉的上帝,你是一无所知的。而且基督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观念,就是grace,上帝的恩宠。我们能够得救,靠我们的信仰。不管我们工作多努力,没有信仰,工作的努力也不能使我们得救。上帝的爱是无限的。其实我们完全不值我们所得到的恩宠,是totally unworthy(完全不值得),如果你认为worthy(值得),那么你就是傲慢。人类与上帝(终极实在)相比完全是unworthy,是没有价值的,基督教的这种思维很强烈。儒家当然很不同。但儒家也讲敬畏,比如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这种畏讲起来就是敬畏,但唐君毅先生曾提出,在哲学领域有这种敬畏感就很难进行研究。他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一观点,当时遭到很多的质疑。你敬畏的话就表示你不能客观,你不能消除你的感情,你批判的力度就不会很大。这样,敬畏本身就成为一个负面的价值,所以,在科学研究上应该把它剔除掉。要做到disinterested,在一种完全没有感情色彩的心态中进行研究。不仅自然科学应该这样,哲学研究也应该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儒家对“天”远没有基督徒对“上帝”那么谦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从神学最基本的预设所导出的人和终极实在的关系,在儒家这条思路里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完全彻底的谦卑,因为儒家之天人关系不同于基督教之上帝和人的关系。这又牵涉到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问题。我基本上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断定没有外在超越,就没有超越性。有人甚至认为,只有一种外在超越方式;并且进一步断定,必须把上帝当做完全的他在,the wholly other。这个在基督教神学里太重要了。对于信仰问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有一个观念,他把亚伯拉罕当做信仰的武士。亚伯拉罕在他的信仰过程中是从来没有质疑过上帝给他的命令的。特别是absurdity(荒谬),就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在人的理智看来越是荒谬,越能体现对其信仰的考验。假如他的理智能够了解,那就没有信仰的问题了,没有信仰的飞跃,所以克尔凯郭尔讲的信仰的飞跃非常重要。这牵涉到相当复杂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旧约》里上帝让亚伯拉罕牺牲他唯一的孩子(他是晚年得子),这里面有上帝的允诺,上帝是在考验他对自己的信念。现在这在犹太神学里(还不是在基督教新教神学里)有很大的争议。有一派神学家对此有新的诠释,以前不是主流,现在影响越来越大,就是说上帝在考验亚伯拉罕时,要他对上帝的考验做出质疑,要亚伯拉罕和上帝进行争论,你怎么让我做那么荒谬的事情?我不应该做那么荒谬的事情,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那么做。从这条思路看,上帝对亚伯拉罕是非常失望的,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观意愿的,不能够质疑上帝的人。这是犹太的老传统。这个传统中最突出的是约伯。约伯一天到晚在跟上帝吵架:我这么好的人,你怎么把我折磨到这个程度?他一直在抗议和叛逆。

在《旧约》的传统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人和上帝之间不仅是对话关系,而且有的时候是一种辩难的关系。根据他们这种新的解释,上帝一直希望亚伯拉罕做出抗议,但他不仅不抗议,还坚信到底,一直到最后把刀都拿出来了,上帝说不要做了。意思是上帝对他是非常失望的,你应该质疑,应该把理性的价值充分体现到最高,一直到理性不能达到的程度,才有mystery(神秘)的出现,才有上帝价值的出现。如果你不用理性,你就违背了上帝创造人的初衷。你本是主宰万物的人,结果成为像奴隶一样对上帝的声音不表示任何质疑的人,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两个思路非常不同。(www.daowen.com)

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她也跟普特南和史华慈一起念书,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叫Galia Patt-Shamir,她最近出的一本书就讲犹太教和儒家的对话(To Broaden the Way:A Confucian-Jewish Dialogue),该书就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原来我帮她写序的时候,我站在儒家的立场对亚伯拉罕牺牲儿子的故事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质疑。康德也有这个质疑。康德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方式[2],认为它是完全不合理性的。可是这个书的编辑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电子邮件,说在犹太教里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争议,你不能把它弄得太绝对,后来我就讲得比较温和。其实那位作者,我的学生Galia喜欢原来的版本,而不是后来修改了的版本,但最后出版用的是修改了的版本。

这就牵涉到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预设,人与上帝之间有无可逾越的鸿沟,以及面对上帝的无限权威、无限价值和无限意义,人是一钱不值的,完全是worthless(没有价值的)。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预设的。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不管是从演化的方式出来的,还是从创造的方式出来的,都有其尊严。所以,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说,如果人是演化产生的,天地就是人的父母;如果说人是一代一代生出来的,那父母就是天地。所以,张载他们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作为人存在于宇宙大化之中,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不仅要尊重我们自己,还要认为人是天地的精英。从周敦颐讲起,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但人是自然界用最精致的素材逐渐创造出来的。人的出现是宇宙大化过程中最后一个阶段,人出现以后要直接参与宇宙大化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应该有非常深刻的责任感。天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是对话关系,天人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思维面对基督教的思维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预设,我在讲宗教性问题时提到,“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在基督教的预设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全知、全在、全能。所以基督教里出现了theodicy(神正论)的问题,那就是:假如这样,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悲剧?纳粹统治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问题。

据儒家解释,这些都是人为的。“天”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得已的。天可以悲,天甚至可以哭泣,但人做出荒谬的事情自己要负担责任,因为你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最具暴力的破坏者。所以,人在“畏”天命的同时还有个责任问题。如果严格地说,人之所以能得救,完全靠上帝的恩宠,而人绝对是worthless,是绝对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人要上帝帮忙才能有价值,其他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不良效果,那就是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上帝全知全能,所以我没有任何责任可言。

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中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悖论。加尔文最基本的信念是命定论,你能不能得救,跟你完全没关系,上帝的恩宠是命定的。但是一个人认为他是上帝的选民,而且这一点必须在他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在神学里这是根本站不住的,因为在你行为里的任何善行,在上帝的眼睛里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希望被选的信徒便自觉努力,不断自我提升,所以工作伦理就体现出来了,他非常勤奋。正因为我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我很希望成为上帝的选民,我要在我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我不能堕落、懒惰,不能吃喝玩乐。这种work ethics(工作伦理)其实和神学本身的推理并不相容,但是它却凸显出来了。在悖论里面,在张力和矛盾中间,它突出了它的特殊价值。所以,从韦伯那方面看起来,儒家的问题是,你已经入世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世界,你成为世界的一个消极参与者,因此你转化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受到韦伯的影响,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儒家从孔子、孟子开始就严肃对待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所以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我根本就看不起。因为我的游戏规则和你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我的承诺和你的承诺不同。我替天行道,上天在我这一边。这种态度有傲慢的一面,也体现出一种风骨、气度或者说批判能力。儒家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尊严和责任。所以,不能因为上帝是完全超越而外在的,信徒们改变现实的力量就一定大。基督教认为,在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并以那个精神世界的完美对人伦世界的丑恶进行批判,这是它的资源。儒家不同,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3]他没有想象一个外在于人伦世界的精神领域,不是向往彼岸,不是向往未来的天国,他必须在这个世界里来转化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不同的敬畏的方式,不同的和终极实在(“上帝”或者“天”)进行对话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不能判断它们的优劣,在有些方面,甲优正好是乙劣;在另一些方面,乙优正好是甲劣。不同宗教和思想可以互相对话。当然,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大,而西方文明的影响是宰制性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儒家在最近一两百年的现实政治中确实是妥协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是否必然如此?比如,往前看进一步的发展,西方文明可能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来?从这方面讲起来,你就不能判断它们的优劣,它们可能走出不同的路来。至少它们可以互相参照,甚至互相学习。

除了人和天的对话,儒家最明显的表述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还有人和上帝的对话,不管是《旧约》里谈到的对话还是《新约》里谈到的对话。到了21世纪,我们不仅要进行直线的对话,还要进行横向的对话。我们承认多元性和多元主义,但不接受相对主义。另外,在多元文化、多元思想的背景下,有各不相同的思路,它们可以互相参照。因为是多元的,所以世界的文化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各派思路各有利弊,比如,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各种思路就各有利弊。儒家有很多资源可以矫正基督教的错误,例如,儒家不像原来的基督教那样主张宰制自然;基督教也有很多资源可对儒家有所启示,比如对超越的上帝的一种特殊的崇敬感,这在儒家里面力度不够。若承认力度不够,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增强你的敬畏感?而你的自我期许甚高,人如何才能参天地?你要具有一种责任感,责任感必须和傲慢、偏激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个可能性当然有。所以说周文王忧患意识,孔子对天的敬畏,甚至到宋明儒学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一定导致人的傲慢,以及人对自然大化缺乏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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